【作者簡介】

陳翠蓮，一九六一年生，台灣台北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碩士、博士。但其研究領域一直不脫台灣史的範疇，碩士論文寫的是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化協會，博士論文則是研究二二八事件，其博論後更整理出版為《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是書可說是二二八事件全景研究必讀的重要資料。早在《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一書中，陳翠蓮已經讓讀者見識其「透過政治學理路豐富歷史研究」的研究功力，而今出版的《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書，更是理論結合實務研究的上乘之作。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二年擔任自立晚報記者，見證了台灣由威權轉型到民主的過程；一九九五至二○○五年任教於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二○○五年迄今任教於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內容簡介】

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何時出現全台灣為規模的集體意識？何時開始以「台灣人」自我命名？又如何思考群體的處境與未來？以近代國家的概念來看，即是國族主義與國族認同問題，這在任何國家的政治史上都是最核心的議題之一。

一九二○年代日治中期以來，知識份子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為號召，對抗日本殖民帝國統治；二次大戰結束，迎來了祖國政府，卻在短短時間內爆發全面性抵抗，台灣人國族認同受到劇烈衝擊。從一九二○年代至一九五○年代，是台灣政治史上國族主義初始形成的重要階段，本書從政治與文化、情感與理性兩大主軸，分析此期間台灣人的國族主義與認同傾向，並探討菁英與群眾的、平時與戰時的、正式與非正式的反殖民抵抗行動。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作者分析了前人在「台灣人認同」領域研究中的種種盲點與不足，並提出有別於以往「日本／台灣」、「中國／台灣」二元性對立拉扯的理論架構，在日治時期文化抵抗上應以「西洋／日本／台灣」、在文化認同上應以「中國／日本／台灣」的多元並立架構切入解讀。此一概念並不斷出現於往後的各章之中，為貫穿本書的核心理論。

第二章　自治主義的進路與侷限　

作者分析作為非武裝抗日濫觴的「六三法撤廢請願運動」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兩者間的轉折與背後的意義。

第三章　以文化做為抵抗戰場：《台灣民報》中的台灣文化論述（1920－1927）　

  作者以「西洋／日本／台灣」的並立觀點指出日治時期台灣人反殖民文化抵抗中的開放性與現代性。作者指出，在反殖民運動中，被殖民者往往走向具有排他性的民族主義路線，但在日治時期台灣的反殖民經驗中，表現出高度的開放性，透過傳播媒體引介西洋文化以豐富台灣文化，以文明抵抗殖民。但在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仍不可避免的與傳統文化發生衝突。

第四章　菁英與群眾：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與台灣農民運動　

  作者以「資源動員理論」（resoruce mobilization theory）檢視日治時期台灣的農民運動，指出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確成功包裝塑造出農民運動的議題，但一般農民在運動中也並非只是盲目的追隨領導運動的菁英階層，隨著運動訴求的達成或妥協，農民也自主的退出運動。的確二一二事件的大逮捕摧毀了農民組合，但在比二一二事件更早之前，以農民組合為主要領導階層的農民運動就已經開始走下坡。

第五章　想像與真實：台灣人的祖國印象　

  作者以謝春木、黃旺成、吳濁流、鍾理和等四人所書寫之中國經驗做為考察目標，指出此四人在體驗中國時的他者思維，一方面因為日本統治下的「殖民現代性」而厭棄於中國的落後與「非文明」，一方面卻又逃不開中國做為「父祖之國」的孺慕之情，為眼前的落後與非文明辯解並寄予期待，體現作者所謂「中國／日本／台灣」的多元文化認同拉扯。

第六章　戰爭、世代與認同：以林獻堂、吳新榮與葉盛吉為例（1937－1945）　

作者分別以林獻堂、吳新榮、葉盛吉等三個不同世代的日治時期台灣人為座標點，考察不同世代台灣人在日治後期戰爭開始後的認同傾向。【1】生長於清領時期，畢生領導文化抵抗反殖民運動的林獻堂，在日漸升高的皇民化運動壓力中只能逃避閃躲消極抵抗，並暗自以保存台灣傳統文化為己任；【2】稍晚於林獻堂的吳新榮雖然在語言使用與改姓名上搖擺妥協，但仍堅持不以文學為皇民化運動服務；【3】最年輕的葉盛吉雖然因為強勢的戰爭宣傳而右傾，但仍在旅日留學的過程中，因為與中國留學生的接觸而喚起自身的祖國認同。此三人的認同雖然都在日治後期的戰爭宣傳與動員中歷經搖擺震盪，但最終都以各自的方式立於日本殖民者的對立面。【4】荊子馨在《成為日本人》一書中所謂「不當日本人不行的集體性心理壓力」，對照在此三人身上，便可看出其說法的武斷與失真。

第七章　「新生台灣」的頓挫：延平學院創立始末　

第八章　戰後初期台灣人的祖國體驗與認同轉變　

作者以「再殖民」的觀點檢視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種種對立與錯亂，中國以戰勝者的優越待之以台灣，以不通祖國文化與國語而鄙視、歧視、不信任台灣人，甚至大發「台人奴化」的論調，台灣人期待「脫離殖民」、「當家作主」的希望落空，終於釀成二二八事件全島蜂起。

【自序】 陳翠蓮：在困惑中前行

現在回想起來，會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其實是為了替自己所經歷的種種困惑尋求解答。從小，我就是黨國教育的成功例證。曾經因為說得一口標準的國語被認為是外省人，而沾沾自喜；台美斷交時，將當局印發的「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標語貼在案頭，晨昏惕勵；美麗島事件發生，複誦著媒體的報導，嚴厲聲討黃信介、施明德等「居心叵測的陰謀份子」。但是，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嚴重衝突著，每每在晚飯時與父親激烈爭辯，弄得全家人食不下嚥；父親幾次脫口提到我從未聽過的二二八，都被母親急急制止；看著女兒充滿政治熱情，母親憂心之餘總是交代「有耳無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直到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家滅門血案發生，讀著報紙的報導，像是遭到五雷轟頂般地震動，我彷彿看到過去所相信的世界與真實世界在眼前迸裂出一條縫隙。這年，正當高三下學期，聯考的壓力摻雜著思想的混亂，我常常在週六下午，揹著書包站立在西門町的天橋上，看著川流不息的人潮，心中卻感到異常的孤獨。

大學進了政治系，青春的喧鬧中抹不去南北差異，還有詭異的職業學生打小報告的猜疑。台中貧農出身的學友用老舊的摩托車載我奔馳於黨外政見會場，在凜冽的氣氛中，感受民主運動人士壓抑的熱情與卑微的訴求；又受邀進大學論壇社，在與社團朋友們的活動中，默默聆聽異於我成長經驗的南方觀點。直到進了政治所，才真正開始接觸台灣史。碩二選修曹永和師首次在台大歷史所開授的課程，課後他還帶領我們研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王育德的《台灣》等日文書籍，驚訝於台灣也有歷史。初次感受到自己與腳下這塊土地的歷史連帶感，則是經由李喬的小說《寒夜三部曲》的引領，燈下夜讀，當總督府檔案中的大湖事件竟在小說中重現，進入歷史情境的年輕心靈不禁震顫而涕淚縱橫。

此後，我努力透過學術研究為自己解惑。例如，碩士論文以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為主題；博士論文探討二二八事件；多次與情治機關錯身而過的經驗引發我做了一點戒嚴時期情治機關的研究；而初中就讀延平中學時的種種記憶與疑惑，催促我做了延平學院的歷史追索工作。近年來的研究焦點集中在日治中期至戰後初期台灣人的認同議題上，這是我的碩論與博論尚未回答的問題。自2001年暑期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擔任訪問學人以來，得以將所思所惑就教於諸多台灣史研究先進。同年起，並參與許雪姬教授主持的林獻堂日記解讀班，除了優游於每週一下午的時光，享受知識與學習的單純樂趣之外，與解讀班同儕所進行的種種討論，也對本書各個主題的形成與釐清有莫大幫助。2005年夏，我從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轉任於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與台灣史學術社群更有機會密切互動之餘，也藉著各種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初稿，尋求先輩們的賜教。本書可以說是上述學術活動的具體成果。

本書得以完成，要感謝林獻堂日記解讀班的諸師友：除許雪姬師外，還有楊麗祝、鍾淑敏、林蘭芳、高雅俐、連憲升、張季琳、何鳳嬌、曾士榮、鄭麗榕、李毓嵐、劉世溫、林丁國、陳世榮、黃子寧等人，在每週一次的討論中總能令我有意外的收穫。尤其要感謝曾士榮，他慷慨出借了吳新榮日記、葉盛吉日記影本，使得書中部分章節得以順利完成。其次，論文發表過程中，包括黃富三教授、許雪姬教授、陳芳明教授、柯志明教授、李筱峰教授、下村作次郎教授、張修慎教授、吳叡人教授等人都給予許多寶貴意見。同時，我所任教的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薛化元所長與諸同仁的寬厚配合；好友張隆志的精神鼓勵，都令我銘感在心。此外，十分感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提供了多年的研究計畫補助。

本書得以出版，特別要感謝曹永和文教基金會與遠流出版公司的協助。尤其是遠流公司的翁淑靜、石家瑜、高巧怡三位細心排版校對、編按索引；副總編輯周惠玲小姐安排出版事宜，辛苦備至。宋文彬先生、張良澤先生、張德南先生、葉光毅先生、鍾鐵民先生、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古文書室與遠流資料庫，慨借照片與圖片，使本書增色許多。在此一併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