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話、空話、大話、套話這類“官話”成為一種衍續成習的病態 

    宋惠昌（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最近有個報道，說某縣安全監督係統照抄另外一個縣的工作匯報被查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在我們的工作匯報裏、講話報告裏，有很多空話、大話、套話。就我觀察，一些所謂“正式”場合的領導報告、工作匯報，很多人發表講話、撰寫文章，假話、空話、大話、套話屢見不鮮。 

    改革開放30年來，人們的思想作風呈現出了嶄新的面貌。比如說，“文革”期間那套惡劣的“會風”、“文風”，受到了大多數人的唾棄。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組成部分的“會風”、“文風”，真正的改革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舊東西不是那麼迅速、那麼輕易就能被掃除掉的。以“假話、空話、大話、套話”為特點的“會風”、“文風”，遠未絕跡。 

    肖立輝（中央黨校政法部副教授）： “官話”因其為官場所廣泛使用故名。後來官話的含義發生了變化，成為“官腔”，即官場中冠冕堂皇的門面話，或當官的找借口，冠冕堂皇地對群眾敷衍或責備的空話套話。在這裏，“官話”指那些觀點正確，但無實質性內容的空話、套話、大話、假話、廢話。虛而不實即為空，空而有序即為套，大話、空話、套話即使正確也是廢話。

    王兆貴：任何圈子有它自己的一套話語係統。話語係統的規則是內在的，隱性的，它並沒有明文規定，也沒有強制你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該怎麼說，不該怎麼說，但在一些政府機關裏，你如果不能與通行的話語規則保持一致，率性而言，口無遮攔，就會成為領導和同事眼中的異類，甚至會招惹是非、遭遇麻煩。新進機關的年輕人，由于看不出機關的話語中還有“機關”，常常是惹人竊笑還不知就裏。因為這種潛規則在明面上看不出來，使得機關話語係統就像“虛症”、“暗疾”和“隱痛”一樣，成為一種衍續成習的病態，很少有人能夠不為其所困。 

              官場中的假話、空話、大話、套話，實質上是思想作風問題 

    宋惠昌：如果我們認真挖掘這種官場話語的深刻根源，就可以發現，“假話、空話、大話、套話”之所以成為痼疾，說到底是由于我們的那些“領導者”、“作者”缺乏基本的民主意識。有些同志在發表講話、撰寫文章的時候，常常是以人民群眾的教育者自居，以為自己的任務就是教育人民群眾、訓導人民群眾，這樣，就必然要顛倒自己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他們缺乏基本的民主政治意識。在這種思想狀態下，他們發表講話、撰寫文章的時候，總是覺得自己比群眾高明很多，而人民群眾和一般幹部則水平低、知識少。所以，他們在發表講話、撰寫文章的時候，就必定儼然是一副“高級領導者”和“教師爺”的架勢。 

    大量的事實說明，官場中的“假話、空話、大話、套話”現象，實質上是個思想作風問題、思想方法問題。如果再進一步研究會發現，“假話、空話、大話、套話”之所以能夠成為痼疾，其深層次的原因還有文化修養方面的問題。我們如果探究某些同志講話、文章中“假話、空話、大話、套話”歪風的形成原因，就能夠發現，這種風氣的形成是由于這些作者缺少“文化”。其表現就是，他們的講話或者文章，只是一些幹巴巴的“原理”、“原則”，一般化而又空洞的“宣傳”；如果要求再高一些，則應該指出，這些報告、文章充滿了生硬的說教，缺少必要的幽默感。這樣，他們的最大本領就是用一些假話、空話、大話、套話，來應付聽眾和讀者。 

    肖立輝：如果哪個地方的領導，特別是一把手喜歡講官話，那他的下屬和身邊的人必然投其所好，以“官話”應對。如果這個一把手喜歡聽讚揚的話、肯定的話，很快便在他的身邊經常會響起無邊的吹捧和“形勢大好、領導有方”的恭維話。久而久之，當地的官員會養成聞過則怒的壞脾氣。 

    另外，不敢講真話也與人性的弱點有關。從人性的弱點來看，大家都願意被讚美、被吹捧。同時，趨利避害又是人的一種本性。歷史給我們留下了很多說了真話而“小則丟官，大則丟命”的故事，比幹直諫被剜心，司馬遷說真話遭宮刑，等等。 

    王兆貴：空話、大話、套話、假話之所以成為痼疾，原因還在于說這些話既省事又保險。從古到今，官場文化都崇尚四平八穩、圓滑老到，講話自然也要追求穩妥。受我國古代官場文化的影響，在機關的話語係統中，“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廢話俯首皆是。作為人類交際的工具，語言是心理活動的外在表述。但是，一個人的心理活動往往不可能完全如實地表達出來，也就是說假話不可避免的原因。于是，大家說同樣的假話，不說還不行；彼此知道是假話，不信也不行。人們都討厭說假話，又都需要說假話。由于大家都說假話，法不責眾，也就不必擔心說假話會被揭穿或受到懲罰。相反，極少數說真話者反被視為異類，成了權勢者打擊迫害的對象。魯迅直言時弊，引來罵聲一片，張志新敢說真話，招致割喉之冤，可見說真話之不易。 

   官員不講真話，不僅失信于民，而且極可能因信息失真導致決策失誤，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 

    宋惠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教訓中，那種“以人民教育者”自居的傳統意識，曾經給一些執政黨帶來過災難性後果。在宣傳思想工作中，也是如此。因為如果處處是以人民的“領導者”兼“教師爺”自居，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把人民群眾看作是與自己平等的同志、朋友，與幹部、群眾交流和討論問題，而必然是居高臨下，盛氣淩人。在這樣的態度下，他們就認為只要把書本上、文件上的話搬來、抄來，再按照領導的“意圖”或者什麼“新精神”去“組合”一下，就足夠群眾和一般幹部“學習”、“領會”一段時間了。實際上他們的這些東西，是一些充滿了指令性話語和教訓式詞句的教條，令人討厭，引人反感。空話、大話、套話，實質上也是一種假話！只不過這些假話的層次“高級”一些罷了。 

    肖立輝：官員不講真話，不僅失信于民，而且因信息失真極可能導致決策失誤，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更為糟糕的是，說謊獻媚往往可以給人帶來好處，誠信篤實卻常常吃虧受氣。不講真話不僅毒化了社會風氣，更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助紂為虐，套用毛澤東的話，可謂“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所以，2004年底，中央巡視組有關同志針對全國巡視情況大為慨嘆：“一些幹部對巡視組不講真話的現象比較普遍”、“官員不講真話和腐敗是當前社會兩大危機”。 

真正徹底改變以“假話、空話、大話、套話”為特點的官場語言，一個根本出路是不斷提高我們的民主意識水平

    宋惠昌：如果真正想徹底改變以“假話、空話、大話、套話”為特點的官場語言，一個根本出路是不斷提高我們的民主意識水平，盡快根除那種空喊“民主”，而實質上卻以“偉大教導者”自居的專制主義心理，堅決根除那種居高臨下地對群眾進行“教導”、“說教”、“訓誡”的“教師爺”作風，誠心誠意地把自己擺在與聽眾、讀者平等的地位上，進行同志式、朋友式的討論、交流。這可以說是宣傳思想工作中的基本民主作風。實踐證明，這樣的民主意識修養，是根治“假話、空話、大話、套話”惡劣思想作風的一劑良藥。 

    此外，要徹底克服目前講話、文章中“假話、空話、大話、套話”這類歪風，除了從根本上解決思想作風問題、思想方法問題之外，加強我們的“文化修養”，也是一個關鍵之所在。 

    肖立輝：主張講真話是我們黨的一貫傳統。鄧小平明確提出：“要敢講真話，反對講假話。”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將“鼓勵和保護黨員講真話、講心裏話”寫進文獻。上級的態度決定下級的行為，這要求領導幹部要有胸懷和雅量，要當講真話、聽真話的表率，容忍別人講真話，尤其要認真傾聽來自群眾的真實聲音。只有在那些講真話的幹部面前，才有人願意講真話，敢于講真話，講真話的人才會越來越多。所以，有的省委領導提出：“要讓領導同志講真話不講套話，講實話不講空話，講有感而發的話不講照本宣科的話，就必須允許他講不準確的話，或者是允許他講錯話！”一時引來叫好聲一片。 

    此外，還要積極營造講真話的寬松環境。一是達成“言者無罪”的社會共識。只要是在憲法法律的范圍內，就不要去禁錮打壓。二是形成獎真懲假的激勵機制。三是建立健全說真話的權利保障機制。我國憲法雖然規定了公民的言論和表達自由，也規定公民可以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保障表達自由的立法相對滯後，要麼有關表達自由的法規層次低，要麼保障公民表達的法規權威性不夠，並且尚未建立完善的對侵犯表達自由權利行為和規范性文件的違憲審查機制，這些就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四是暢通群眾的監督渠道，健全對各級幹部的雙向考核機制。只有讓群眾人人都有發言權，置領導幹部于全方位、立體的監督網絡之中，說真話的空間才會擴大，思想解放的局面才會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