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14 〔財經頻道／綜合報導〕

中國「國進民退」似乎有加快的趨勢，自從2019年以來，受到美中對立、疫情影響，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民企控制權轉手數量又創下新高，中國媒體近期報導，統計顯示近3年來，有高達90間A股上市公司從民企變國企，數目還在逐年增長。 中國《21世紀經濟》報導，2017年至2021年4月底為止，中國A股共有491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權改變，其中，中國國有資本是最主要的買家，特別是地方國資。中國國有資本在2018-2019年集中「掃貨」，2018年國資接手控制權的轉讓案例分別佔整體逾3成，2019年更高達6成。

先前BBC曾經報導，回顧這段中國民間企業被打壓的歷史。中共在建政之後實行公有制經濟，並在1950年代透過「公私合營」，將私營企業收為國有。公私合營帶來根本性的變化，企業由資本家所有變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於領導地位，資方則喪失企業經營管理權。 1954年以後，中國的私營企業在經營上遭遇很大的困難，部分工廠或商店，除了停工、停薪，甚至歇業，迫使私營企業不得不仰賴政府的安排，接受公私合營的企業也愈來愈多。於是，銀行、鐵路、鋼鐵、礦山、電力、對外貿易等關鍵的經濟部門，幾乎掌握在政府手裡。到了1955年，私營企業已經完全失去獨立的條件，離開政府的安排，就難以生存。 1956年2月3日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一場資改工作座談會上甚至提到，「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資本家的全部財產拿過來，約計全省私營工商業的資金有1億9000多萬（人民幣），現在被我們拿過來了，國家發了一筆洋財」。

鄧小平執政 民企大擴張

到了1970年代末期，鄧小平主導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才讓私有經濟有機會再次復甦。私人企業也從當年的小攤、小販、個體經營，發展到後來民營經濟曾佔中國GDP比重超過一半。但在六四事件之後，民間企業再度受到打壓，在政治矛頭對凖民企的氛圍之下，國家政策向國企傾斜，政府也收回許多向民企開放的領域，很多民企因而破產。 私營企業驟減的情況，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才有所改善。鄧小平南巡，被認為對中國的民企有起死回生的效果。1990年代現代化企業改革，努力將政企分離、抓大放小，使得國有經濟比重大幅下降，民營經濟比重快速上升。 1999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實施「有退有進、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也就是在這次的政策指引下，出現了人們稱之為「國退民進」、「產權轉讓」的國企改革。

到了江澤民當政時期，中國也開始重視經營民間企業的人士。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三個代表」論述，以委婉的措辭表示民企老闆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2004年中國人大還修改憲法，明確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中共政權長期歧視民企

只不過，中國對於民營企業一直以來的歧視，卻從來沒有消除過。無論是黨章還是憲法，似乎都不能完全確保民營企業在政治上不會受到歧視。每當「私企退場」、「新公私合營」等說法一出現，都會引發市場恐慌。長期以來，中國民營企業家都自嘲民企是「養子」，而國企才是「親生兒子」。 2013年習近平上任後積極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雖然混合所有制理論上有4種方式，國有、民營、外資或企業員工為主，但基本上，目前來看以國有為主，將民營、外資企業融入國企才是最主要的結果。

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以後，中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愈來愈明顯。BBC報導，1名前中國國企高層指出，在2017年十九大以後，中共對民企的態度主要是收權而非放權。一方面，這是因為執政黨相信公有制，另一方面，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開始膨脹，也不再依賴外資。 從過去直接沒收民企、公私合營，走到現代由國企收購經營不善的民企，或低價搶占民企的市場，中國國資介入民企的形式已經比以前更加隱蔽。不容易貸款、員工社保和企業稅收等問題，都迫使近年來中國民營企業不得不接受國有化。

2018年2月23日，中國保監會宣佈對安邦集團實施接管，震撼市場，在此之前從來沒有類似做法。在2019到2020年間，又有多個民間企業的老闆「被退休」，例如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騰訊創辦人馬化騰、百度創辦人李彥宏、京東創辦人劉強東、聯想創辦人柳傳志等。 2020年11月，習近平2次南巡，特別強調清末民初所謂「實業報國」的張謇精神。12月上海交易所便暫停螞蟻集團上市計畫等一連串的行動，呼籲要加強反壟斷及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華爾街日報分析，習近平一向對民企缺乏信任，在此之後則是果斷出手加大控制。 該報也指出，中國政府透過幾種方式加強對民間企業的控制，首先是向民營企業內部安插更多中共黨員，接著切斷部分民營企業的信貸管道，最後是要求國有企業高管調整業務以適應國家目標。如果有民企不服，中國政府甚至會完全接管那些不守規矩的民企，直接把他們納為國有企業。

這些都反映中共高層的想法，市場和民營經濟對中國崛起固然重要，但無法預測也不能完全信任。2020年，中國引導經濟從疫情中實現V型復甦，讓中國更加確信國家計劃模式更適合管理複雜的經濟。而在美中關係緊張的背景之下，中國欲加速科技研發與美對抗，包括AI、晶片、航太等前端科技領域，也將大量仰賴國企，尤其在擁有敏感技術或高度壟斷的領域，「國進民退」的現象看來也只會不斷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