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治 2017年06月30日

二○一七年對香港有著兩個重要意義，除了「回歸」二十周年，另一個重要事件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這兩個事件分別是標誌著香港當代發展重要轉折，深深影響著香港的今日與未來。而愈來愈多的香港人，也開始從回顧歷史，尋找香港未來的新出路。

「反英抗暴」港府授勳章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正狂潮席捲中國大陸。當年四月，香港一家工廠的勞資糾紛，引發左派工會與港英政府全面抗爭。就在衝突還未平息之際，中國政府表態支持工人批判英國，這場香港工人抗爭也變成中英之間的衝突。而解放軍越界與港警英軍衝突，讓中國即將出兵收回香港的傳言甚囂塵上。

這場被中共或香港左派稱為「反英抗暴」的風暴到當年年底才平息。事後多把「六七暴動」歸因於香港左派，包括中國駐港機構新華社，受到文革極左風潮感染而左傾盲動。事件經過五十年，許多真相還沒有被揭露，當年參與事件的左派也多有所保留。而隨著九七回歸，不少暴動領導人也獲得平反，甚至引領抗爭的工會領袖楊光在二○○一年還被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

 到底周恩來對事件瞭解多少？記者出身的羅恩惠在六七暴動五十年之際拍攝了記錄片《消失的檔案》，要解開六七暴動之迷。羅恩惠採用的主要史料根據，是吳荻舟留下的《六七筆記》。吳荻舟曾任《文匯報》社長、一九六○年代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據吳荻舟女兒吳輝指出：「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期間，周恩來指示，由國務院港澳組、外交部、中央調查部等組織了『聯合辦公室』，父親負責『群眾鬥爭組』，每天把香港的事態向周總理秘書錢家棟匯報請示。」他留下的筆記顯示，周恩來相當掌握香港的情況。

中國不準備收回香港

吳荻舟筆記指出，周恩來要香港左派分紅、灰、白三線工作，紅代表左派、灰較模糊，而最發揮作用則是白線，即隱蔽的工作模式：「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吳輝指出，在父親留下的一分會議記錄中，周恩來當年五月曾表明：「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而這正符合中共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

香港在五十年後回顧「六七暴動」，其中一個意義是香港人開始重新探索本土歷史，進而藉此看清未來出路。例如，由吳輝、羅恩惠整理出來的資料顯示，中共地下黨像白蟻一樣地在香港活動，也讓人想到今天中聯辦與許多未曝光地下黨員的角色。中聯辦前身新華分社，它另一個身分就是中共港澳工委，也就是在香港指揮六七暴動的中心。

   「六七暴動」影響香港之後半世紀的發展。當年也是左派青年的李怡曾參與六七暴動宣傳戰，但後來脫離左派。他回顧這段歷史說：「六七暴動前，很多香港人只把這裡當過客；六七暴動卻發現中共根本沒能力收回香港。」一個現實原因是當時中國沒錢，而香港是中國重要外匯來源，所以毛澤東拍板說「香港還是那樣子」。「香港人清楚看到這點，這個地方是可以長期生活認同的地方。」李怡指出。

麥理浩開啟香港黃金十年

另一方面，「六七暴動」影響了港英政府對香港治理心態。過去香港人不關心在地政治，殖民者覺得民眾都不把這個地方當自己的家，為什麼他要在乎？「六七」之後，港英政府最主要的改變，表現在一九七一年底上任的第二十五任港督麥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為香港帶來的「黃金十年」。

麥理浩是中國通，四九年前駐過福州、漢口，去香港前駐過越南。對香港史頗有研究的劉細良說，麥理浩對香港的建設是從帝國利益出發，他到香港時，就想到未來要和中國協商香港前途問題。「他把香港打造成一個模範城市，一個對中共而言會下金蛋的鵝，就是為了延續對香港的管治。」

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備高素質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準的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以至在它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對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這可幫助爭取額外的時間，令中國的情況逐步演進，甚至影響中國政府令它考慮或者日後在它的主權之下繼續給予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而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英國與其他國家在這殖民地的利益。

麥理浩不只開展地鐵、海底隧道、新市鎮開發等硬體建設，並推動社會福利。更重要的是展開行政改革，建立一個以行政主導的諮商民主。劉細良指出，麥理浩用「民生抗共」而非「民主抗共」，建立官民溝通的管道，要贏得民心。今天香港成了一個國際金融貿易中心，是在麥理浩十年建設的基礎上、於一九八○年代發展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