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是一份禮物

精神分析學家 斯蒂芬•格羅斯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馬特(Matt)的父親打電話給我，因為數周前馬特拿著一把未上膛的發令槍，指著一位正因其擾亂秩序而試圖拘捕他的警官。馬特目前涉嫌嚴重違反槍支管理法，但他在獲得保釋後繼續恣意胡來。他違反保釋條件，出外與朋友們喝酒，有時好幾天不回家。他還與人打架。身為教師的馬特父母開始接受一個前景：馬特可能會坐牢。

馬特的父母在馬特兩歲時領養了他。馬特的父親告訴我，據他瞭解，馬特幼時的生活是這樣的：馬特出生後不久，當時只有17歲的媽媽就帶著他離開了外祖父家，最初呆在一家緊急收容所，隨後就四處漂泊。馬特的媽媽是位癮君子，沒有能力照顧他。營養不良、體弱多病的馬特在1歲時被送進了兒童福利院。在被領養前，馬特曾經被寄養在幾個不同的家庭。從很小的時候起，馬特就是一個不易相處、脾氣倔強的孩子，正因如此，他的養父母決定不再領養其他孩子。

數天后馬特來看我。他大大咧咧地坐到我對面的椅子上，開始暢談起來。他向我說起，社區內有一對兄弟倆正想找他麻煩——這兩人曾用刀捅過他認識的某人。馬特的情況令人擔心，但聽著他的敘述，我開始注意到自己並沒有特別擔心的感覺。他的話音宏亮而清晰，但我發現自己很難聽進去。我很容易感到神思恍惚，不由自主地考慮起自己打算在午飯時間辦的一些雜事。事實上，每次我打起精神思索馬特的故事，就好像在夢裡爬山一樣。

某人說的話與他帶給你的感覺存在落差，這種情況並不少見。想想你的朋友在你情緒低落的時候給你打電話，他一副鼓勵、支持的口吻，但結果讓你感覺更糟糕。馬特說的話完全不同於他帶給我的感覺。他描述的生活很可怕，但我不擔心他的安全。我一反常態地有種超然的感覺。

為了理解自己對馬特的漠然和他的處境，我想像了馬特幼年時的一系列場景。我看到一個嬰兒在大聲啼哭——我餓了，喂喂我；我尿尿了，給我換尿布；我害怕，抱抱我——而他的媽媽卻對他不理不睬，沒有任何反應。我認為，馬特幼年經歷造成的一個後果可能是，他不知道怎麼讓別人關心自己，因為他沒有從自己的媽媽那裡學到這些。他似乎從未獲得我們大家都需要的一個技巧：讓另一個人關心我們的能力。

馬特感覺怎樣？他似乎也不關心自己的處境。當我問他對自己被捕怎麼看時，他回答道，“我感覺很酷，怎麼了？”我再次努力道，“你似乎對自己並不是很焦慮，你當時可能會遭到槍擊。”他聳了聳肩。

我開始意識到，馬特不會表達自己的情感。在我們兩個小時的談話中，馬特似乎要麼借用我對他的情感的描述，要麼從別人的行為來推斷自己的情感。例如，他說自己不知道為何要拿槍指著警官，我提出他當時也許很生氣。馬特就回答稱，“嗯，我很生氣。”“當你生氣時你感覺怎麼樣？”我問道。“你知道的，員警他們對我非常生氣，父母對我非常生氣，大家都對我非常生氣。”他回答道。“但你感覺怎樣？”我問道。他告訴我，“他們全都對我大喊大叫。”

通常來說，潛在的病人來找精神分析學家是因為自己直接感到痛苦。在這個病例中，打來電話的是馬特的父親，而非馬特本人。馬特在幼年時就學會麻木自己的感覺，並且不信任那些提供幫助的人。我們的這次見面並沒有什麼不同。馬特在情感上沒有感到足夠的痛苦，不足以打消他的疑慮，接受下次再來的提議。

1946年，內科醫生保羅•布蘭德(Paul Brand)在一家麻風病療養院工作期間發現，麻風病的“毀容”並非疾病本身造成的，而是由感染和受傷逐漸導致的，

而病人之所以會感染和受傷，是因為他們感覺不到疼痛。1972年，布蘭德寫道：“如果可能的話，我要送給麻風病人一個禮物，這個禮物將是疼痛。”

馬特患上了某種心理上的麻風病：他無法感受自己情感上的痛苦，永遠處於持久的、或許致命的自我傷害的危險之中。

就像有時做完一個棘手而讓人憐憫的診療後所做的那樣，馬特離開辦公室之後，我走到街角買上一杯咖啡，然後回到診療室上網，隨便看一些內容，不再去想馬特的問題。說實話，我們每個人都有點像馬特。某些時候，我們都會努力壓制自己的痛苦情感，但當我們成功地做到麻木不仁的時侯，我們也失去了明白究竟是什麼讓自己痛苦、以及為什麼痛苦的唯一途徑。A譯者/君悅

Lex專欄：痛苦指數重新受到關注

英國《金融時報》 Lex專欄

革命仍在進行。緊隨其後，人們已開始嘗試重新計算痛苦指數(misery index) .

該指標是失業率和整體通脹率簡單相加的結果，在上世紀70年代滯脹期間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根據這個理論，如果兩個衡量經濟福祉的基礎指標同時惡化，人們就會猛然失去耐心。民主政權將輸掉選舉；獨裁者將遭遇革命。因此，這可能有助於說明，食品價格高到什麼地步就有可能演變為政治動盪。

為表示對這一理論的支持，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指出，2010年底，突尼斯和埃及的痛苦指數上升了20%。相反，亞太地區應是全球最快樂的地區，拉美次之（一些國家例外）。

有4個大型發展中國家的痛苦程度超過埃及：委內瑞拉、南非、印度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可能還有委內瑞拉）的政府看上去較弱。發達程度相當之高的西班牙的痛苦指數高於印度或巴基斯坦，這更為令人困惑。但大型黑市的存在可能意味著，20%的失業率有些誇張。興業銀行指出，上世紀90年代初，西班牙的痛苦程度甚至更深。當然，西班牙選民擁有民主選擇，因此他們不需要遊行示威。但該項資料表明，這個歐元區週邊國家正在遭受的痛苦可能會造成政局不穩。

至於美國，痛苦指數去年達到13%的峰值水準（當時茶葉黨(Tea Party)運動正越來越受歡迎）；這個數字如今為11%，低於雷曼(Lehman)破產前的水準。儘管這一水準較高，但通脹仍在控制之下，失業率似乎已達到峰值。鑒於在2008年之前，美國的痛苦指數在個位數保持了15年，奧巴馬(Obama)政府肯定希望在下屆總統大選之前該指數能進一步下滑。Lex專欄是由FT評論家聯合撰寫的短評，對全球經濟與商業進行精闢分析  譯者/梁豔裳

被害妄想症原是一面盾牌

英國《金融時報》 斯蒂芬•格羅斯

28歲的單身女性艾曼達•P去美國出差回到倫敦。她在紐約呆了10天。她一個人住。到了家門口，她放下箱子，把鑰匙插進門鎖，這時，一個念頭冒了出來。“我想像著——就像在看電影一樣：轉動鑰匙會觸發起爆器，把整個房子爆飛，門板脫開絞鏈砸向我，當場把我殺死。我想像恐怖分子躲在我屋子裡，精心地佈置了一枚炸彈，要殺我。我為什麼會有這麼瘋狂的想法呢？”

再來看看這些稍縱即逝的胡思亂想：蘿拉•G要去見她的老闆。由於兩人好幾個禮拜沒講過話，蘿拉以為鐵定要被炒魷魚了。可是老闆卻說要給她升職加薪，這讓她目瞪口呆。喬治•N在沖澡時，偶爾會心生驚恐，害怕有人會拉開浴簾，殺掉他，“簡直就是希區柯克影片中的精神病患者”。

我們大家——或者說大多數人——都有過不切實際的幻想，只是我們極少承認，就算是對密友或愛人也不願提起。我們會覺得很難，甚至是沒法開口。我們不知道這些幻想意味著什麼，或說明了自身的什麼問題。難道是預示著我們即將崩潰？還是短暫性的發瘋？妄想性幻想是正常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形形色色的理論對此進行了解釋。有一種理論認為，妄想使我們得以擺脫某些激烈的情緒。憤怒被無意識地投射了：“我不想傷害他，可他要傷害我。”還有一種理論認為，通過幻想，我們得以否認自己心裡不該有的愛戀：“我不喜歡他，我討厭他，他也討厭我。”這兩種解釋或許都說得通，但似乎都說得不夠透徹。

任何人都可能變得疑神疑鬼，產生被背叛、嘲弄、利用或傷害的非理性幻想。不過，沒有安全感和孤獨寂寞的人更容易出現這種症狀。最重要的是，妄想性幻想是因為感覺“沒人關心我”而產生的一種反應。

換句話說，妄想性幻想令人不安，卻具有保護作用。這種幻想使我們不至於跌進更悲慘的情緒之中，感覺“沒有人關心我，沒有人在乎我”。“某某人背叛了我”的想法，為我們打消了“沒有人惦記我”這種更痛苦的想法。士兵普遍患妄想症，一個原因就在於此。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壕裡的英國士兵認定在他們後方繼續耕地的法國農民暗中給德國炮兵部隊發信號。在《世界大戰與當代記憶》(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一書中，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記載了士兵們普遍的想法：那些農民為德國炮火指點英國陣地的位置。“在兩次大戰中，一種普遍存在但就我所知從未得到證實的想法是，戰場後方的法國人、比利時人或阿爾薩斯人用各種複雜、巧妙而準確的方法，給遠處的德國炮兵傳送信號。”一架隨意轉動的風車，一個男人牽著兩頭牛走進田裡，一位洗衣女在繩子上晾衣服，在士兵眼裡都成了令人驚恐的暗號。事實證明，被人背叛的感覺沒有被人遺忘那麼痛苦。

上了年紀後，患嚴重精神障礙症的可能性下降，但患妄想症的概率卻上升了。我在醫院裡聽到大爺大媽們抱怨說：“這裡的護士想毒死我。”“不是我忘記把眼鏡放哪兒了，肯定是被我女兒偷了。”“你不會相信，但我可以保證，我的房間裝了竊聽器，他們還在查看我的郵件。”“送我回家，這裡不安全。”誠然，老人會受到家人的虐待和哄騙，受到護工的欺辱，所以仔細聆聽他們的恐懼很重要。但更經常的情況是——就跟戰壕裡的士兵一樣，老人對被人遺忘怕得要死。往昔漂亮迷人、地位崇高的男男女女發現自己越來越沒人理會了。根據我的經驗，妄想性幻想往往是對被世人漠視的反應。在妄想症者的意識裡，有人在想著他。

我請艾曼達更詳細地說說她從紐約返家的情形。“我喜歡我的房子，但有時我真的討厭只有孤零零一個人，而出差回家就是這樣一個時刻。我打開門，看到地毯上躺著這十天來的信件，冰箱裡空空如也，屋裡涼颼颼的，由於好多天沒人做飯，屋裡一股沒人住的味道。真讓人沮喪。”她停了一下接著說道：“這跟小時候放學回家的情景恰好相反。那個時候，我媽媽或者奶奶——或者兩人都在——會給我沏好茶。總是有人等我回家。”

隨著她的敘述，事情變得明朗起來：艾曼達暫時的妄想性幻想——轉動鑰匙，被恐怖分子炸得粉身碎骨——一點都不瘋狂。有一瞬間，這個念頭嚇壞了她，但是害怕為她驅逐了孤獨。“有人想殺我”的念頭讓她感覺有人在恨她——而沒有被人徹底遺忘。她存在于某個恐怖分子的頭腦中。妄想使她不至於陷進沒人關心的災難。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