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日據時代的奴化教育

02/14/2006/09:12

華夏經緯網

http://big5.huaxia.com/la/jwgc/2006/00420361.html 　　台灣是中國一省，這是常識。2月4日，日本外長麻生太郎在演講中竟稱之為“國家”，不值一駁。但其演講將台灣“教育水準”歸功於日本殖民教育，則有必要澄清。 　　儘管麻生在2月7日為自己的言論表示道歉，稱之為“失言”，但究竟是“失言”還是“失據”？所謂“失言，指“無意中說出不該說的話”，但卻有可能是真話。而麻生外相所言，是嚴重失據。 　　麻生聲稱，“從台灣大人物那裏得知”，“我們的前輩還是在那裏幹了些像樣的事”。其實，欲知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的作為，只須對彼國歷史資料稍加瀏覽便知。 不學日語者罰款 　　日據時代吉野秀公著《台灣教育史》第12頁載，1898年6月5日，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向地方長官訓示教育理念如是：“倘若漫然注入文明潮流，養成權利義務學說盛行之風氣，則將有陷新附居民于不可控禦之弊害，故教育方針之制定必須十分講究。”顯然，這裡視“文明”為弊害，以“控禦”為目的，屬典型的奴化教育。 　　兒玉源太郎任內的民政長官為後藤新平。此人在任8年，號稱日本歷任台灣統治者最具“建樹”者，享“政界惑星”之譽。據井出季和太著《台灣治績志》第331頁，後藤新平于1903年出席台灣學事諮詢會，概括該會的宗旨是，“討論如何普及日語足矣，此即總督訓示也”。 　　正是在此教育方針下，日據時代，台灣廣設“公學校”和“教育所”，貫徹日語，盡廢漢文。鼎盛之時，專為奴化漢人兒童的公學校達661所，“蕃族”兒童教育所180處，針對成年人開辦“國語講習所”367所。尤其1941年以後，“皇民化運動”幾近瘋狂。台灣總督府規定：所有機關、學校等公共場合，禁止漢語；教師教學、學生讀書，概用日語；不會日語者不準就業；已就業而不講日語者解聘；不學日語者罰款；火車票不售與不講日語者。（見昭和13年版《台灣年鑒》）。 　　日人為殖民利益而舉辦台灣教育，卻又顧慮臺籍子弟“窮且益堅”，一朝學業反超日人，置日本殖民統治于不利。 　　據《台灣治績志》第337頁，後藤新平曾檢討英國殖民教育：“初無深思遠慮，但以教育為善事，而為之開設學校，他日致以其人之道反其人之身之果，此乃殖民政策之失誤。” 　　因此，他主張“預防如荷蘭、印度盡力於智力開發而多陷於弊害”，實行刻意防範民智開化的“差別教育”。其手段為：將日、臺學生分別就學；教育設施、教員、教材分為優劣三等：優者專為培養日人子弟，劣者專為臺人而設；針對高山族設立的“蕃族”兒童教育所，則全部由日本警察“執教”。 強迫臺民接受歧視教育 　　“差別教育”表現在教育規格方面，是對中、高等教育的嚴格控制。據統計，1944年台灣每萬人有小學生1554人，中學生44人。按此比例，僅3％的小學生可升中學。台灣唯一的高等學府“台北帝國大學”創立於1928年，但直至1945年，該校16屆畢業生中，臺人僅219人，佔總數八分之一；而居全臺人口6％的日人，其子弟卻幾乎佔台北帝大的全部！（據《台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20-1221頁，第96頁）。正是這種“差別教育”，將臺民永遠固化在“文化底層”。 　　殖民者並要求臺民對“差別教育”逆來順受。據矢內原忠雄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第170頁，後藤新平曾公開對學生演講：“汝曹如欲求與三千年來忠誠于皇國的母國（指日本）人享受同等待遇者，應以今後80年為期，努力同化于母國人，在此之前即被差別亦莫如之何，勿鳴不平。”聯想日據時代，台灣平均年齡尚不足25歲，竟設限80年“差別教育”，真可謂深謀遠慮。 　　若追溯台灣教育之業績，下列諸節似難回避： 　　其一，17世紀80年代，劉銘傳首創西學堂、電報學堂于台北。其二，日據時代，台灣近2000傢俬塾教育的頑強發展。其三，抗日戰爭爆發，部分臺胞徑奔祖國大陸求學。其四，1949年國民黨敗退，大批文化巨匠隨軍渡臺。 　　台灣“蛇毒院士”李鎮源（原台北帝大校友）回憶，“自1949北大畢業的傅斯年擔任臺大校長，任期雖然只有兩年，卻為臺大注入中國自五四以來自由主義的新精神；自此臺大校園學術風氣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