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台灣出生兒僅十六萬多，比前年銳減兩萬，創歷史新低。這數據有很多方面可探討，我想從學校教育方面來談。

試想這十六萬人、廿年後讀大學，只能滿足十二所大學所需；換言之，其餘一百三十所大學將面臨關閉的噩運。您能想像一百三十所大學廿年後消失的光景嗎？人口等比級數的降落，危及國家安全，早在八年前我在《中信月刊》〈你要生幾個孩子〉上已提出警訊，若國人不注意此問題，到時國防部沒人去服役，最後各級機關都要面臨裁撤的命運。所以昨天聯合報頭條，馬總統便以十分嚴謹的態度說：「不能等閒視之，要以國安層級因應。」

若出生人口以此等比級數持續下降，十年後大學至少要關閉六十間，因而帶來的教職員失業、勞動人口減低、學校空間閒置、老化人口劇增，台灣將變成世界上發展最快的「死城」。

另一方面，這十六萬人，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下，廿年後會變怎樣呢？我的一個兒子算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他接受完國民義務教育後，就中輟在家，因著他的中輟，他的幾個好友也跟著從高中被退學了。為何會這樣？因為他們都曾是霸凌者。我兒子霸凌的對象是老師、訓導主任、校長，因為敢嗆他們，在同學面前就是英雄。這是一般霸凌者普遍的想法。所以兒子最後換來的是好幾支大過，也畢不了業。輔導老師曾對兒子說：「你的本質不壞，未來若不成為極有成就的人，就是極惡劣的人。」我正看著他往後者繼續發展。

現行的教育體制，校長、老師只能容忍霸凌者，卻不能有更積極的作為；正如兒子在家，我們夫妻只能容忍他，卻不能有其它作為一樣，因為若有一句說得不合宜，他馬上就變臉起衝突。

若校長、家長繼續妥協下去，只會讓不公義的標準更得寸進尺；原來長輩們應是公義的守護者，最後卻成為公義的犧牲者，這是非常諷刺的現象。當更高的權柄失去保護作用時，就沒有人敢去執行公義了。

好比去年兒子和朋友看完「艋舺」，從外帶回兩把小武士刀飾品，雖然法律說「不可殺人」，但誰知哪天他血氣方剛拿出來砍人，父母也怕。台灣是有法律的，但實際手中握有刀子的人才是定訂最後規則的人；規則乃是手中握有刀子的人來執行，這是讓很多從事教育的人感到無奈的地方。至於我家最後沒辦法了便請警察來，才把武士刀事件平息。那天我看到世上有比父母更高的權柄者，乃是警察。

台灣不是沒有法律，而是灰色地帶孩子不知、也不怕法律；在他們把觸法當英雄時，被嗆的校長、老師、家長也只能當狗熊了。法律不該只給弱勢者去遵守而已，也應是強勢者去敬重的；當國家少了更大權柄者的保護，法律的公義就只能形同虛設了。

舉例而言，前面有部車子擋住後面可以紅燈右轉的車子，請問後方司機敢多按幾次喇叭嗎？他是有權可以執行號誌標準，但他也怕對方若有刀子，多按幾下喇叭，被對方不爽而拿刀子砍他，他就遭無妄之災了。在沒有更大公義者來保護的情況下，我們多半都妥協了，因而整個社會都陷入集體恐慌中，因為不知道下一個、誰的手中會有刀子。

兩個月前我剛從新加坡開會回來，那幾個晚上我從下車的地方回到飯店都要經過一條合法的「流鶯街」。我看到每個應召女都化妝得非常漂亮，等候和男人交易；在台灣，若有人多看別人幾眼可能會被嗆「看三小」，最後引來鬥毆，但在那條街上我卻感受不到有何不安，因為新加坡法律規定殺人者要被處鞭刑。

新加坡人能安居樂業，因為最大的「刀子」握在政府手中，人民應該怕的是這一把，而不是怕個人私藏的那一把。像這樣，新加坡的鞭刑絕對具有嚇阻作用，因為被打的人永遠難忘；那些看到被打的人也會有殺雞儆猴的作用。執行鞭刑的重點並非政府喜歡打人，而是政府有責任導引人民在正確的方向上學習。

記得多年前一位美國小朋友在新加坡亂塗鴨，被處六下鞭刑，經美國總統求情才減為四下，這個新聞震驚國際。我相信那事件對新加坡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教育。他們看到了一個最具體的示範──不要對抗法律；只有在法律保護下，人民才能做正經事。新加坡有了這知法、守法的環境，比世上其它獲得更多金錢卻沒有安全感的地方更可貴。所以若去問新加坡人：「廢掉鞭刑如何？」相信絕大多數的人一定都反對，因為他們多是守法的人，且清楚鞭刑是為了那些不守法的人而設立的。

因有更大權柄的保護，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學生才能勤奮學習，否則在「灰色地帶」每個人都怕來怕去，最後的結果是校長想退休、學生想輟學、老師得過且過，整個台灣便很快進入「死城」了。

當我看到新加坡年輕人時，可以看到他們對未來充滿盼望，是因他們有更大權柄的保護所致。當台灣教育提出「零體罰」時，需要政府握有類似「鞭刑」的配套措施，如此老師才能用愛的教育來循循善誘，否則零體罰只是陷老師於不義和無助之中。老師毋須跟霸凌者對幹，把犯錯者交給鞭刑處理就夠了，只要認真執行一次，大家都會學到功課。

在未來的廿年，我衷心盼望老師不必怕學生、學生也不必怕老師，而是一起怕公義的標準，如此師生們才能在正途中快樂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