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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城市性格看台北再造
2009/10/08 18:45:04瀏覽2542|回應4|推薦4

一、城市性格

都市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由於人在其中生殖繁衍、起樓造路,她便與人一樣也會經歷滄桑,具有變化的可能。如果人可以有靈魂、有性格,都市也就有靈魂、有性格。她的靈魂與性格,寫在道路、公園、標誌性建築,以及其中的人流往來之中。

分析都市的性格,最簡單的方法是以兩條線切割出四個象限,一條是商業性的或行政性的,一條是機能集中的或機能分散的。商業性且機能集中的,如紐約;商業性且分散的,如洛杉磯;行政性且機能集中的,如華盛頓;行政性且分散的,如巴黎。

如果要做出截然的區分,其實有些困難。很少人知道紐約其實是美國的第一個首都,華盛頓是在華爾街旁就任美國總統。華爾街很窄、也很短,擁有世界上最集中的巨大金融權勢,但也具有高度政治意義。縱然如此,沒有人會懷疑紐約的商業主導性格,與曼哈頓呈現的高度集中的功能性。

相對於紐約,洛杉磯的政治意味更淡得多,而雖然也有著一個高樓林立的市中心,但整個都會區更加的破碎、分散,在過去以汽車便利為前提的規劃下,一千五百萬人口的大都會甚至沒有個像樣的捷運系統。離開範圍不大的市中心,就是綿延數十里絕大多數人所居住的獨棟洋房,以及分散各處的小工業區、小商業區;很少紐約的高層公寓大樓,兩城生活型態迥異。「慾望城市」是紐約的風格,凱莉與眾女伴們平常都不開車、甚至也沒地方可以停車,與此大異其趣,若沒有車在洛杉磯幾乎是寸步難行。

功能高度集中的行政首都首推華盛頓。一條國家大廳,把所有重要國家儀典功能的建築集中起來,人們從中明確辨認國會與白宮的角色;圍繞著這個行政與儀式主幹道的是輔助性的單位,如各個部會、智庫、使館與高級住宅;再往外,就是自空中俯瞰猶如花園一般的廣大住宅區。

巴黎與華盛頓不同,也有多得多的商業機能,但比起倫敦或法蘭克福,其商業重要性相對較低,在政治上反倒顯得突出。巴黎的行政機能相對分散,由於過去作為權力中心的皇宮已變成羅浮宮美術館,各個共和國的機構只能在市區裡四處安營紮寨。總統府愛麗舍宮是塞納河北某兩線道路旁的一處舊貴族宅邸,總理府則在河南的兩線道中;參議院又躲進城市更深處的一處公園內,於是行政機能也就變得較為分散。

英國倫敦與巴黎類似,但商業氣息又比巴黎重些,且不像巴黎在嚴格的市區管制下,眾多城市機能分散於環城路的週遭,形成一撮又一撮的高樓群,而環城路以內則是以四五層至七八層為主的各式樓房;倫敦的高樓相對錯落於城市內部,規劃管制顯得較不嚴格,因此比起巴黎有著較重的商業色彩與集中性。

二、台北的性格

台北原是商業性都市,有著艋舺與大稻埕兩處市區;之後日本進行規劃,把城中建設成行政色彩濃厚的殖民政權禁地,而商業中心則在城外自成一格。日本敗退,國府遷台,基本格局未變,西門町仍是全台最為熱鬧的商業中心,南北兩側的萬華與大同為本地紳商所居,至於城內與東門町,則成了新移入的外省人聚居之地。

日本規劃、國府沿襲的台北性格,行政壓倒商業,行政權中又以總督與其後的總統為尊,代表民意的國會機構則被放置於不起眼的角落,此之謂威權色彩。在課堂中,當筆者與學生分享各國首都的規劃經驗之後,令學生思考台北有無其他可能,學生十有八九仍以總統府為首都的中心,且常要警備機關拱衛在旁,顯示此種威權規劃深入人心,難以自拔。

過去台北亦曾進行「博愛特區」的規劃競圖,然未就此威權的肌理加以探討,於是當企圖用玻璃造景、噴水池、行人徒步區、地下通道、鋼鐵骨架、迷幻彩燈等妝點威權中心,徒然顯得不倫不類,事倍功半。

但是此一行政中心,威權色彩雖仍頗重,但又已被商業力量所譏嘲。廿多年來對稱、平衡的安排已漸讓位給雜亂、隨意的的建築,北邊是巨大的新台北車站與五十層的新光摩天樓,西邊是破壞了天際線的理教公所一帶的新住宅大樓,西南邊有施工中的一品苑,東邊有前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台大醫院新館。這些建築已使過往至高獨尊的總統府處於包圍之中,於是城市的性格破毀、掙扎,免強可以自嘲為「開封」。

總體來說,台北的博愛特區有著強烈的行政性,但周邊卻又是高度集中的商業區,這與前述的幾個世界名城有所不同。近年台北的行政性逐漸被商業的性格所侵蝕,這未必是壞事;但是兩者互相干擾,就絕對說不上好。重慶南路自寶慶路以南到愛國西路,夜間幾乎是生人勿近,除了便衣,就只有北一女的學生偶爾穿行。那被各個商業性建物包圍的總統府、國防部等機關,似乎只能讓城市的中心顯得陰黑險惡,彰顯宮廷政治的神秘,而不能帶來多少助益。

總統府自己可能感到冤枉。她來得最早,本來那一塊地方就是要顯得尊榮崇高,之後的城市規劃者不能堅守前人的期許,不是總統府本身的錯。然而,木已成舟,繼續在此威權淵藪號令全國,但又要被商業權威所俯視鄙夷,總統自己難道不感到拘束與侷促?不管怎麼說,當前的台北性格,無疑是需要加以調整、改善的了。

三、分區與再造

台北的性格要往哪個方向改變呢?如果要堅持博愛特區的行政性,可以考慮把總統府改變成國會大廈,但是由於前述的同樣原因,此舉已經不再顯得可行。另方面,考慮到台灣的政治性格正日漸退位,而商業與文化的重要性日漸強烈,將博愛特區由行政性的中心轉變為文化性的中心,看來正逢其時。

具體作法,就是將總統府轉變為新的「台灣博物館」,這個新的台灣博物館最好是作為故宮博物院的一部份,或者擘畫一處展區,用以展出故宮內藏具有政權儀式性的中國傳統文物,以此在塑造「總統府」為文化中心的同時,繼承其行政中心的脈絡。這個博物館將成為台北市中心的文化之眼,連同作為商業之眼的西門町與台北車站商圈,共同成為軸線翻轉的基石。

一旦有此決定,總統府周邊的一些其他機關亦將隨之遷徙,整個城中將出現台北城建城以來的又一次大變革。該地區將成為以新的台灣博物館為核心,圍繞著國家圖書館、北一女、東吳大學與淡江大學分部、國軍歷史博物館,以及包括前台銀總行的既有台灣博物館,和包括兩廳院的中正紀念堂的廣大的文化休閒區,並與西門町和台北站前商業區相銜接,共同作為整個台灣最具有動能的文化商業核心地區,塑造首都中心的新意象。如此人流交織其中,呼吸吐納,將產生新的台北性格,並大大提升台北的觀光價值。

總統府則可遷往大直。這一方面是由於大直具有最多的可供利用的基地,包括從中央廣播電台,經過忠烈祠、七海官邸、四海潭、海軍總司令部到新的國防部等廣大的可供調配的國有土地,也是由於在當前的雙首長制下,總統在國防事務上的重要角色,同時亦顧慮到許多人念念不忘的安全性。總統府在市區內靠山面水、座北望南,亦符合傳統風水安排。坊間傳聞總統考慮將官邸遷往大直,其實整個總統府、乃至於其他一些中央機關,都可考慮一併遷往,以將大直徹底轉變為台灣的最高行政中心。許多立委對此表示贊成,決策層不管為了自己或為了台北的長遠發展,確實不妨對此有所考慮。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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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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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何處去
2009/10/12 02:08

立法院有個遷到北平東路北邊原鐵路用地的計畫,興建大樓等,預計耗費兩百餘億,只是一拖十餘年,預算始終也沒下來。十幾年前台灣有錢時沒通過的預算,現在就更難了。

監察院經過修憲後,功能已經縮小,人數也減少,其實立法院可以與監察院合署辦公,重新規劃,與行政院隔忠孝東路相望,也算是頗佳的安排。一併遷往大直也可以考慮。

立法院遷進現在的總統府,我還是贊成的,不過比起改成故宮博物院,我想故宮是更好的選擇。盡量把行政機能從城中區移開,讓城中區變成文化核心,對於台北的意象是很巨大的改變。


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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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遷總統府? 堅決反對!
2009/10/11 19:09

這批對國計民生幾乎沒有幫助的民意代表, 竟有人頭殼壞掉建議遷到總統府現址, 我堅決反對!

如果立法院要搬家, 我倒是有個好地方可以推薦, 就是現在的第一殯儀館所在地. 第一殯儀館早就被檢討要搬遷, 而且有鑒於立法院旁邊經常有示威遊行活動, 搬到任何地方都會有人反對, 如果立法院搬到第一殯儀館現址, 相信附近的居民不會反對, 因為至少比原來的送葬隊伍好. 而且立法院這麼多牛鬼蛇神, 搬到第一殯儀館現址, 應該像是回到家一樣.


時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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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國會大厦是好主意
2009/10/11 06:09

現今的總統府改為國會大廈是好主義,目前立法院的所在地,實在不太理想。

總統遷往大直,可能也不是壞主意。

版主說總統府不適合改為國會大廈的理由,看起來很薄弱。


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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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咸浩
2009/10/08 18:46
觀念平台-博愛特區與城市再造
  • 2009-10-08
  • 中國時報
  • 【廖咸浩】

     博愛特區相關討論焦點,目前多集中在元首安全與個人財產的衝突,但這個角度固然重要,卻遠不如被掩蓋的文化議題重要。但也多虧這次不大不小的爭議,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解決博愛特區問題的金鑰匙──總統府搬遷這個構想。這個構想最初在台北市的古蹟委員會曾有即興式的討論,馬總統就任後也有學者提出,但最終卻被認為純係異想天開之說。

     國民黨以昔日殖民時期的總督府為總統府,早為論者所詬病。但除了這個去殖民相關的質疑之外,更重要的是目前的總統府位於舊城中心,它的存在,確立了所有政府機關盤踞在舊城的正當性。總統府與各政府部門的不動如山,遂將整個舊城的歷史與文化牢牢的壓抑在軍事管制與官衙文化中,無法呼吸,更談不上重生。換言之,我們關心的不只是博愛特區空間解嚴的層次,更值得探討的是,如何能以更前瞻的視野讓整個台北市的「舊城區」活化,使之成為城市文化發展與觀光推動的核心。

     台灣在都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上的思考,與先進國家幾乎是背道而馳。後者多半把重點放在如何藉由文化的力量,讓舊城在原則上維持舊貌的前提下,獲得再造,並帶動整個城市以文化為先導力量的再生。都市再造的典範從巴爾的摩到曼徹斯特,都是循著上述「文化前導、以舊造新」的原則完成。即使如蒙特婁舊城區小得稱不上「城區」,都可以藉舊城區把觀光做得有模有樣,英、法、義大利那些舊城區完整的城市,就更發揮得淋漓盡致。

     而台灣所謂的都市更新,則往往把重點放在硬體的除舊布新,而將舊房子一律視為須去之而後快的眼中釘,於是,其中不少具有各式歷史意義的建築,也隨其他舊屋同歸塵土。至於都市更新過程中文化的角色則可謂絕無僅有。結果,都市愈更新愈喪失文化特色與歷史厚度,也就愈無文化氛圍與觀光價值。試問陸客到了台北到底能觀什麼光?換言之,面對愈來愈現代化的各個中國城市,台北能提供何種不同的魅力?這點如果說不出所以然,就更不必奢言立足在全球的文化觀光地圖上。

     台北市的舊城區因為種種歷史因緣,開發較慢,但也因此幸運的保存了部分的歷史性建築。不但日本時代的民造建築(台人造,如迪化街)與公共建築(日人造,如各宿舍區)仍隨處可見,清代街屋也偶能見之。這樣的資產比起許多大陸的大城市亦不遑多讓,但我們或未善加保存,而日漸傾頹,或仍不當的使用,使其禁錮於官衙文化之中。再加上東方主義的自我檢查與開發主義的盲目冒進,而致無法面對自己的文化資產,遂讓台灣的觀光資產持續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