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戰略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關鍵目標是建立一種既經濟實惠，又不會被阻止或控制的能源系統。對於臺灣來說，情況尤其嚴峻。國際知名外交雜誌(The Deplomat)邀請兩位學者菲利普·勒比隆Philippe Le Billon和蘇珊·杜羅Suzanne Duroyr針對台灣在美中兩大能源主導強權之間，如何尋求能源戰略上的平衡。

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在重新上任後宣佈國家能源緊急狀態，將化石燃料生產視為一種地緣政治武器。川普認為“能源主導地位”通過向全球市場傾注美國石油和液化天然氣（LNG），將重塑美國的影響力，削弱中國在清潔技術方面的優勢，並迫使盟國依賴。然而，在經歷了18個月後，這一戰略開始顯露出一些矛盾，尤其是在臺灣地區。

支撐美國主導地位的數字是真實存在的。得益於2005年啟動的頁岩油革命，石油和天然氣產量已達到歷史新高，預計到2025年將達到每天超過13.6百萬桶。此前，美國出口液化天然氣（LNG）的市場份額已經佔據全球市場的一半。預計到 2028 年，歐盟將依賴美國，其LNG進口將達到 80%。

然而，大量生產石油和天然氣並不等同於戰略控制。石油和天然氣的價格也受到OPEC+的決定、運輸瓶頸以及可再生能源快速普及的影響。儘管美國政府曾試圖阻礙全球氣候行動，並促使歐洲國家放棄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以及制裁、推翻或打擊被認為過於接近中國的石油國家，但這些因素仍然難以控制。

強硬措施取得成效

自美國綁架了委內瑞亞總統尼古拉·馬杜羅以來，委內瑞亞政府與美國的關係更加密切。歐盟承諾每年購買250億美元的美國能源，而日本、韓國和臺灣也表達了類似的承諾。這些購買主要出於政治和安全考慮，而非單純的市場需求。東亞和歐洲國家主要依賴美國化石燃料，因為缺乏更可行的替代方案，並且為了維護其日益脆弱的美國安全保障。此外，他們也希望避免更高的關稅，並應對由於俄羅斯和美國軍事行動造成的短缺，但這並非基於經濟因素。

與此同時，中國正在積極發展其自身的能源戰略。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清潔技術出口國，目前生產了全球約 80%的太陽能電池板和 77%的風力渦輪機，並在電動汽車（EV）電池供應鏈和超高壓輸電技術方面佔據主導地位，並控制著大多數關鍵礦物。 雖然“能源戰爭”的比喻過於簡單，但中國正處於快速發展的能源國家，有望在長遠來看贏得這場能源競賽。與之相反，美國正逐漸淪為一種依賴其軍事力量、化石燃料資源以及對國際法和氣候變化的漠視，試圖重塑其過時的能源主導地位。

當以色列和美國針對伊朗的行動引發了荷姆茲海峽危機時，這種差異變得顯而易見。美國消費者承受了汽油價格的衝擊，而中國國內的再生能源基礎設施、早期的電動汽車普及以及龐大的戰略石油儲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經濟的影響。

美國政府聲稱有超過 100 艘船隻正駛向美國港口，用於裝載美國原油。然而，中國正在經歷電動汽車出口的顯著增長。毫無疑問，美國石油和天然氣公司正在從中受益，但這些電動汽車將長期在道路上行駛。中國在過去三十年裡，積極構建了未來能源體系的基礎設施。美國仍然是化石燃料的超級大國，它必須通過制裁和軍事威脅來說服盟友和競爭對手，並且在曾經主導的清潔技術領域已經失去了優勢。

如果中國代表著“電國家”，而美國代表著“石油國家”，那麼其他國家大多處於一種尷尬的中間位置：依賴進口化石燃料，努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並對中美之間的競爭感到日益不安。

這種擔憂在臺灣尤其突出。臺灣大約 94%的能源都依賴進口，而液化天然氣（LNG）和煤炭都通過相同的海運航道進入。荷姆茲地區的事件暴露了一個關鍵的弱點：大約三分之一的臺灣的 LNG 供應受到了影響。

臺灣所面臨三個相互關聯的困境

首先是安全：如果中國對臺灣實施封鎖，將會引發能源危機和半導體危機。

第二點是需求：晶片製造廠和數據中心都需要大量的電力。僅憑臺積電（TSMC）公司，就消耗了臺灣全國用電量的約 8%，而人工智能驅動的需求預計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第三點是氣候：臺北的 2050 年實現“零排放”目標，需要將可再生能源的容量翻三倍，同時應對可能出現的短期內核能源過渡，因為台灣在 2025 年關閉了其最後核電站，這與持續的工業用電需求增長有關。

臺灣的獨特之處不僅僅在於這種三重困境，更重要的是，它位於全球能源重塑的結構性力量的交匯點。臺灣的半導體是實現清潔能源轉型的物理基礎，對於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智能電網、電動車控制器和太陽能逆變器都至關重要。其主要供應鏈，包括可再生能源設備，幾乎都通過中國或在東南亞控制的中國公司進行。這些公司已經表現出願意利用出口管制來達到目的的意願。

臺灣政府的回應是轉向美國，目標是在 2029 年將美國液化天然氣（LNG）的進口比例從目前的 10%提高到 25%。這既有戰略考量，也有政治上的考量，因為華盛頓試圖說服臺灣投資日益昂貴的 LNG 項目。此外，這也是一種與美國政府建立關係的手段，臺灣認為，在與中國的衝突中，美國的支持至關重要。 然而，其中存在一個比臺灣所面臨的困境更深刻的教訓。將能源控制視為一種策略，實際上是將工具誤當成目標。對化石燃料的控制並不等同於戰略韌性，正如荷姆茲事件所證明的那樣。面對這種衝擊，各國並非得出“我們需要更多的石油”的結論，而是得出“我們需要減少對石油的依賴”，並且美國的行為正在給經濟帶來沉重的代價的結論。

大多數國家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種既經濟實惠，又不容易被制約或控制的能源系統。對於像臺灣這樣的國家，這意味著多元化石油和液化天然氣（LNG）的供應來源，加強電網安全，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以及有選擇性的核能重新投入。

對於美國而言，這意味著認識到化石燃料的霸權並非一種持久的權力形式；對於那些夾在兩大超級大國之間的中等收入國家，這種模式越來越像是一種昂貴且笨拙的敲詐行為，而不是一種尊重互利的戰略合作，以促進長期的能源安全和氣候宜居性。

台灣的啟示與反思

本篇探討美中爭奪能源主導權的文章對台灣能源發展有以下幾點關鍵啟示： 台灣面臨的三重核心困境

• 安全風險：台灣大約 94% 的能源依賴進口，且液化天然氣（LNG）和煤炭皆通過相同的海運航道。一旦遭遇中國封鎖，將直接引發嚴重的能源與半導體危機。

• 高電力需求：晶片製造廠和數據中心消耗大量電力，僅台積電（TSMC）就佔全國約 8% 的用電量，AI 驅動的需求將持續拉高用電平均線。

• 氣候與轉型壓力：台灣政府部門設定2050年實現「零排放」目標，需要將再生能源容量翻三倍。然而，台灣在 2025 年關閉最後一座核電站，面對持續增長的工業用電，可能被迫在短期內面對核能過渡的挑戰。

關鍵戰略啟示與應對方向

• 化石燃料控制不等同於戰略韌性：荷姆茲海峽危機暴露了台灣約三分之一LNG 供應受影響的脆弱性。這證明過度依賴單一或傳統化石燃料並不能保證能源安全，國際社會正轉向「減少對石油依賴」的共識。

• 能源供應來源多元化：台灣政府目前規劃在 2029 年將美國 LNG 的進口比例從 10% 提高到 25%。這雖然出於政治與安全考量（爭取美國支持），但也帶來了投資昂貴項目的代價。台灣必須更有彈性地多元化石油與 LNG 的供應來源。

• 正視供應鏈受制於中國的風險：台灣的半導體是全球清潔能源轉型的物理基礎（如AI設施、智能電網、電動車控制器、太陽能逆變器）。但再生能源設備等主要供應鏈幾乎都通過中國或中國在東南亞控制的公司，且中方已展現利用出口管制的意願，台灣需警惕此斷鏈風險。

• 加強電網安全與綠能建設：面對美中地緣政治夾擊，台灣最主要的目標是建立經濟實惠且不易被制約的能源系統。未來必須持續加強電網安全，並積極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 有選擇性地重新投入核能：文件明確指出，為了因應能源系統的重塑與高耗電挑戰，台灣在發展綠能的同時，也應將「有選擇性的核能重新投入」視為應對多元化挑戰的策略之一。

台灣要建立一個既經濟實惠、又不容易被制約或控制的能源系統，具體的因應策略與執行路徑應包含如下：

一、 調整能源結構與分散供應風險

• 多元化化石燃料供應來源：不能將能源安全押在單一航道或區域。面對荷姆茲海峽危機等海運瓶頸，台灣應加速開拓中東以外的石油與液化天然氣（LNG）供應國。

• 有選擇性地重新投入核能：由於台灣在 2025 年關閉了最後一座核電站，面對工業用電的持續激增，政府應務實評估並「有選擇性地將核能重新投入」實務運作，作為短期內兼顧減碳與供電穩定的過渡方案。

• 逐步減少對石油與化石燃料的依賴：認清「控制化石燃料不等於擁有戰略韌性」的現實，避免落入美中地緣政治昂貴的能源敲詐，將國家戰略重心從爭奪傳統能源進口，轉向自主綠能的建設。

二、 強化基礎設施與電網韌性

• 提升電網安全防禦：晶片製造廠與數據中心高度集中且耗電龐大，政府必須集中資源加強電網安全，防止在面臨外部封鎖或突發地緣政治衝突時，單一節點受損引發全國性的能源與半導體癱瘓。

• 加速擴大再生能源容量：為了落實 2050 年「零排放」目標，台灣必須採取強有力措施，將現有的可再生能源（如風力、太陽能）發電容量大幅「翻三倍」，以滿足台積電等科技巨頭龐大的綠電需求。

三、 重新布局戰略外交與供應鏈安全

• 審慎平衡美中利益並控管 LNG 成本：雖然台灣計劃在2029 年將美國 LNG 進口比例由10%提高至 25% 以換取華盛頓的安全支持，但也必須精算其日益昂貴的項目投資成本，避免財政負擔過重。

• 推動綠能供應鏈「去風險化」（De-risking）：台灣的太陽能逆變器、風電設備等再生能源供應鏈，目前幾乎全數通過中國或東南亞的陸資公司。鑑於中方已有利用「出口管制」作為政治武器的先例，台灣必須強制推動關鍵綠能零組件的本土化生產，或分散採購至民主盟國，防止綠能轉型因兩岸衝突而斷鏈。

• 善用半導體作為地緣戰略籌碼：台灣的晶片是全球智能電網、電動車與清潔能源轉型的物理基礎。台灣應將此「科技優勢」轉化為外交防禦工具，與需要這項技術的歐美日等「電國家」與「石油國家」建立更深厚的互利戰略合作。 對台積電（TSMC）未來擴廠的具體影響 美中能源主導權爭奪下引申出的國家政策，對台積電（TSMC）未來在台灣與海外的擴廠計畫帶來了深遠且直接的產業結構性影響。台積電的先進製程（如 2 奈米、A16、以及南科深化佈局）是出了名的「吃電巨獸」，任何能源政策的調整都會立刻轉化為建廠與營運成本。

對台積電未來擴廠的具體影響分析：

一、 擴廠「綠電排擠效應」加劇，增加購電與營運成本

• 台灣綠電供不應求：政策要求將再生能源容量「翻三倍」，且台積電承諾 2030 年全球據點達到 60%綠電、2040年達到 RE100。雖然台積電已大規模簽署合約（如包下海龍離岸風電 的電力），但目前台灣綠電供應比例仍低，未來擴廠將面臨極其高昂的綠電溢價成本。

• 工業電價持續看漲：隨著台灣轉向購買價格高昂的美國液化天然氣（LNG），發電成本轉嫁至大用戶。市場評估台積電在台灣的購電成本未來將可能超越日本與韓國，高昂的非綠能與綠能成本將壓縮本土擴廠的毛利率。

二、 本土擴廠從「尋求便宜水電」轉向「尋求自主韌性」

• 電網安全牽動新廠選址：政策強調「加強電網安全防禦」。台積電未來在台灣預計興建多座晶圓廠（如南科先進製程基地），其選址將更加看重區域獨立電網與自備備用電源能力。

• 核能過渡與政策重啟成為產能及時雨：政府若落實「有選擇性地重新投入核能」，將有效緩解台灣在 2025 年關閉最後一座核電廠後的基載電力缺口，能直接確保台積電在竹科、中科、南科等先進製程新廠進入量產階段時，免於陷入「台灣缺電無法開產能」的停滯窘境。

三、 迫使先進製程「海外擴廠」比例加速上升

• 海外分散風險策略坐實：在台灣面臨 94% 能源依賴進口與潛在中國封鎖的安全威脅下，美國與日本基於經濟與國家安全積極拉攏台積電。

• 先進製程占比稀釋：受美國關稅與地緣政治政策推動，台積電已宣布擴大海外投資。市場預估到 2030 年以後，雖然最頂尖製程仍根留台灣，但台灣製造的先進製程全球占比將從過往的 70% 以上稀釋下降至約 58%，部分產能不得不配置在美國與日本。

四、 本土廠務建廠供應鏈需強制進行「去中化」

供應鏈安全重組成本：由於台積電廠務及再生能源設備（如太陽能逆變器等）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 ，在政策推動綠能供應鏈對抗出口管制的背景下，台積電未來在台擴廠的廠務工程（如漢唐、聖暉、亞翔等合作廠）將被要求全面將關鍵零組件本土化或轉向非中系供應商。這在建廠初期會大幅拉高建廠成本與拉長建廠週期。

五、 半導體「綠色外交」籌碼更勝以往

擴廠換取地緣政治保護：台積電的擴廠不再純粹是商業行為。正因為台灣晶片是全球「電國家」（清潔能源、智能電網、電動車）的物理基礎，台積電在美日等國的擴廠承諾，能反向成為台灣要求對方承諾能源與戰略安全（如保障能源航道、反封鎖）的關鍵談判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