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知名國防智庫皇家三軍國防研究院(RUSI)資深空戰研究學者賈斯汀布朗克(Justin Bronk)於2026年7月發表的〈Four Years On: An Update on the Air War Over Ukraine〉，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某一款戰機或飛彈的戰果，而是俄烏空戰在四年後已變成一場「感測器、攔截彈、無人機、人力、維修與指揮權」的綜合消耗戰。俄軍在戰爭初期未能徹底摧毀烏克蘭地面防空網，因而難以自由運用戰術航空兵力；此後雙方持續以飛彈、無人機與遠程精準武器攻擊對方縱深，又迫使防空兵力在廣大地域分散部署。 這項經驗對台灣很有參考價值，卻不能直接照抄執行。烏克蘭有廣大國土與陸路補給走廊，台灣則是狹長島嶼，預警時間短，人口、機場、港口、電力與通信設施集中，戰時海空補給還可能先被切斷。

台灣真正應學的，不是烏克蘭使用哪一種裝備，而是如何建構一套首擊後仍能運作、長期消耗下不致枯竭、受損後能快速修復的防衛體系。

一、空優不是戰機性能競賽，而是整個體系能否存活 俄軍雖在戰機、雷達與遠程武器上具有優勢，卻未能完成對烏克蘭防空系統的全面壓制與摧毀；烏克蘭的舊式戰機也因俄軍長程防空與戰鬥巡邏而難以靠近前線。結果是雙方都沒有取得可自由行動的完全制空權，空戰轉為遠程打擊、防空消耗與局部穿透。

這提醒台灣：空優不能只用戰機數量、雷達距離或飛彈射程衡量。真正的問題是機場遭連續攻擊後，一天還能產生多少架次；跑道破壞後多久能恢復；雷達關機或資料鏈中斷時，部隊能否繼續接戰；地勤、油料、掛彈、備件與維修能量能否支撐。蘭德公司(RAND)針對台灣空防的研究早已指出，台灣戰機不只在空中受威脅，也可能因基地、跑道、油料及維修設施遭精準打擊而失去作用，因此重大衝突中的空防不宜過度依賴戰鬥機。美國《Air & Space Forces Magazine》分析烏克蘭2025年深入俄境的無人機攻擊時，也把基地防護、分散部署與強化機堡列為主要教訓。

台灣長期建軍的主要方向，仍帶有明顯的「平台中心」思維。政府與社會習慣以採購多少架戰機、多少艘軍艦、多少套飛彈系統作為戰力指標，卻較少追問這些裝備在基地受擊、通訊受擾、補給中斷後還能使用多久。F-16V當然重要，但如果缺乏機堡強化、疏散陣地、誘餌、備用通信、跑道快修與足夠地勤，再先進的戰機也可能成為昂貴而短命的資產。台灣需要的不是放棄大型平台，而是把預算與評鑑重心從「擁有多少」轉向「首擊後剩多少、每天能用多少、損失後補多少」。

二、廉價目標必須以廉價手段處理

俄軍目前常以數百架Geran系列單程攻擊無人機與Gerbera誘餌在前，後續再投入巡弋飛彈與彈道飛彈。烏克蘭因而建立具有縱深的短程防空帶，使用防空炮、車載機槍、自走防空炮、肩射飛彈與大量攔截無人機。烏克蘭戰場上多數被擊落的俄軍單程攻擊無人機，並非由愛國者飛彈或戰鬥機處理，而是由這些分散、廉價的短程系統完成。

烏軍曾大量使用F-16及Mirage 2000-5攔截無人機與巡弋飛彈，後來則盡量改用20公厘機炮與AGR-20／APKWS II導引火箭，以節省AIM-9等空對空飛彈。但戰鬥機的機體飛行壽命、發動機與工廠級維修週期有限，不能每天被廉價無人機拖著飛。俄羅斯每月可生產超過6,000架單程攻擊無人機；若防守方以高價攔截彈逐一交換，即使戰術上擊落目標，也可能在成本與庫存上先行失敗。

台灣目前建置愛國者、天弓與NASAMS等系統有其必要，但這些高階攔截彈應優先處理彈道飛彈、巡弋飛彈與載人航空器，不宜被大量低價誘餌消耗。問題是，國軍公開政策雖已強調反制無人機，制度上仍容易把「買到一套系統」等同於「形成一個防空層」。真正的低成本防空，必須同時具備被動感測、光電追蹤、電子干擾、機炮、低價導引火箭、攔截無人機、射控整合與大量受訓人員。IISS對無人系統戰爭的研究亦強調，無人機必須與情監偵、指管、電子戰及傳統火力整合，不能被視為孤立平台。

任何一環不足，都會迫使高價系統降階使用。 此外，台灣不宜只在台北、機場與港口周邊配置防空。烏克蘭的作法是沿來襲航路建立多次接戰機會。台灣雖缺少地理縱深，卻可利用中央山脈、都會建物、機動雷達、被動感測器與預先規劃的轉移陣地，建立「時間上的縱深」：讓同一目標在海岸、平原、山谷、都會外圍與目標區前反覆被發現、干擾及攔截。

三、持久戰的瓶頸是彈藥、維修與人力

烏克蘭地對空飛彈覆蓋的最大問題是彈藥補給。戰前遺留的蘇聯時期防空彈藥逐漸耗盡後，烏軍日益依賴NASAMS、IRIS-T、SAMP/T與Patriot等西方系統；其中PAC-2 GEM-T及PAC-3 MSE又受到全球需求競爭。這顯示「有發射架」不代表「能長期作戰」。 台灣比烏克蘭更難期待戰時持續獲得外援。RAND與近年的國外國防評論均把解放軍精準打擊、台灣基地脆弱性及海空補給受阻列為核心風險。

因此，平時彈藥庫存、島內產線、分散儲存、備用零件、維修設備與技術人員的重要性，至少不低於主戰裝備本身。 台灣現行國防績效仍偏重採購案的預算執行率、交裝數量與成軍典禮。這些指標只能證明帳面能力形成，無法回答部隊能承受幾個攻擊波次。較合理的做法，是要求各軍種以連續多波次攻擊進行壓力測試，計算各類攔截彈、機炮彈藥、油料、電池、備件及維修人力的消耗。具體庫存可以保密，但立法院應在保密機制下檢視「可支撐天數、補充時間、單一來源風險、島內產能及戰損恢復時間」等指標。機密不能成為不做壓力測試的理由。

同樣地，國軍應把「受擊後恢復時間」納入戰力評鑑。空軍基地不能只報告裝備妥善率，還要實測跑道快修、分散加油掛彈、備用通信、誘餌部署與跨基地地勤支援。雷達站、港口、彈藥庫及指揮所也應定期在斷電、斷網與人員傷亡條件下演練。所謂韌性，不是設施永遠不受損，而是受損之後仍能以降級模式維持關鍵功能。

四、聯合作戰的瓶頸往往不是感測器，而是授權

烏克蘭戰機執行滑翔炸彈與遠距精準打擊時，受到陸軍中心的目標分配及任務規劃流程限制；若F-16聯隊獲得更大的規劃與執行彈性，可能對時敏目標產生更大效果。現代戰場的目標窗口可能只有數分鐘。無人機發現機動飛彈車後，如果情資必須逐級上呈，再由不同軍種分別核准武器與射手，目標往往已完成轉移。

台灣近年強調共同作戰圖像與人工智慧決策支援。國防部2026年向立法院說明不對稱戰力特別預算時，也把海馬士遠程精準打擊、監偵無人機、人工智慧決策支援及戰場共同圖像並列。 方向是正確的，但「看見同一張圖」不等於「能迅速共同作戰」。真正瓶頸常是資料權限、跨軍種火力申請、交戰規則與責任歸屬。

國軍的指管設計若仍假定通訊穩定、上級隨時在線，遇到電磁壓制或中央節點毀損就容易停頓。任務式指揮不是讓下級任意作戰，而是由上級預先明定作戰意圖、防護優先序、禁限射區、彈藥保留量與附帶損害門檻，再把執行選擇交給最接近現場的指揮官。聯合演習應刻意安排通訊中斷、錯誤情資與指揮所毀損，檢驗部隊能否在失聯時依上級意圖繼續行動。 烏克蘭以遠程無人機持續攻擊俄羅斯油氣設施，也說明攻勢防禦的作用。即使多數無人機遭攔截，只要少量穿透就可能造成顯著損害；俄方為保護腹地，必須把有限防空兵力從前線調走，反而創造新的缺口。

《Air & Space Forces Magazine》對烏克蘭戰略攻擊的評析，也把攻擊油料、後勤、軍工與指揮節點視為干擾敵方戰力再生的手段，而非單純報復。 對台灣而言，遠程打擊的價值應是壓制直接支援對台作戰的機場、雷達、港口、指揮與後勤節點，迫使對手分散防空並延長殺傷鏈。然而，只有射程而沒有持續監偵、動態目標辨識、戰損評估及快速再攻擊，仍不能形成真正的遠程打擊能力。

五、台灣不能直接複製烏克蘭模式 首先是地理不同。

烏克蘭可以用廣大國土吸收攻擊，也能從陸路獲得裝備；台灣的戰略縱深有限，重要設施集中，海空交通線可能先遭切斷。因此，台灣必須更重視首擊存活、戰前預置、分散儲存與島內產能。 其次是威脅密度不同。台灣距中國東南沿海近，來襲飛彈與無人機的反應時間短，解放軍又能整合火箭軍、空軍、海軍、網路及電磁作戰。台灣不能假定所有目標都有足夠時間交由人工辨識，也不能假定中央指揮鏈始終完整。

再次是軍民協作的法制不同。烏克蘭已形成大量志願防空、民間無人機與快速維修力量；台灣若要讓地方政府、警消、電信、能源與科技業者參與感測、通報、維修及避難，必須先處理空域管理、資料保密、戰時徵用與責任歸屬。總統府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已把民力、物資、能源、醫療、資通與運輸納入政策主軸， 但還必須以反覆演練及可量測的恢復時間，證明制度真的能在戰時運作。

六、具體建議：從採購清單轉向可持續作戰系統

一、建立威脅與攔截器的配對規則 依速度、高度、彈頭、航路與預期損害，明定電子戰、機炮、攔截無人機、短程飛彈、中程飛彈及反彈道飛彈的優先接戰對象。演習除計算擊落率，也要計算每次攔截所消耗的成本、彈藥、人力與維修時數，防止高價武器被廉價誘餌耗盡。

二、以「無外援」情境進行庫存壓力測試 以七日、十四日及更長週期，測試彈藥、油料、電池、零件與維修人力。CSIS台海兵推也把戰前武器預置、基地存活與後勤補給視為影響戰局的重要條件。 國防預算審查應從採購完成率轉向可支撐天數與戰損補充速度。

三、把反無人機列為重要設施的基本編裝 每個空軍基地、雷達站、港口、彈藥庫、發電與通信節點，都應具有最低限度的偵測、識別、干擾、軟殺與硬殺能力；同時建立友軍無人機辨識與射擊安全程序，避免出現「看得到卻不能打」或誤擊友軍。

四、建立可降級運作的分散式感測與指管網 固定大型雷達應搭配被動射頻、光電、聲學、民用航管資料及機動雷達。共同作戰圖像必須能在頻寬降低、衛星定位受干擾與中央節點中斷時，由區域節點維持基本功能。系統採購則應要求開放介面、資料可攜及離線作業。

五、用任務式指揮重寫交戰規則 預先明定防護優先序、彈藥保留量、禁限射區、附帶損害門檻與跨區增援條件，並授權區域指揮官在失聯時依既定意圖接戰。評鑑重點應是「失去中央指揮後能否繼續行動」，而不是只驗證正常網路下的完美流程。

六、擴大島內量產與快速迭代能力 國防部已把反制無人機、攻擊無人機、彈藥產線及人工智慧決策支援列為建軍方向。 2026年《Defense News》對台灣無人機政策的報導，也顯示台灣正以空中、水面與水下無人載具建立「蜂巢式」嚇阻，但預算、量產與跨黨派支持仍是關鍵。 下一步應設定月產量、零件國產比例、戰損補充時間與軟體更新週期，並允許民間廠商在統一介面下快速替換感測器、導引模組與效應器，避免沿用十年一型、規格凍結的採購方式。

七、以「維持功能」取代「保護每一個地點」 軍方不可能保護所有設施。中央、地方政府及能源、通信、交通、醫療業者應共同決定哪些功能必須持續、哪些可暫停、哪些需要備援。電網不必保證每座變電所不受損，但必須能分區運轉及快速修復；空軍基地不必保證跑道永遠完整，但必須維持替代起降面、通信與地勤編組。全社會韌性也不能停留在避難宣導，而要落實到備援電力、替代通信、搶修料件、傷患後送與責任分工。

結論：

建立一支打不癱、耗不盡、能修復的軍隊 烏克蘭空戰證明，高科技武器不會讓消耗與組織問題消失，反而會把問題放大。昂貴飛彈缺少廉價攔截層，很快會被誘餌耗盡；先進戰機缺少基地韌性與維修能量，可能無法持續出動；共同作戰圖像缺少下授權限與離線程序，只會成為「看得見卻來不及打」的螢幕。 台灣建軍因此不應只問「還缺哪一件武器」，而應持續追問：首波打擊後還剩多少？沒有外援時能撐多久？指揮中斷後誰能決定？受損後多久可以恢復？只要這四個問題仍無法以演習數據、庫存壓力測試與制度責任回答，採購再多平台，也不能等同於形成可信的防衛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