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德國的思想家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劃分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認為社會最主要的矛盾皆來自於無產階級注定被有體系的剝削與壓榨，因此「階級鬥爭」是無可避免的必然對立現象。馬克思或許出生的太早，也或許他走得太前端，以致沒能看到自己的這套理論後來導致世界東西陣營的巨大變化，也沒能思考到「階級鬥爭」的根源不僅出於有產與無產之間，它甚至可能同時出現在資產階級本身，馬英九現在在台灣實施的，正是這種另一形式、而且更加暴烈不平等的「新階級鬥爭」。

馬英九推動的「新階級鬥爭」為什麼比馬克思看到的工業化衝擊更蠻橫與激進？有兩個原因。第一個理由是，馬英九的階級是以大中國政治與經濟意識形態為區分，他的施政毫不遮掩地把台灣社會割裂為兩塊，一塊是加強製造由中國取得利益的階層，一塊是不願或不能從中國取得利益的階層，然後由前面的階層來鬥爭後面的階層，以獲取個人的統治利益。第二個理由是，台灣由於教育普及、在受教權均等下公平競爭，龐大的中產階級形成社會穩定的力量，階級間的相對剝奪感並不這麼嚴重，但以「少數」執政的野心政客為了鞏固政權，有意操弄以「新階級」取代原階級，由於打破社會穩定結構的過程全部在無聲無息下進行，或者打著「兩岸和平」為掩護，讓人難以警覺，因此更為可怖。

在這種「新階級鬥爭」之下，原本的資產階級被一分為二，紅色資產階級與非紅色資產階級，馬政權利用中國為槓桿在兩者之間進行財富的重新分配，因此企業界也成了被壓迫的對象，政府政策不再努力創造與提升各種多元的投資環境與條件來福國利民，而是公然要你在紅色利益面前做選擇。至於原本的無產階級其地位則更加卑下而且是全面性的，留在台灣工作的勞工工作機會只會更減少、薪水只會下降不會上漲；隨著紅色企業主到中國工作的台勞，則被迫離鄉背井到不民主的異國去接受雙重剝削。社會上原有的中產階級則為之陷落，若無法轉為紅色資產階級，就有可能逐漸下降為無產階級。這樣的居心非常狠毒，因此有人懷疑若僅為「無能」是做不到的。

由此似乎就不難理解，台灣與中國「產業分工」了十多年來，中國從分工變成「整碗端去」，台灣的薪資也倒退到十三年前水準，大家都知道關鍵出在中國的不公平政策，造成原在台灣生產的產品必須被迫到中國生產，但自稱與中國關係史上最好的馬英九上任後已經簽了十二項協議，然他就是從不考慮應該先就我國產業遭受的不公平競爭與中國展開談判。不得不讓人聯想他就是要利用這種不公平政策下的特定好處來取得政治算計。

其實，如此手法並非馬英九所原創，其老祖宗還是要歸結到腐敗墮落後的中國共產黨，不論是五○年以商業利益為誘餌在日本製造「友好商社」與「不友好商社」，或是早在香港回歸前就一路分化的「愛國商人」與「不愛國商人」，其實一脈相承，只是這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國家或地區進行的外交攻勢，現在台灣的執政者則是主動與紅色帝國連成一氣來對付自己的國民。

更可怕的是，馬英九的「新階級鬥爭」不僅以經濟為武器，他同時動用國家公權力與宣傳工具為不同的階級貼標籤，凡是紅色階級就是「蓋高尚」，非紅階級絕對「沒水準」，經濟部的「一哥」、「發嫂」廣告就是這種思維的產物，不懂ＥＣＦＡ的就是口操台灣國語、得過且過的南部人，支持ＥＣＦＡ的則是精通多國語言、具求知精神的北部人，因為反對ＥＣＦＡ的人「沒水準」，聽不懂「蓋高尚」的人的話，因此後來又計畫找一些鄉土藝人來解釋ＥＣＦＡ給這些「沒水準」的人聽。這種鬥爭與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把人打成「紅五類」與「黑五類」有何不同？恐怕只有更為劣質。

政壇最近盛傳，馬政權的核心成員們對馬英九的支持度為什麼會暴跌到二成且久久沒有起色百思不得其解，正四處在尋找原因。其實答案何必外求？一個正在大搞「新階級鬥爭」的政府它能成就多少紅色資產階級？如果主要施政擺明與本土企業、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的利益為敵，逼迫大家必須把你視為階級敵人，則這種政權還會有民心嗎？「順民者昌，失民者亡」，這句話不是可以隨便說說而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