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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左岸】古典戲曲《牡丹亭》才佳之戀
2024/04/23 15:48:26瀏覽237|回應0|推薦9

《牡丹亭》才佳之戀

  湯顯祖《牡丹亭》敘事,完全以「情」為出發,其於劇本題詞中寫道:「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

  杜麗娘於情節中所學習的頭一課,即其父杜寶與老師陳最良為她所選的《詩經‧關雎》,父師認為該篇最具后妃之德,然而跳脫封建禮教思維的杜麗娘卻認為這是一首熱烈戀歌[2]。該作可謂很實際地反應出當時代女性的苦悶,因彼時是以很嚴厲的封建禮教思維在束縛著女性,且明代皇帝與后妃皆提倡「女德」,是以編輯婦女道德教科書以荼毒女性心靈生活[3]

  敘事中,杜麗娘因夢境與柳夢梅相遇繾綣,醒後念念不忘,茶不思飯不想以致於最後抑鬰而終。她的死亡,是思情渴情而尋情不得所致。之所以讓她從遵行封建禮教行止又轉為聽從自己內在的聲音以尋情的,正是因為她的春夢。

  由西方學者榮格所提到的「本我」來看,是一種整體心靈的調節中心,「自我」則為個人意識中心。一旦有著「本我」特殊體驗,便有無可言喻攝人心魄的感受,亦即──個體與神的相互感應。這種感應非尋常經驗範圍,卻可以此來解釋說明心理學所無從敘述的一些現象[4]

  可以說杜麗娘於夢中愛上柳夢梅,此種非尋常的體驗如同榮格所言,一旦體驗了「本我」,之於她而言即有一種攝人心魄的感受。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是可以感知許多未曾經歷過的人事物,即所謂預感,要說與大宇宙(神)有著相互共振或是感應亦無不可。然而人類歷經文明的發展與社會化以後,其天賦靈明的能力為社會化以後的經驗體驗所取代,因此與神相通的能力逐漸消逝,經驗法則成為人們行事的參考甚至是依據。杜麗娘因社會化不深,是以天賦靈明的本質仍在,她體驗這種與神相互感應的神奇,透過春夢預知其未來夫婿柳夢梅的存在(雖當時她尚未知曉)[5]

  榮格另提及有關夢的補償功能:「第一,夢可以補償自我的暫時性扭曲,讓人對於自己的態度與行為舉止有更為全面的理解。……第二,且愈為深刻的補償是,夢作為心靈呈現自身的方式,照映出運作中的自我結構需要更密切地調整步伐以跟上個體化歷程。通常在人偏離了個人發展的正途時發生。」[6]

  杜麗娘身為名門千金,以當時代嚴厲封建禮教束縛而言,雖說她內在有著情感與情慾的想望與需求,但她必須忽略以符合期待,這部分可以說是現實之中自我的暫時扭曲。而夢境中與柳夢梅初試雲雨,使得被壓抑於潛意識的情慾復又浮現,此為一種補償作用。而這場夢幻綺麗的春夢似乎是在暗示杜麗娘,她其實是渴望情慾,想要主動地去掙取屬於自己的幸福與愛情,此即所謂調整與補償。也就是說,她的春夢提醒著她應將迷失方向偏離正途的自我拉回來[7]

另外,榮格所主張第三方面夢的補償功能如下:

 

許多夢似乎對夢境自我設下任務,一旦任務完成,清醒自我的結構也隨之改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夢境自我的認同往往是清醒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夢境自我以為在夢的框架內所經歷的事,是自身與「外部」情境的互動;不過,夢中這些外部事件可能直接反映的是,和清醒自我的日常運作與結構有關的情結。夢境自我與這些夢中情境的關係改變,清醒自我會感覺到自身態度或心情有所變化[8]

 

以榮格理論來看,「夢中杜麗娘」即「清醒杜麗娘」的一部分,杜麗娘夢中所經歷的一切影響了現實中清醒的杜麗娘,促使她欲尋求夢中情郎,最終無所尋獲以致於抑鬰而亡。

從杜麗娘情節可知,封建禮教枷鎖愈為嚴實,年輕女性渴求情愛與情慾的想望則愈加強烈,而她所擁有天賦靈明的本能促使她與神靈有所感應,讓她有了預知未來的夢境發生,從而自由之愛成為她的理想與追求,而她也確實為了這份情感追求而付出了性命。是以《牡丹亭》的搬演與刻本印行,使得許多苦悶女性觀戲或閱讀以後有著眾多迴響,一如馮小青。她於二八年華嫁與杭州馮生為妾,卻為其正妻所不容以致於最後抑鬰而終。其生前所作之精彩絕句寫道: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閑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9]

關於柳夢梅的部分,他與一般戲曲中的才子相同,熱中功名,其理想便是科考成功得君王知遇以後圖報效國家。他在赴考過程中因故借宿於梅花庵,是以遇見杜麗娘魂魄,二人終成好事。杜麗娘表明自己幽魂的身份,請求柳夢梅為她掘墳開棺方能使自己復生,柳夢梅情真促勇並不害怕,而是與石道姑等人秘密地為杜麗娘掘墳開棺,終挽救其性命,果真因情而殉,因情復生。是以可說柳夢梅是謂真性情,亦是堅守承諾之真感情。

  至於金兵來犯,李全率軍圍困淮安,杜寶奉命前往調遣應戰情節,屬國家興亡的部分。但這部分於《牡丹亭》著墨篇幅不多,與男主女人公關聯不大,多與杜寶有所聯結。唯一有影響者,乃柳夢梅科考以後遲未放榜,主因是為金兵騷擾淮揚,軍情緊急,皇帝將所有心力置於對外應戰上,須待金兵退去之際方能予以放榜。如以戲曲來看,「戰爭」此等武場戲能與文場戲有冷熱方面的相互調節,以使各形各色人物演出上勞逸不致於太過懸殊,可說是其功能性之一。



[1] []湯顯祖著,徐朔方、楊笑梅校注,《牡丹亭》(臺北:里仁,1995年),作者題詞,頁1

[2] 徐朔方,《論湯顯祖及其他》(上海:上海古籍,1983年),頁35

[3] 徐朔方,《論湯顯祖及其他》,頁38

[4] 轉引自霍爾(Hall著,廖婉如譯,《榮格解夢書:夢的理論與解析》(臺北:心靈工坊,2006年),頁18-19

[5] 徐磊瑄,〈解夢異同論析──以《牡丹亭驚夢》為例〉,錄於《人文藝術學院2018研究生論文集》(臺北:臺北教育大學,2019年),頁43

[6] 轉引自霍爾(Hall著,廖婉如譯,《榮格解夢書:夢的理論與解析》(臺北:心靈工坊,2006年),頁38

[7] 徐磊瑄,〈解夢異同論析──以《牡丹亭驚夢》為例〉,錄於《人文藝術學院2018研究生論文集》(臺北:臺北教育大學,2019年),頁44-45

[8] 轉引自霍爾(Hall著,廖婉如譯,《榮格解夢書:夢的理論與解析》(臺北:心靈工坊,2006年),頁39-40

[9] 徐朔方,《湯顯祖評傳》(南京:南京大學,1993年),頁148-149

( 創作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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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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