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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9/02 00:09:09瀏覽1300｜回應1｜推薦2 | |
| 【台灣分國運動】---外省人的困境與出路 一、外省人的困境 不論她是叫「中華民國」，還是叫「台灣國」，她已經不再「中國」，不再是當初外省人所追隨、擁護、信仰的那個國家。原來的那個「中華民國」有兩個基本精神是外省人信仰的核心：一個是明顯的，叫做「民主自由」（針對對象是共產極權）。另一個本來不明顯，但近來愈形凸顯，叫做「中國認同」（針對對象是台獨）。在今日，這個國家還是叫「中華民國」，她的「民主自由」進步了不少，但是她的「中國認同」卻喪失殆盡。更不幸的是，對中國人而言，不論民主自由再重要，都比不上對於「中國」認同的重要。 這種位階上的差異可以從兩者在中國歷史上的長短看出端倪，中國的「民主自由」迄今只有不到九十年的歷史，然而「中國認同」卻已垂至少二千餘年之久。既然在「沒有民主自由」的二千餘年中，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也未嘗改變他們的中國認同，那麼顯然「有沒有民主自由」並不足以影響到對中國的認同，至少，這對多數中國人是有效的形容，對台灣的外省人也是有效的形容，對台灣的部份本省人或許例外。 比較了這兩者的份量差異之後，在面臨中華民國在「民主自由」上的進步和「中國認同」上的奄奄一息的情況時，外省人的感受與「亡國」已經相去不遠──不論臺面上的政治人物、學者專家如何的粉飾。 「民主化」不是問題，「本土化」也不是問題，這些都是外省人能坦然接受的，甚至還是外省人一手啟動、打下基礎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本來未必能推論為「台獨化」。但是由于十二年來李登輝對台獨民粹主義的貢獻，泛獨思想取得主流地位，也就象徵著這個國家「中國民族精神」的死亡。如果不相信，請聽聽現在台灣的三大政黨的語言，開口閉口則曰：「兩千三百萬人民」，絕口不提「十三億大陸同胞」。如果對照起對岸官方的語言其差異更為清楚，對岸官方的語言開口閉口絕對不忘提到「台灣同胞」。所謂「實質治權所不及」這個藉口，真的能夠為台灣政客的「中國精神死亡」而辯護和掩飾嗎？「台灣優先」或許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如今的局面卻早就不再是「台灣優先」，台灣已經不只是「優先」，而變成是「所有一切」。「台灣」的份量被無限放大，早無「中國」容身之地。這個事實或許在大眾媒體上能被掩飾，卻是外省同胞內心深處無法隱瞞的傷痛。 問題已經很傷人，但問題還不止於此。「中國豬滾回中國去」這句口號在台灣已經近似於政治上的口頭禪之一，在各種政治扣應節目上隨時可聞。外省人所面臨的除了亡國的傷痛以外，還有省籍猜忌與仇恨的問題──雖然它也同樣被政治人物、學者專家努力的掩飾著。外省人的這兩大問題有一個很奇特的特徵，它們從來不敢被正視，從來被視為禁忌，從來不敢加以勇敢的剖析與討論，即使在討論的時候也都以拐彎抹角的方式加以隱諱和淡化。於是外省人的傷痛被深埋心底，問題遭到「諱疾忌醫式」的處理。其結果，問題沒有解決，傷痛沒有治癒，就讓它們拖在那裡，彷彿等著它們自行痊癒，或者等著全面爆發。 外省人該怎麼做？沒有人提出任何對策。幾乎百分之百臺面上的外省籍政治人物與意見領袖都是以「掩飾」、「淡化」、「呼籲融和」來處理的。其中的道理也不難理解，外省籍政治人物想要爭取本省籍的選票，他們不敢開罪本省人，所以他們絕口不敢提「外省人的憤怒」，甚至連「外省人的傷痛」都不敢多提。這些外省籍的政治人物唯一能做的就是空言呼籲「和諧」與「團結」，諷刺的是無論如何的自我壓抑和扭曲，無論如何表現出低姿態，但「中國豬滾回去」這個口號照樣持續落到他們身上。可是他們心中都有「一盞明燈」支撐著他們無限忍耐下去，那就是那些「理性的本省同胞」的選票。他們認為只有擺出低姿態才能爭取、維持這些「理性本省同胞」的支持，才能維持他們的政治生命。他們深怕對那些「非理性本省人」做出反擊會引起「理性本省人」的反感，從而斷送了他們的政治前途。但是他們大錯特錯了，他們不曾思考：如果基於自衛的正當反擊竟然會引起「理性本省人」的反感，那麼他們心目中的「理性本省人」實際上並非「理性」。反過來說，真是所謂「理性本省人」者，自能諒解、甚至支持外省人的正當反擊。 外省籍的社會意見領袖為什麼也以掩飾為能事？因為他們有一種自相矛盾的潛在認知，一方面他們認知到外省人的少數弱勢地位，深恐正面的探討省籍對於外省族群「有害無益」，二方面他們又認知到社會「和諧」與「大局」的重要，於是主動自我壓抑與忍讓。為什麼說這是自相矛盾？因為他們一方面認知到外省人是少數族群，另一方面卻採用多數族群的思考邏輯。「以大局和諧為重而自抑忍讓」是多數族群的思考邏輯，而不是少數族群的思考邏輯。為什麼？因為多數族群是國家的領導族群，掌有國家權柄，負有維護國家整體利益的責任，所以他們「以大局和諧為重」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是多數而享優勢，所以他們「自抑忍讓」是合理的。而少數族群是被統治的弱勢族群，他們既無統治國家的權柄，又處於少數弱勢地位，他們「自我保護」才是最優先的思考邏輯，在自我保護未及妥當前就去「自抑忍讓」只能說是鄉愿。 如果拿客家人做例子更清楚，客家人可以在選舉中高呼「客家人選客家人」，這說明客家人有很正常的「少數族群思考邏輯」，而且這種口號被其他族群坦然接受，證明「少數族群以自我保護為優先」的邏輯是受到肯定的。但是外省人卻沒有這種思考，外省人雖然已從統治地位上退出，但是心態還沒有完全調整過來，外省人還沒有充份接受自己「已經是少數弱勢族群」的事實。所以他們一方面承受著少數族群的外在壓力，一方面又以「多數族群的思考邏輯」來壓抑自己，不敢勇敢說出自己的心聲，不敢伸張自己的權利，不敢對那些「非理性本省人」的無理挑釁展開「正當防衛」，現在的外省人被壓抑到連對中國的基本認同都難以開口的程度。只有「愛台灣言論的自由」，而無「愛中國言論的自由」，外省人幾乎忘記了這是個所謂「言論自由的國家」，忘記了他們也應享有同樣的言論自由。他們都很清楚的知道，在這個所謂「言論自由」的國度裡，如果他們講出認同中國的言論，就要立刻被扣上「賣台」的罪名，所以他們的「言論自由」只是「跛腳的言論自由」。這種「亡國之痛」，不平等、不自由的處境，再加上即使自我壓抑仍然不免被部份本省人所猜忌與仇恨，就是今日外省人的困境所在。 二、外省人的出路 外省人的任何出路與對策，都必須從「正視自己是少數、被統治族群的現實」這一步出發。如果外省人還要幻想他們可以重回統治者的地位（譬如對於宋楚瑜和親民黨的幻想），那麼他們不僅將澈底失望，而且會使其處境更加惡化。 宋楚瑜、馬英九雖是外省籍，但是就他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而言，與其說他是外省人，不如說他是本省人。宋楚瑜、馬英九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的「主要選票來源」在哪裡，而那絕非外省票。外省票在宋楚瑜、馬英九的得票數裡充其量只占三分之一，如果宋楚瑜、馬英九竟然不以本省選民的意願為「主要」施政方針，那就無異於他要放棄他現有三分之二的票源，這可能嗎？不僅如此，以他的外省籍背景，他甚至要比本省籍的政治人物更加強調他的所謂「本土性」，更加淡化他的外省色彩，才能爭取到本省選民的信任與支持。換句話說，馬英九做為一個全國性政治人物，他的努力方向能合乎外省選民期望的程度，恐怕是連本省籍的政治人物還不如。不信者請看：當本省籍的連戰與陳水扁都可以大方的講出「一個中國」之類的辭彙時，從選前到選後，宋楚瑜的口中可曾有半次吐出「一個中國」的字眼？ 因此外省族群在今日台灣政壇的實際地位應當就很清楚了，不論執政者是本省籍還是外省籍，其政治角色絕對都會表現為一個「本省籍的執政者」，而外省籍執政者的本省色彩將比本省籍執政者還要濃厚。 既然如此，外省族群做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被統治的少數族群」的地位就再無疑義，必須加以面對與接受，必須立刻揚棄其做為統治族群的過時心態。 那麼外省人做為一個弱勢的少數族群，面對著多數族群中相當部份人的猜忌與敵意，又面對著統獨的國家認同衝突時應該如何自處呢？其選擇是顯而易見的，若非甘願在國家意識上退讓、放棄其對於中國的認同，即是尋求出走或抗爭。對弱勢與少數而言，抗爭是自保的必要手段，空言呼籲「和諧」是無用的。平等與自由從來都是靠奮鬥爭取而來，很少是靠優勢者的「主動施捨」而來，尤其是在台灣目前的省籍對立情況下。 但是外省人是否甘於放棄其對中國的認同？就我所知是不可能的，理由見於本文第一段，中國的認同已有至少近三千年的歷史，連部份的本省人尚且都未放棄其對中國的認同之下，要外省人放棄自然更不可能。既不放棄中國認同，那麼在台灣主流國家意識滑向「獨立」的潮流下，外省人既無力改變這個潮流，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護自己的國家認同而已。但是在一個所謂「台灣主權獨立」的國家裡要保持自己的「中國認同」又勢必被視為「賣台份子」、「中國（共）同路人」、與「台灣的內奸」。如果要免除這樣的歧視、猜忌與排擠，外省人只能再度移民，否則就只能尋求「從台灣獨立」。 很多外省人與本省人有一種同樣錯誤的觀念，那就是「外省人只是台灣的外來者，是過客，不屬於這裡」。錯了！在一塊生活了五十年以上的土地，如何能說還是外來者與過客？如果在一塊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土地都還是過客，那麼天地之間還有什麼地方是家園？難道那只生活了十幾二十年的土地，甚至沒有生活過一天的土地，反而是家園？這是一個荒謬的想法。不論喜不喜歡，對於絕大多數外省人而言，台灣「已經」是他們的家園，沒有辯論的餘地。再者，外省人在台灣已經奉獻出大半生的努力，對這塊土地已經付出了卓著的貢獻，台灣今日的繁榮、進步、富裕、甚至民主自由，外省人的貢獻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沒有外省人，上述的成果都不可能出現，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因此，外省人不但不須要把自己視為過客，而且應該積極的保護他們在這個家園上的應有權利。 不幸的是國家認同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在可見的將來也不可能解決，甚至在中國大陸的統一壓力之下，外省人將很快面臨著一種難堪而極度危險的選擇：是做「台灣的叛徒」還是做「中國的叛徒」。不做台灣的叛徒就要做中國的叛徒，不做中國的叛徒就要做台灣的叛徒，除此之外彷彿已無第三種選擇。但第三種選擇還是在的，那就是外省人從兩岸的衝突中退出自保，以避免兩難。可是這個選擇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外省人必須從台灣的政府統治下「獨立出去」，否則若仍身為台灣這個國家（不論她叫「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國」）的國民，保持中立勢不可能。 大部份的人一看到「外省人從台灣獨立」這個想法時必定認為不切實際，但若深入咀嚼，就會發現這是外省人擺脫省籍、統獨、兩岸的三重衝突糾葛，謀求自尊、自保與美好願景的不二法門，而且它並非沒有可行性。 首先，在省籍的衝突中，做為一個被猜忌與排擠的少數族群，尤其還要加上國家認同的分歧因素，那麼一味的「忍讓」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再「忍讓」還是不免被猜忌，被猜忌就會被排擠。此時唯有建立自己的國家，與不同國家意識者分國而治，才能被「自己的國家」所保護，也才能重建自己的「平等」地位與尊嚴。 其次，在統獨的衝突中，過去外省人總是試圖以「利弊得失」來試圖說服獨派放棄台獨主張，卻忽略了台獨運動本來就不是以「利弊得失」做為主要考慮因素，其間情緒性因素毋寧更為根本，包括對大陸人的怨恨、不信任、無力感、恐懼感，以及「台灣人當家做主」的願望，這些主觀感受不是「利弊得失」所能完全說服的。說服不了也就罷了，但是更嚴重的是外省人的統派立場卻使其被視為「不認同台灣」，被冠上了道德的罪名。那麼在這樣的惡質化的衝突中，外省人唯有「不再試圖左右本省人的未來」，「尊重本省人自己決定命運的權利」，才能根本消除這樣的衝突，而「從台灣獨立」則是落實上述做法同時保護自己「中國認同」的唯一途徑。 其三，在兩岸的衝突，甚至潛在的戰爭機會下，外省人除非從台灣獨立，建立兩岸之外的第三個政府，否則必不免成為「中國或台灣的叛徒」的其中一者。只要外省人仍然是台灣現政府統治下的一份子，那麼即使他們在兩岸戰爭中保持中立，也必不可免被視為「台灣的叛徒」，那麼外省人的處境將極度危險。 那麼「台灣分國或分治」的可行性如何？如果想要一步登天，立即獨立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若依下列步驟分階段進行，可行性仍然存在。 第一步，首先在外省人集中居住地成立「少數族群特別自治區」，以特別法令保障少數族群在該區的權利。其地位可以比照香港在中共治下的地位，香港地位一向被台灣主流政客嗤之以鼻，視為不可忍受的屈辱，那麼以這樣「屈辱」的條件施於台灣的少數族群身上，就邏輯上言之，台灣的主流政客沒有任何反對的藉口。這種模式當然也可以由客家人及原住民所採用，只要他們願意。 第二步，在「特區」模式發展成熟之後，數個鄰近特區可以謀求合併而成立「自治邦」，與台灣的「中央政府」合組成「台灣聯邦」。 第三步，由「自治邦」進一步發展為「獨立邦」，「聯邦制」改為「邦聯制」。台灣的主流政客近來熱烈討論「聯邦」與「邦聯」的模式，對之頗為嚮往，那麼對於「台灣聯邦」或「台灣邦聯」自無反對的理由，而且正好可以做為「實習」的最好教材，若台灣自己能實驗成功，自然有益於說服中國大陸接受。否則，自己都不願意接受的制度又如何能說服別人接受？ 第四步，如果邦聯制仍然無法消弭內部的猜忌和衝突，那麼就解散邦聯，台灣正式分國而治，建立台灣內部「國與國，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其「特殊」是因為同處於台灣島上，又有著同文同種的特殊關係。 上述的實施步驟都是台灣主流政客所一直追求於兩岸之間的，甚至如第一步的「香港（特區）模式」還是主流政客所認為非常「屈辱」而不可接受的，那麼依照上述模式來推動台灣少數族群的自決獨立運動，不但不違反這些主流政客的邏輯，甚至對於少數族群還是一種「屈辱」的待遇，是少數族群「讓步」的結果。由此可知，這樣的訴求理應得到台灣主流政客的完全尊重，除非──台灣主流政客要否定他們自己上述政治主張的合理性。或者──某些多數族群沙文主義份子要暴露出他們赤裸裸的「多數霸權」真面目，對於島內少數族群的自決運動橫加打壓，一如中共之打壓他們一般，那麼就讓真實的還歸真實，虛假的還歸虛假，讓台灣政壇臺面上所謂「政治正確」的諸多假象與謊言回歸真實。 因此，即使這樣的運動終不成事，但對於台灣諸多問題「真相」的呈現必然做出重大貢獻，對於台灣這個島上所有人的政治思考必然衝激出更周延成熟的見解。如此，無論最終的解決方案為何，台灣內部的問題乃至於兩岸的問題都可以出現更豐富的思考線索。 最後，筆者願意指出：上述的少數族群自決主張在邏輯上是無懈可擊的，而且它還是外省族群「同時符合」台灣目前主流邏輯和自己國家認同的兩全之策。上述的主張建立在下列三個基本觀念之上： 第一、 外省人認同台灣。正因為認同台灣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園，所以不選擇移民出走。 第二、 外省人認同中國。正因為外省人認同中國的國家意識與不認同中國者的國家意識無法相容，所以才要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堅持其做為「中國人」的身份與立場，保留其將來與大陸統一的自主權利。 第三、 外省人尊重本省人「當家做主」的意願。正因尊重，所以要放棄左右本省人未來命運的企圖，不論本省人將來是要尋求獨立還是尋求統一，外省人都尊重本省人的決定，不試圖加以干涉。但在此同時，外省人也要求自己的統一意願被尊重，而唯有分國而治才能兩不相妨。 從這三個基本觀念出發，外省人的困境可以得到完全解脫。首先，外省人無法被疑為「賣台」，因為外省人不想主導全台灣走向統一，他們「只」堅持「自己」走向統一，因此「出賣台灣人」的嫌疑與罪名不再成立。 其次，外省人無法被視為「不認同台灣」，因為外省人選擇留在台灣，認同自己的家園。 其三，外省人無法被視為「背叛台灣」，因為外省人有了自己的國家以後，他們只須向自己的國家效忠。兩岸一旦衝突，外省人完全可以使其國家保持中立而不虞揹負「背叛台灣」的罪名。 其四，外省人無法被視為「背叛中國」，因為外省人始終堅持著對於中國的認同，他們的上述自決運動追根究底正是為了堅持這一份認同。 其五，外省人不必再憂慮少數弱勢的卑屈與危險，有了自己的國家，外省人可以主導自己國家的政策，可以掌握自己的未來，可以用國家的力量，團結一致，保護自己的自由、平等、尊嚴與理想。 其六，外省人不必再憂慮兩岸的戰禍，在有了自己的國家之後，外省人可以自由的採用最穩妥而安全的辦法與中國大陸周旋折衝、達成和解、以至和平統一，不必再受到台獨所可能引起的戰爭拖累。 由此可見，外省人目前的所有困境將完全解脫。 不僅外省人可以超脫其困境，本省人同樣受益： 首先，本省人多了一個可以自由選擇的國籍，認同「台灣獨立」的本省人可以選擇「獨派之國」，而認同中國的本省人則可以選擇外省人所建立的「統派之國」。多一個選項當然比較有利。 其次，獨派本省人可以從此免除「被出賣」的疑慮，因為統獨分國之後，獨派在自己的國家裡掌握絕對優勢，不虞被出賣。 其三，獨派本省人可以達成內部的高度團結，因為不同國家意識者已經離開，所以獨派內部就有了高度一致的國家認同，團結自易達成，不須再受內鬥、內耗的掣肘，在內政與兩岸政策上可以放開手腳，自由追求他們的夢想。 綜上所述，就邏輯與目標而言，外省人的自決獨立運動是兩全其美的唯一解決方案，不但可以解脫外省人的困境，甚至可以有益於本省人。這樣的一個方案不僅在目 標上有著解決台灣族群問題的無比重大的價值，而且在追求過程中也可以提供更廣闊的思考空間，催化著更深入與更真實的政治見解的浮現。 【台湾分国运动】---外省人的困境与出路 一、外省人的困境 不论她是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台湾国」，她已经不再「中国」，不再是当初外省人所追随、拥护、信仰的那个国家。原来的那个「中华民国」有两个 基本精神是外省人信仰的核心：一个是明显的，叫做「民主自由」（针对对象是共产极权）。另一个本来不明显，但近来愈形凸显，叫做「中国认同」（针对对象是 台独）。在今日，这个国家还是叫「中华民国」，她的「民主自由」进步了不少，但是她的「中国认同」却丧失殆尽。更不幸的是，对中国人而言，不论民主自由再 重要，都比不上对于「中国」认同的重要。 这种位阶上的差异可以从两者在中国历史上的长短看出端倪，中国的「民主自由」迄今只有不到九十年的历史，然而「中国认同」却已垂至少二千余年之 久。既然在「没有民主自由」的二千余年中，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未尝改变他们的中国认同，那么显然「有没有民主自由」并不足以影响到对中国的认同，至少，这 对多数中国人是有效的形容，对台湾的外省人也是有效的形容，对台湾的部份本省人或许例外。 比较了这两者的份量差异之后，在面临中华民国在「民主自由」上的进步和「中国认同」上的奄奄一息的情况时，外省人的感受与「亡国」已经相去不远──不论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学者专家如何的粉饰。 「民主化」不是问题，「本土化」也不是问题，这些都是外省人能坦然接受的，甚至还是外省人一手启动、打下基础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本来未必能推论为 「台独化」。但是由于十二年来李登辉对台独民粹主义的贡献，泛独思想取得主流地位，也就象征着这个国家「中国民族精神」的死亡。如果不相信，请听听现在台 湾的三大政党的语言，开口闭口则曰：「两千三百万人民」，绝口不提「十三亿大陆同胞」。如果对照起对岸官方的语言其差异更为清楚，对岸官方的语言开口闭口 绝对不忘提到「台湾同胞」。所谓「实质治权所不及」这个借口，真的能够为台湾政客的「中国精神死亡」而辩护和掩饰吗？ 「台湾优先」或许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如今的局面却早就不再是「台湾优先」，台湾已经不只是「优先」，而变成是「所有一切」。 「台湾」的份量被无限放大，早无「中国」容身之地。这个事实或许在大众媒体上能被掩饰，却是外省同胞内心深处无法隐瞒的伤痛。 问题已经很伤人，但问题还不止于此。 「中国猪滚回中国去」这句口号在台湾已经近似于政治上的口头禅之一，在各种政治扣应节目上随时可闻。外省人所面临的除了亡国的伤痛以外，还有省籍猜忌与仇 恨的问题──虽然它也同样被政治人物、学者专家努力的掩饰着。外省人的这两大问题有一个很奇特的特征，它们从来不敢被正视，从来被视为禁忌，从来不敢加以 勇敢的剖析与讨论，即使在讨论的时候也都以拐弯抹角的方式加以隐讳和淡化。于是外省人的伤痛被深埋心底，问题遭到「讳疾忌医式」的处理。其结果，问题没有 解决，伤痛没有治愈，就让它们拖在那里，仿佛等着它们自行痊愈，或者等着全面爆发。 外省人该怎么做？没有人提出任何对策。几乎百分之百台面上的外省籍政治人物与意见领袖都是以「掩饰」、「淡化」、「呼吁融和」来处理的。其中的道 理也不难理解，外省籍政治人物想要争取本省籍的选票，他们不敢开罪本省人，所以他们绝口不敢提「外省人的愤怒」，甚至连「外省人的伤痛」都不敢多提。这些 外省籍的政治人物唯一能做的就是空言呼吁「和谐」与「团结」，讽刺的是无论如何的自我压抑和扭曲，无论如何表现出低姿态，但「中国猪滚回去」这个口号照样 持续落到他们身上。可是他们心中都有「一盏明灯」支撑着他们无限忍耐下去，那就是那些「理性的本省同胞」的选票。他们认为只有摆出低姿态才能争取、维持这 些「理性本省同胞」的支持，才能维持他们的政治生命。他们深怕对那些「非理性本省人」做出反击会引起「理性本省人」的反感，从而断送了他们的政治前途。但 是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不曾思考：如果基于自卫的正当反击竟然会引起「理性本省人」的反感，那么他们心目中的「理性本省人」实际上并非「理性」。反过来 说，真是所谓「理性本省人」者，自能谅解、甚至支持外省人的正当反击。 外省籍的社会意见领袖为什么也以掩饰为能事？因为他们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潜在认知，一方面他们认知到外省人的少数弱势地位，深恐正面的探讨省籍对于 外省族群「有害无益」，二方面他们又认知到社会「和谐」与「大局」的重要，于是主动自我压抑与忍让。为什么说这是自相矛盾？因为他们一方面认知到外省人是 少数族群，另一方面却采用多数族群的思考逻辑。 「以大局和谐为重而自抑忍让」是多数族群的思考逻辑，而不是少数族群的思考逻辑。为什么？因为多数族群是国家的领导族群，掌有国家权柄，负有维护国家整体 利益的责任，所以他们「以大局和谐为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多数而享优势，所以他们「自抑忍让」是合理的。而少数族群是被统治的弱势族群，他们既无 统治国家的权柄，又处于少数弱势地位，他们「自我保护」才是最优先的思考逻辑，在自我保护未及妥当前就去「自抑忍让」只能说是乡愿。 如果拿客家人做例子更清楚，客家人可以在选举中高呼「客家人选客家人」，这说明客家人有很正常的「少数族群思考逻辑」，而且这种口号被其他族群坦 然接受，证明「少数族群以自我保护为优先」的逻辑是受到肯定的。但是外省人却没有这种思考，外省人虽然已从统治地位上退出，但是心态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 外省人还没有充份接受自己「已经是少数弱势族群」的事实。所以他们一方面承受着少数族群的外在压力，一方面又以「多数族群的思考逻辑」来压抑自己，不敢勇 敢说出自己的心声，不敢伸张自己的权利，不敢对那些「非理性本省人」的无理挑衅展开「正当防卫」，现在的外省人被压抑到连对中国的基本认同都难以开口的程 度。只有「爱台湾言论的自由」，而无「爱中国言论的自由」，外省人几乎忘记了这是个所谓「言论自由的国家」，忘记了他们也应享有同样的言论自由。他们都很 清楚的知道，在这个所谓「言论自由」的国度里，如果他们讲出认同中国的言论，就要立刻被扣上「卖台」的罪名，所以他们的「言论自由」只是「跛脚的言论自 由」。这种「亡国之痛」，不平等、不自由的处境，再加上即使自我压抑仍然不免被部份本省人所猜忌与仇恨，就是今日外省人的困境所在。 二、外省人的出路 外省人的任何出路与对策，都必须从「正视自己是少数、被统治族群的现实」这一步出发。如果外省人还要幻想他们可以重回统治者的地位（譬如对于宋楚瑜和亲民党的幻想），那么他们不仅将澈底失望，而且会使其处境更加恶化。 宋楚瑜虽是外省籍，但是就他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而言，与其说他是外省人，不如说他是本省人。宋楚瑜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的「主要选票来源」在哪里， 而那绝非外省票。外省票在宋的得票数里充其量只占三分之一，如果宋楚瑜竟然不以本省选民的意愿为「主要」施政方针，那就无异于他要放弃他现有三分之二的票 源，这可能吗？不仅如此，以他的外省籍背景，他甚至要比本省籍的政治人物更加强调他的所谓「本土性」，更加淡化他的外省色彩，才能争取到本省选民的信任与 支持。换句话说，宋楚瑜做为一个全国性政治人物，他的努力方向能合乎外省选民期望的程度，恐怕是连本省籍的政治人物还不如。不信者请看：当本省籍的连战与 陈水扁都可以大方的讲出「一个中国」之类的辞汇时，从选前到选后，宋楚瑜的口中可曾有半次吐出「一个中国」的字眼？ 因此外省族群在今日台湾政坛的实际地位应当就很清楚了，不论执政者是本省籍还是外省籍，其政治角色绝对都会表现为一个「本省籍的执政者」，而外省籍执政者的本省色彩将比本省籍执政者还要浓厚。 既然如此，外省族群做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被统治的少数族群」的地位就再无疑义，必须加以面对与接受，必须立刻扬弃其做为统治族群的过时心态。 那么外省人做为一个弱势的少数族群，面对着多数族群中相当部份人的猜忌与敌意，又面对着统独的国家认同冲突时应该如何自处呢？其选择是显而易见 的，若非甘愿在国家意识上退让、放弃其对于中国的认同，即是寻求出走或抗争。对弱势与少数而言，抗争是自保的必要手段，空言呼吁「和谐」是无用的。平等与 自由从来都是靠奋斗争取而来，很少是靠优势者的「主动施舍」而来，尤其是在台湾目前的省籍对立情况下。 但是外省人是否甘于放弃其对中国的认同？就我所知是不可能的，理由见于本文第一段，中国的认同已有至少近三千年的历史，连部份的本省人尚且都未放 弃其对中国的认同之下，要外省人放弃自然更不可能。既不放弃中国认同，那么在台湾主流国家意识滑向「独立」的潮流下，外省人既无力改变这个潮流，他们唯一 能做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国家认同而已。但是在一个所谓「台湾主权独立」的国家里要保持自己的「中国认同」又势必被视为「卖台份子」、「中国（共）同路人」、 与「台湾的内奸」。如果要免除这样的歧视、猜忌与排挤，外省人只能再度移民，否则就只能寻求「从台湾独立」。 很多外省人与本省人有一种同样错误的观念，那就是「外省人只是台湾的外来者，是过客，不属于这里」。错了！在一块生活了五十年以上的土地，如何能 说还是外来者与过客？如果在一块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土地都还是过客，那么天地之间还有什么地方是家园？难道那只生活了十几二十年的土地，甚至没有生活过一天 的土地，反而是家园？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不论喜不喜欢，对于绝大多数外省人而言，台湾「已经」是他们的家园，没有辩论的余地。再者，外省人在台湾已经奉 献出大半生的努力，对这块土地已经付出了卓著的贡献，台湾今日的繁荣、进步、富裕、甚至民主自由，外省人的贡献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没有外省人，上述的成 果都不可能出现，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外省人不但不须要把自己视为过客，而且应该积极的保护他们在这个家园上的应有权利。 不幸的是国家认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可能解决，甚至在中国大陆的统一压力之下，外省人将很快面临着一种难堪而极度危险的选择：是 做「台湾的叛徒」还是做「中国的叛徒」。不做台湾的叛徒就要做中国的叛徒，不做中国的叛徒就要做台湾的叛徒，除此之外仿佛已无第三种选择。但第三种选择还 是在的，那就是外省人从两岸的冲突中退出自保，以避免两难。可是这个选择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外省人必须从台湾的政府统治下「独立出去」，否则若仍身为台湾 这个国家（不论她叫「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国」）的国民，保持中立势不可能。 大部份的人一看到「外省人从台湾独立」这个想法时必定认为不切实际，但若深入咀嚼，就会发现这是外省人摆脱省籍、统独、两岸的三重冲突纠葛，谋求自尊、自保与美好愿景的不二法门，而且它并非没有可行性。 首先，在省籍的冲突中，做为一个被猜忌与排挤的少数族群，尤其还要加上国家认同的分歧因素，那么一味的「忍让」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再「忍让」还 是不免被猜忌，被猜忌就会被排挤。此时唯有建立自己的国家，与不同国家意识者分国而治，才能被「自己的国家」所保护，也才能重建自己的「平等」地位与尊 严。 其次，在统独的冲突中，过去外省人总是试图以「利弊得失」来试图说服独派放弃台独主张，却忽略了台独运动本来就不是以「利弊得失」做为主要考虑因 素，其间情绪性因素毋宁更为根本，包括对大陆人的怨恨、不信任、无力感、恐惧感，以及「台湾人当家做主」的愿望，这些主观感受不是「利弊得失」所能完全说 服的。说服不了也就罢了，但是更严重的是外省人的统派立场却使其被视为「不认同台湾」，被冠上了道德的罪名。那么在这样的恶质化的冲突中，外省人唯有「不 再试图左右本省人的未来」，「尊重本省人自己决定命运的权利」，才能根本消除这样的冲突，而「从台湾独立」则是落实上述做法同时保护自己「中国认同」的唯 一途径。 其三，在两岸的冲突，甚至潜在的战争机会下，外省人除非从台湾独立，建立两岸之外的第三个政府，否则必不免成为「中国或台湾的叛徒」的其中一者。 只要外省人仍然是台湾现政府统治下的一份子，那么即使他们在两岸战争中保持中立，也必不可免被视为「台湾的叛徒」，那么外省人的处境将极度危险。 那么「台湾分国或分治」的可行性如何？如果想要一步登天，立即独立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若依下列步骤分阶段进行，可行性仍然存在。 第一步，首先在外省人集中居住地成立「少数族群特别自治区」，以特别法令保障少数族群在该区的权利。其地位可以比照香港在中共治下的地位，香港地 位一向被台湾主流政客嗤之以鼻，视为不可忍受的屈辱，那么以这样「屈辱」的条件施于台湾的少数族群身上，就逻辑上言之，台湾的主流政客没有任何反对的借 口。这种模式当然也可以由客家人及原住民所采用，只要他们愿意。 第二步，在「特区」模式发展成熟之后，数个邻近特区可以谋求合并而成立「自治邦」，与台湾的「中央政府」合组成「台湾联邦」。 第三步，由「自治邦」进一步发展为「独立邦」，「联邦制」改为「邦联制」。台湾的主流政客近来热烈讨论「联邦」与「邦联」的模式，对之颇为向往， 那么对于「台湾联邦」或「台湾邦联」自无反对的理由，而且正好可以做为「实习」的最好教材，若台湾自己能实验成功，自然有益于说服中国大陆接受。否则，自 己都不愿意接受的制度又如何能说服别人接受？ 第四步，如果邦联制仍然无法消弭内部的猜忌和冲突，那么就解散邦联，台湾正式分国而治，建立台湾内部「国与国，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其「特殊」是因为同处于台湾岛上，又有着同文同种的特殊关系。 上述的实施步骤都是台湾主流政客所一直追求于两岸之间的，甚至如第一步的「香港（特区）模式」还是主流政客所认为非常「屈辱」而不可接受的，那么 依照上述模式来推动台湾少数族群的自决独立运动，不但不违反这些主流政客的逻辑，甚至对于少数族群还是一种「屈辱」的待遇，是少数族群「让步」的结果。由 此可知，这样的诉求理应得到台湾主流政客的完全尊重，除非──台湾主流政客要否定他们自己上述政治主张的合理性。或者──某些多数族群沙文主义份子要暴露 出他们赤裸裸的「多数霸权」真面目，对于岛内少数族群的自决运动横加打压，一如中共之打压他们一般，那么就让真实的还归真实，虚假的还归虚假，让台湾政坛 台面上所谓「政治正确」的诸多假象与谎言回归真实。 因此，即使这样的运动终不成事，但对于台湾诸多问题「真相」的呈现必然做出重大贡献，对于台湾这个岛上所有人的政治思考必然冲激出更周延成熟的见解。如此，无论最终的解决方案为何，台湾内部的问题乃至于两岸的问题都可以出现更丰富的思考线索。 最后，笔者愿意指出：上述的少数族群自决主张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而且它还是外省族群「同时符合」台湾目前主流逻辑和自己国家认同的两全之策。上述的主张建立在下列三个基本观念之上： 第一、外省人认同台湾。正因为认同台湾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园，所以不选择移民出走。 第二、外省人认同中国。正因为外省人认同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不认同中国者的国家意识无法相容，所以才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坚持其做为「中国人」的身份与立场，保留其将来与大陆统一的自主权利。 第三、外省人尊重本省人「当家做主」的意愿。正因尊重，所以要放弃左右本省人未来命运的企图，不论本省人将来是要寻求独立还是寻求统一，外省人都尊重本省人的决定，不试图加以干涉。但在此同时，外省人也要求自己的统一意愿被尊重，而唯有分国而治才能两不相妨。 从这三个基本观念出发，外省人的困境可以得到完全解脱。首先，外省人无法被疑为「卖台」，因为外省人不想主导全台湾走向统一，他们「只」坚持「自己」走向统一，因此「出卖台湾人」的嫌疑与罪名不再成立。 其次，外省人无法被视为「不认同台湾」，因为外省人选择留在台湾，认同自己的家园。 其三，外省人无法被视为「背叛台湾」，因为外省人有了自己的国家以后，他们只须向自己的国家效忠。两岸一旦冲突，外省人完全可以使其国家保持中立而不虞背负「背叛台湾」的罪名。 其四，外省人无法被视为「背叛中国」，因为外省人始终坚持着对于中国的认同，他们的上述自决运动追根究底正是为了坚持这一份认同。 其五，外省人不必再忧虑少数弱势的卑屈与危险，有了自己的国家，外省人可以主导自己国家的政策，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可以用国家的力量，团结一致，保护自己的自由、平等、尊严与理想。 其六，外省人不必再忧虑两岸的战祸，在有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外省人可以自由的采用最稳妥而安全的办法与中国大陆周旋折冲、达成和解、以至和平统一，不必再受到台独所可能引起的战争拖累。 由此可见，外省人目前的所有困境将完全解脱。 不仅外省人可以超脱其困境，本省人同样受益： 首先，本省人多了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国籍，认同「台湾独立」的本省人可以选择「独派之国」，而认同中国的本省人则可以选择外省人所建立的「统派之国」 。多一个选项当然比较有利。 其次，独派本省人可以从此免除「被出卖」的疑虑，因为统独分国之后，独派在自己的国家里掌握绝对优势，不虞被出卖。 其三，独派本省人可以达成内部的高度团结，因为不同国家意识者已经离开，所以独派内部就有了高度一致的国家认同，团结自易达成，不须再受内斗、内耗的掣肘，在内政与两岸政策上可以放开手脚，自由追求他们的梦想。 综上所述，就逻辑与目标而言，外省人的自决独立运动是两全其美的唯一解决方案，不但可以解脱外省人的困境，甚至可以有益于本省人。这样的一个方案 不仅在目标上有着解决台湾族群问题的无比重大的价值，而且在追求过程中也可以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催化着更深入与更真实的政治见解的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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