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去)年十月，辛灝年先生應邀赴澳洲作《誰是新中國》系列巡迴講演。首場講演“專制改良與共和革命”成功結束後，又即席回答了一個多小時的聽衆問題，其中以“五胎說李敖”最爲精彩。現根據講演錄音整理出該文字稿，經講演者本人校閱並略作修改、補充以後，發表如下，以饗讀者。
辛灝年於墨爾本講演後即席答聽衆問
　　李敖要是跟我相比的話，那是個坐在牢房裏也能罵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人，我是一個坐在牢房外面也不敢罵共產黨和毛澤東的人。我對此不想再作太多的說明，因爲大陸來的朋友都懂我的意思。但我想說的是，李敖根本上就是個“禍胎”，具體地說，就是“五種禍胎”。
　　第一、李敖是共産主義的胚胎。實際上他一向是有共産主義的思想傾向的。1949年時，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對敗退到臺灣的中華民國和國民黨蔣介石，有天生的厭惡之情；對49年佔領了中國大陸、貌似引導中華民族走向強大的中囯共產黨有天生的歡喜之情，雖可以理解，但卻成了一個共産主義的胚胎。這種人，在臺灣七十多歲的人中間，並不少見；在中國大陸七十多歲的人中間，以前也並不少。李敖最近去大陸，已經公開地說他是“歸隊”，也就是說他不是回國，而是“回到了共產黨的隊伍”。他在復旦的講話已經將他和共產黨的思想感情關係交待得夠清楚的了。所以說他是共産主義的胚胎，就一點不牽強。只是他“無幸”待在大陸，否則，他這個共産主義胚胎，是會成長起來的，並且一定會害人不淺（後面我還要說到）。
　　第二、李敖是威權民主的怪胎。49年敗退臺灣的蔣介石，在1950年就開始在臺灣實行縣長的選舉，後來連臺北市的市長都是選出來的，而且不是國民黨的黨員。共產黨在大陸，四十多年後才開始搞非政權性質的“村選舉”，還沒搞好（甚至還是假選，選的人不合共產黨的意，或者不是共產黨的人，就要廢選、甚至抓人，比如最近廣東的太石村事件）。可是，五十年代以後的臺灣，面對的最大威脅是共產黨天天喊著要“解放”它，所以，安全對於臺灣來講，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這樣一個政權，面對著共產黨的持續干擾、顛覆和威脅，面對著曾在三、四十年代大陸泛濫過的紅色思潮又要企圖捲土重來，面對著自己又必須堅持從來就有的基本民主理念，那麽，臺灣怎樣才能保得住？臺灣怎樣才能走向民主和富強？於是，蔣介石吸取了他49年前在中國大陸的一些教訓，在一九四六年已經建成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恢復“訓政”。所謂訓政，就是一邊推動地方自治，一邊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國民政府。前者是爲訓練人民用權，後者則是爲防止形形色色的外患內憂，特別是專制的公然復辟和變相復辟。這就是所謂的“威權政治”、但卻是“威權民主政治”，也是蔣介石“威權統治”的由來。因爲它的目的，還是要“走向民主憲政”，而不是“走回專制”。雖然，超越了訓政的範圍就是專制，越過了威權的限度就是獨裁。但是，三十年代，共産派、所謂的自由派都罵他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卻也說明了他雖然推行訓政，卻沒有“過界”而成爲專制。所以，49年後，臺灣一批號稱“自由派”的知識份子，當他們依然要象在大陸一樣窮追猛打地批判、否定、直至要與大陸的共產黨“裏應外合”，意在推翻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時，那個威權民主政治下的國民黨蔣介石就要對他們實行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說，你想罵，我也可以給你罵，但你們也不要罵得、鬧得太過份。雷震的那個《自由中國》雜誌，出版了27期，期期都罵蔣介石國民黨，直到第27期，實在是罵得太過分了，國民黨蔣介石認爲已經對臺灣的安全和安寧産生了不良的影響了，才把他抓了起來，把雜誌停掉了。這在大陸是不可思議的事，連一期也出不來。能夠讓他出版27期，罵27期，已經表現了這個政權本身確實尚擁有一個基本的民主理念，尚提供了一個起碼的言論自由環境。把雷震抓起來，停了他的雜誌，是爲了臺灣的安全，是爲了不再重蹈被共產黨顛覆的失敗命運。因爲共產黨還在天天喊著要解放臺灣，對岸的大炮還在天天瞄準著臺灣島。可是，人的同情心總是在“在野”這一邊。就這麽一抓一放，一放一抓，李敖們的名氣也變大了，膽子也變大了；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膽子倒“變小”了，只要事不關大局，只好繼續讓他罵。因爲威權民主政治還是要表現出：“我們是有一定的言論自由的。”這才是我稱他是一個威權民主政治的原因。他既不是一個完整的民主制度，卻又帶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和民主內容。李敖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裏被培養成的一個“怪胎”。你們看李敖，開口就是下流，下筆就帶齷齰，髒話爛話，滿紙都是。我想問大家，在澳大利亞、在美國、在全世界自由民主政治成熟的國家裏面，哪有學者象這個樣子的？這是起碼的修養嘛。反過來，在中國大陸，你能找到一個李敖嗎？十三億人中，當真找不到一個比李敖聰明的人嗎？不，但就是沒有，也不可能有，誰都不敢啊！如果有，共產黨早就滅了他的“十族”了！所以我說他是國民黨蔣介石威權民主政治下的一個怪胎。
　　第三、李敖是臺灣社會的一個壞胎。大家都知道儲安平這個人，他在1947年說過這樣幾句話，“我們今天在罵國民政府、在罵老蔣，我們是嫌他給我們的自由還不夠多，我們想要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把他給罵倒了，真的是共產黨掌了權，恐怕我們就連想罵一句話的可能都沒有了”。是的，49年以後他再也不敢罵了，也沒有機會給他罵了，先是打了右派，被送去勞教放羊去了，最後死在紅衛兵的亂棍之下（也有資料說他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那些曾經罵國民黨罵上了癮的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只要稍稍正派一點的，哪一個有好下場？沒有一個。就是不正派的，也幾乎沒有好下場。但李敖不一樣，李敖在臺灣卻罵蔣罵出了名。實際上，李敖是遇到給他罵的蔣介石就拚命地罵，罵到蔣介石死了他還在罵。可是，你看他到了大陸，竟是一個講演不如一個講演，東扯西拉，做醜作怪，他真敢罵嗎？他只敢羞羞答答地抱著“毛著”做擋箭牌，但胡錦濤連這個擋箭牌也不給他。有人說李敖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我問在座的各位朋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結果是什麽？是“必被紅旗所打倒”。但李敖根本就不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他是在“舉著紅旗捧紅旗”，你看他在關鍵的“六四”等問題上的鮮明“擁共”立場和胡說八道──一個活生生的共產黨專制的衛道士，是不是躍然在大陸了？
　　李敖是個壞胎。他壞在哪里？就壞在他在臺灣竟然成了威權民主政治下的英雄。但在絕沒有言論自由的大陸，他只敢爲共產黨塗脂抹粉，死也不敢逞英雄。他對兇惡的共產黨，根本就不敢真正地吠一次；可是他對於給了他自由、給了他罵的臺灣，他卻吠到今天，咬到今天，咬緊臺灣的腳後跟，絕不肯鬆開一點點。所以我說他是臺灣的一個壞胎。
　　第四、李敖是馬列中國的一個毒胎。李敖曾說：“你們不要看我在臺灣是反蔣英雄，就認爲我在大陸就一定是反毛英雄，我在大陸說不定比姚文元的地位還要高，我會是另外一個李敖。”這就是說，在什麽環境下，這個人就可以變成什麽樣子；在另一個環境下，他可以變成和他自己相反的樣子。實際上，他在心裏面是非常害怕共產黨的。他可以在威權民主制度下做英雄，但他也可以在共産制度下做狗熊，甚至於可以踏著別人的鮮血往上爬。他自認在大陸，是一個能夠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爬得還要高的人。姚文元是什麽人？姚是個毒胎嘛，是個壞人嘛。大家知道，在大陸說你象姚文元，那就是在罵你嘛！一個靠耍筆桿子、幫助毛澤東江青把知識份子與無辜人民推向“文化大革命”火坑的人，當然是個毒知識份子，壞知識份子。作爲一個人，他就是毒胎和壞人。但李敖之所以是紅色中國的一個毒胎，還因爲今天共產黨捧他的目的，一是要利用他來破壞大陸人民對中華民國歷史的反思，要李敖這個從臺灣來的反蔣英雄，這個所謂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來向大陸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控訴國民黨蔣介石的罪行，來肯定──“是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因爲今天共產黨罵國民黨蔣介石已經沒有人聽了，反過來，大陸人民在說蔣介石好，稱他是民族英雄！也就是說，共產黨要請一個愛共產黨、恨蔣介石、討厭過去國民黨（不是今天投共的國民黨）的“臺灣自由派”，來爲自己的罪行背書，來幫助它繼續對大陸人民實行欺騙。如此惡毒的用心，自然也就使李敖成了馬列中國的毒胎了！
　　第五，李敖最後必將成爲死胎。因爲李敖一旦遇上了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制度，一個高度文明的自由民主制度，他就根本沒有市場了，這個“五胎俱全”的禍胎，就一定會死的。他只是威權民主制度下的一個令人噁心的記錄，是大陸共産專制統治下一個令人生恨的玩偶，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中一個最壞的典型，卻必將成爲真正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一個死胎，並且永遠不再有“投胎”的機會。倘能如此，那才是中華文明之福。 

轉自《黃花崗》第十五期(http://www.dajiyuan.com)

辛灝年（1947年11月2日生），原名高爾品，中國作家、學者和持不同政見者。安徽巢縣人，在南京出生。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六四事件之後曾在中國七次領軍上街遊行抗議中國共產黨在該事件中的武力鎮壓行動，並辭去了所有社會職務和榮譽頭銜。曾兩次應邀赴北美講授。1994年春，赴加拿大擔任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同年底，應台灣《聯合報系》的邀請，赴台作訪問研究。1995年夏，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擔任訪問學者，1996年2月被哥倫比亞大學聘為歷史學博士後研究員，1997年夏擔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曾獲得台灣國軍老兵周祥先生五十萬美圓的遺產辦理《黃花崗》雜誌等。著有《誰是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