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憲法課時，憲法教授黃維幸談到總統沒有言論免責權的議題時，很不認同法官的判決。對於教授我個人是十分尊敬，台大法律系畢業，服完兵役後，出國留學，一路過關斬將，唸到哈佛法學博士，並在美國知名律師事務所工作了二十多年，專打跨國官司，由於表現優良，還成為合夥人，讓台灣人在美國法律界揚眉吐氣。

談到這個案子，他說，政黨惡鬥，傷害最大的是人民，以前國民黨修憲時，民進黨從未想過自己會拿到政權，訂了一大堆不利於執政黨法令，現在自食惡果。今天，法官判總統沒有言論自由，完全沒有道理，在野黨還沾沾自喜，萬一那一天在野黨也取得政權，民進黨也用同樣標準，那不就天下大亂了。每個人都有基本的言論自由，如果一個人因為當了總統就沒有言論自由，如果按這個標準，是不是地位高的人就沒有言論自由，如此一來，民主的價值將大打折扣。

以下是黃教授完整的看法：

台北地院判決陳水扁總統 「柔性政變」說妨害連宋名譽。其最大的理由是「總統」是機關，不得享有言論自由。

但是，總統固然是一種制度，一個機關，它也必須由人來做。機關不會做事；只有總統做為一個人才會做事。總統做為一種制度，當然不會說話；只有總統做為一個人才會說話。因此，問題是總統做為 「人民」有沒有言論自由，不是 「機關」有沒有言論自由。這在邏輯上有什麼法官所說的「同一性論據」矛盾？

把總統當為制度來分析，原本無可厚非。但是，機關說原本是德日學者為分析方便的學說。將其抽象地亂套，不出笑話也難。

政治辯論不是靜態的制度分析，而是活生生的政治角色的互應與角力。就像司法審判不是做為一個機關來採證與判決，必然也是法官做為一個人在審判。一個著名的英國老判例，生動地記述律師趕到坐在已經啟動的火車的法官面前要求一個裁決，而法官也如其所請簽字裁定。又有好爬山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在山頂上接受上氣不接下氣趕來的律師申請裁決的例子。法院在那裡？機關在那裡？法院這個機關不在法院大廈裡，而在法官這個人本身。同理，機關雖無語，總統有話說。

當然，總統言論也許不應享有絕對的豁免權；「柔性政變」是不是「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都可以商量討論。但是認定總統絕對沒有就「公眾人物」及「公共事務」批評的權利，而且要自證所言為實。不僅與國人耳熟能詳的美國最高法院的「蘇利文」案（ 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或「好色客」案 （Hustler Magazine v. Falwell）判若天壤 （「真實惡意」），連我們自己大法官會議釋字五○九號，不得被告自證無辜的精神都違反了。

問題的癥結在我們到底要有多寬的政治辯論尺度。依我看來，政治人物原都有對抹黑的高度自衛和忍受能力。對公共事務的言論限制，到頭來只會限制了選民政治判斷的信息。不當的政治言論的制裁是選民的政治制裁，不是法官的法律去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