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先生於清光緒五年（1879年）在陜西三原出世，隨著國民政府遷臺後，於民國五十三年（1964）病逝於臺北，葬於臺北市陽明山百拉卡公路旁（竹子湖附近），周圍環境景觀良好。 

于先生為當年國民黨時代的黨國元老，任監察院院長，前後達三十四年。早年，曾長時間領軍捍衛鄉土，而後參與政事，功勳彪炳。但是真正受人景仰的，則不只是功勳，最重要的是他的書法成就，及對書法發展的影響。 

　　于先生在書法的成就，應從他的書法造詣，及整理、提倡標準草書兩方面來說。就書法的造詣，由於他融合了各家，而且開創前所未有，獨步當代的個人風格。除此之外，他的碑楷、行書的表現也相當精采。 

　　對於于先生學習書法的過程，在各種記載中，並不一致。許多人都以于先生曾說過的一些片段，就自己的印象，來描述、解釋，如何逐步形成于先生的書法造詣。對於他曾臨過的碑帖，有不同的說法。其實他是前清文人，受到科考的影響，啟蒙時，必定以唐宋楷書為主，然後他再從碑體奠下基礎，及至後來為著提倡標準草書，才進入帖學的融合。 

　　于先生曾在1930年，賦詩描述自己學習書法的過程：「朝寫石門銘、暮臨二十品」，石門銘或是二十品都是屬於魏碑。他是陝西人，檢視他自十九歲開始，長年收集古碑墓誌的故事，大抵可知：他是以北碑為臨摹學習的方向，所以早期于先生的書法，應以碑楷為主。 

　　他對草書的投入，大約在他三十五歲左右，接觸到「廣武將軍碑」後才開始。起先曾琢磨於章草，興起整理以便於應用的想法。在1932年成立「標準草書社」，這段時間于先生的草書，大體以章草為主。 

　　章草與於草法並不相同，不能完全適用於標準草書的制定，於是放棄整理章草的工作，而逐漸以二王流派的草書做為標草的依據。據推論，于先生應該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涉入今草帖學的範疇，特別是來到臺灣以後，對於草書帖學的重視尤甚於前。 

　　如果檢視于先生的書法，從創作前後年代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中年以前的楷書，此時他從早期的楷書到碑楷，已奠定厚實的基礎。在中年以後，開始鍛鍊行書及草書，然後在主導標草的整理。大約在花甲後，進入標準草書的應用，更融合碑與帖的精髓後，將標草應用得出神入化，晚年的作品，無人可望其項背，而被尊為「草聖」。 

　　于先生的草書被稱為于體，在臺灣早期有許多人仰慕于先生的書法，著迷於于體的標準草書。在他的推動下，標準草書曾廣被重視，許多人開始練習標準草書，但是常有人將標準草書與于體草書混在一起，以為書寫標準草書就得寫于體草書，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書壇充斥于體書風的標草作品。為著很快寫出作品，殊不知于先生的草書有很長的過程，雖是草書卻帶有碑體風格，直接臨寫于草，只能畫出線條和字型，是無法體會內蘊的精髓。 

　　標準草書是草書字形便於應用的整理，並不是新的字體，也不是固定的書寫風格，如能善加應用將有助於草書的辨識及使用，因為古今書家在草書的變化太多，如能透過草寫筆畫及字形的統一，或許在書寫上更臻完美。 

　由於于先生的極力倡導，中國大陸目前，仍有書家及學者在作研究，日本也有標準草書推展的團體，臺灣則有標準草書學會在繼續推動，甚至也有書法比賽，設有標準草書組。或許在大家的努力下，即使在電腦文書充斥的環境下，標草的應用，能取代繁複筆畫的書寫，使人樂於親近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