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生土長的台湾人,六四那年我正在当兵,六四之前,台湾民众就很关心民运走向,想着中国会不会在经济开放后,也逐渐在政治上开放,倒不会想谁推翻谁,我们一直都在注意着电视报导,后来军队(38军)入城了,可是没多久又调走,换成江西27军(如果我没记错)进驻,而且全面封锁讯息,严禁军人与外界接触,那时我就已经心理有数了,三天后,坦克开入了天安门,我刚好休假,一位醒吾的女学生跑来跟我说：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我说：很正常,军人是奉命执行的,如果是我,我也会去执行,因为服从本来就是军人的天职,何况,他们之前的讯息都是封闭的。说真的,这个处理比起上海,江泽民的处理,相对粗糙,但却必须。让中国产生病态的,不是中央这几个人,而在外围,在各地方,在许多因循的制度中,它是大范围的,想一次改变,是不可能的,就是邓小平也无能为力,并且当时学运发展已有相当时日,广范广阔,压力之大足以让所有问题一次引爆,中国承受不了,最后可能成为另一个文革,变成群魔乱舞,这一切的一切,牵扯的是政治的判断力,不能依靠的是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