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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一到選舉,臺灣假民調滿天飛?
2022/09/24 10:48:15瀏覽78|回應0|推薦0

距離年底“九合一”選舉還有兩個月時間,參選人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希望能一舉扳倒對手,其中民調被視為重要武器之一。但如今的民調已不再是單純探詢民意的手段,更是政黨操控的競選文宣。這種用金錢堆砌起來的選舉現象,成功幫許多參選人調整“人設”、讓相關業者賺得盆滿缽滿,只把選民蒙在鼓裏。


民進黨最早搞選舉民調


臺灣最早的民調大約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末,當時部分“立委”會請專業機構做調查,瞭解行政機構的施政滿意度,以便質詢時使用。1990年,從美國引進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算是島內第一家商業民調公司,不過因為其首席顧問丁庭宇的個人政黨屬性相當明顯,因此蓋洛普的調查並不被本土民眾認同。後來興起的天和水行銷顧問、山水民調等公司都有不同的背景,其中前民進黨組織部主任張鬱仁成立的山水民調,經常因為政黨屬性而被非民進黨列為民調“優先排除名單”。



在島內,最早把民調用於指導選戰策略的是民進黨。1993年,時任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將民調引進輔選系統,試圖通過民調數字掌握當年的縣市長選情,以彌補民進黨因組織力薄弱,無法充分掌握選情的遺憾。許信良的選舉思維在選戰中獲得驗證,民進黨將原本只隸屬於選舉對策委員會的民調小組,擴編為臺灣政黨史上第一個民調中心。後來陳水扁成立的“福爾摩沙基金會”、現任臺北駐日代表謝長廷的“新文化基金會”,也大量應用民調來影響臺灣政治生態。




業內人士統計,現在島內三成以上的民意代表都雇民調公司,民調機構近十年增加兩三倍。它們主要分為四大類:一般商業性的民意調查公司;附屬於學術單位的民調中心,比如臺灣政治大學的選舉研究中心等;第三類就是附屬於媒體的民調中心,大家熟知的有《聯合報》民調中心、《中國時報》民調中心等。此外,當局機構或政黨民調中心也經常從事與政治有關的民意調查。


民調是怎麼做出來的


臺灣早年民調多半是由傳統的紙媒或少數電視媒體執行,為避免砸招牌,它們的操作過程相對嚴謹、參與調查的人員比較專業、抽樣經驗也豐富,一般較具公信力。


以臺灣《聯合報》為例,其民調機構在臺灣“解嚴”後不久成立,目前已有30多年的歷史,算是臺灣最早的新聞媒體民意調查中心。運作30多年以來,已發佈約3000次各類民調結果。一般來說,他們的民調題目大多由新聞部門針對某項熱門議題提出,確認可執行後,先由新聞部門擬出詢問題目,再交由民調部門優化、細化。


民調部門內有精通統計學的人員,他們一一檢視每項題目的可操作性,以及是否做到窮盡與互斥原則。至於電訪員,一般要求口齒清晰,普通話、閩南語流利或懂客家話,有耐心、態度親切,時薪大概在180—210元新台幣。TVBS民調中心負責人曾透露,通常情況下,民調中心每天上班的員工在30人左右,最多時有50人。如果做1000多份民調,一般需要3天時間。


那麼,民調公司又是如何抽樣選擇受訪者的呢?


以上面談到的《聯合報》為例,其歷年來的民調都是以市話(座機)作為調查方式,他們認為市話比手機訪問更為準確。原因是市話樣本能依據人口分佈分配電話比例,讓每一個縣市的電話有同樣的受訪概率,避免僅有少數縣市的民眾被接觸到。而手機號碼只有門號,沒有區碼,縣市受訪民眾的比例分配與實際縣市人口的比例可能不符,且手機調查會比較偏重都會區人口。


撥通電話後,電訪員先會自報家門,然後詢問被訪者的戶籍,再就具體問題徵詢他們的答案。去年“四大公投”前,《環球時報》駐臺北記者就曾接到某民調公司的電話。他們的問題問得很細,且環環相扣,例如問記者是否“同意重啟核四”,如果回答“是”,下一題再問“如果核電廠距你家不到50公里,你還支持嗎?”但其實這個問題是有盲點的,因為全臺多數受訪者並不住在核電廠旁,他們或許會因為根本不具可能性而影響本身回答的結果。還有一題是,“如果啟用核電廠可以少繳電費,你支持嗎?”這種題目可能就不具有太多參考價值,因為大多數人都是趨利避害的,如果能減少支出,誰不願意?


一般而言,面對越敏感的民調,民眾拒訪的概率就越高。比如,臺灣《聯合報》9月20日所做的“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雖然成功訪問了1022個成年人,但也有931人拒訪。而8月1日《聯合報》就臺北市長選情所做的民調成功訪問1082人,只有180人拒絕接受採訪。


“想看什麼樣的民調都可以做”


有民調業內人士估算,如果每個候選人做5次民調、每次預算20萬元新台幣,300名“立委”候選人就有3億元的市場。再加上由此帶來的廣告收益,難怪各方都趨之若鶩。


一些機構的民調相對嚴謹,得出的結論也與選舉結果相差不大。以4年前的臺灣縣市長選舉為例,《聯合報》共做了17次民意調查。選後驗證,除了新竹縣預測不准外,其餘16次的民調結果與選後實際得票數驚人相似。最經典的就是高雄市長選舉的預測,《聯合報》選前做了兩次民調,第一次在2018年9月底,當時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的聲勢已起來,但仍輸給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第二次是選前12天做的,韓國瑜反超,領先民進黨人7個百分點。該調查一公佈就引起綠營抗議,認為民調做假。但選舉開票結果證明,韓國瑜不僅贏得選舉,還贏對手9個百分點。


但整體而言,島內民調魚龍混雜,有些結論甚至完全相反。比如TVBS電視臺日前發佈的臺北市長選舉民調顯示,國民黨參選人蔣萬安的支持率為36%,臺灣民眾黨支持的無黨籍參選人黃珊珊為26%,民進黨的陳時中為23%。但親綠媒體人周玉蔻主導的放言所做的民調,卻是陳時中排在第一。


這種情況當然與題目設置、政黨背景以及民調機構的政治色彩大有關係。在《菜市場政治學》一書中,作者以2014年臺北市長選舉為例討論“誘導式民調”,也就是調查者借操弄提問的措辭,鼓勵受訪者朝調查者想要的結果來回答,通常只要求受訪者回答“是”或“否”。舉例而言,“你擔心臺灣未來的經濟增長率衰退嗎?”就是建立在未來經濟增長一定會衰退的假設上。再比如“請問你認為立法委員總是在打架吵架,是否浪費納稅人的稅金”等,上述問題很容易引導民眾回答出調查者想要的答案。這種在問題陳述中提供偏頗帶有價值性判斷的論述,也成為島內政客拿來操作議題、嘩眾取寵的手段。


島內民調專家戴立安稱,每家民調機構都有所謂的“機構效應”,像TVBS或《聯合報》等機構做的民調,其機構效應會反映在樣本結構上,也就是做出來的結果會比較偏藍。有些立場偏綠的人一聽到是不同立場機構打來的電話,就立刻掛掉,反之《自由時報》或三立電視臺等親綠媒體若用它們本身的名字做民調,也會產生類似效應。其他像1997年成立的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政治色彩也相當明顯。2018年,該民調公司接到民進黨329萬元新台幣的民意調查費。其調查結果更有利於誰,不言自明。臺北市長柯文哲曾表示,民調已經變成文宣的一部分,“你想要看什麼樣的民調,都可以做給你看”。


假民調亂帶政治風向


政黨操作假民調不外乎要拉抬自己、打擊對手,一種是為領先者製造穩贏氣勢,形成“西瓜效應”;另一種是灌水“修正”落後差距,形同吹口哨壯膽,製造“虛胖”印象,再搭配名嘴推波助瀾。《亞洲週刊》稱,蔡英文最擅長操控民調,3年前民進黨內舉行初選,爆發“英德大戰”,當時賴清德公開批評蔡英文操控民調。有專家點出,蔡英文當時一再拖延初選時間,還修改民調取樣,反正就是玩到確定會贏才舉辦初選。去年12月,馬英九發文列舉九大證據批評臺灣陷入“不自由的民主”。綠營頓感臉上無光,很快“中華亞太菁英交流協會”就做了份民調,並得出結論“20到29歲年輕族群不認同此說法的比例高達76.5%”。該協會秘書長王智盛立場偏綠,不免讓人質疑其發佈民調的動機。


鑒於選舉期間假民調肆虐,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彭懷恩、口傳系教授遊梓翔等3人近日共同召集臺灣大專院校傳播暨公共領域學者10多人成立研究團隊,推動“民調透明百科計畫”,針對今年縣市長級選舉民調,每週在其網站公佈“民調透明星等表”,意圖剔除虛偽不實的假民調。9月20日,《自由時報》公佈桃園市長選舉民調,顯示民進黨桃園市長候選人鄭運鵬以29.1%的支持率領先國民黨候選人張善政的24.61%。世新大學口傳系教授遊梓翔檢視支持率與性別交叉分析結果,發現有數據內部不一致的情形,呼籲《自由時報》對有疑慮的數字補充說明。“中華傳播管理協會”表示,“臺灣民調透明百科計畫”因該數據不符暫時不予評分。


針對各種民調氾濫,蔣萬安競選辦公室發言人黃子哲表示,有的媒體平均每一兩個月做一次民調,較能看出趨勢和影響力,各大入口網站的網友投票民調,雖然不符合統計學,但還是有一定參考價值,不能等閒視之。臺北市議員徐巧芯認為,有一些網站可能每一兩個星期就舉辦網路投票,讓民眾不斷點進去,增加點擊閱讀率,把投票的數字作為一種文宣的方式,但事實上網站可以重複投票,結果意義不大。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柯志恩稱,民調數字冰冷,只能當作參考,會按照自己的步調走。


臺灣《聯合報》評論稱,一場地方選舉,全臺花費超過百億。選戰本來就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現象,如今還有參選人為了帶風向,花錢通過民調公司做手腳,以引導式題目、拿掉不利樣本等方式企圖欺騙選民、贏得勝選,令人難以接受。這些所謂的“選舉資訊戰”只會讓臺灣選舉更脫離社會現實。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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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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