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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27 07:57:55瀏覽109｜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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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俄烏衝突持久化和台海緊張局勢加劇的背景下，有關美國加大對歐亞大陸東西側的關注和戰略資源投放、打造新“邊緣地帶”圍堵中俄的討論受到國際輿論和戰略界的關注。
從理論淵源看，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提出的“心臟地帶論”和美國教授斯皮克曼提出的“邊緣地帶論”是二十世紀地緣政治理論的重要成果。其中，“邊緣地帶論”對傳統的“陸權論”和“海權論”進行了修正，認為歐亞“心臟地帶”和海洋國家之間的邊緣地帶，具有人口、氣候、資源和工業基礎優勢，將成為世界權力格局變化的關鍵變數。該理論成為美國在冷戰時期對蘇聯實施圍堵遏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在具體表現層面，美國的確在嘗試重拾該理論框架，強化對歐亞大陸新“邊緣地帶”的經略。
在歐亞大陸西側，利用俄烏衝突造成的安全恐慌，北約不但把對俄羅斯的表述從“戰略夥伴”修改為“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威脅”，還計畫將快速反應部隊的規模擴充7倍至30余萬人。與之相對，俄羅斯也加速推進俄白聯盟國家一體化進程，增強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存在感”。7月5日，隨著北約成員國代表簽署芬蘭和瑞典加入條約的議定書，北約的“北擴”進程正式啟動，最終可能形成歐洲與俄羅斯自黑海、波羅的海至北極海域的戰略攻防縱軸，而處於這一軸線上的相關國家，成為美國遏制俄羅斯不可或缺的新“邊緣地帶”。
在歐亞大陸東側，美國試圖在安全邏輯下打造遏華“包圍圈”。除了強化“五眼聯盟”、拼湊“奧庫斯”、深化美日和美韓同盟之外，美國還將所謂“印太戰略”作為新“邊緣地帶”戰略的主要依託，透過“四方安全對話”“印太經濟框架”等加大對印度以及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東盟國家的拉攏。此外，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稱中國通過“脅迫政策”“對北約的安全和民主制度構成系統性挑戰”。北約不但首次在戰略構想中將中國定位為“系統性挑戰”，還借助“全球夥伴”和“域外使命”理念，將其功能和議題邊界拓展至亞洲。
上述動向均表明，位於歐亞大陸兩端的新“邊緣地帶”可能成為美國對中俄進行圍堵遏制的重點環節。對美國而言，新“邊緣地帶”戰略在國內層面可以增加美國在歐洲和亞太同步強化“盟伴體系”的合理性，為拜登政府對中俄的“雙遏制”策略進行理論包裝。在國際層面，也可以在俄烏衝突和大國競爭加劇的氛圍中，喚醒相關國家的“冷戰記憶”，使其順應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但實際上，新“邊緣地帶”戰略缺乏符合時代特徵的現實土壤，相關討論也反映出美國戰略界普遍存在的“冷戰迷思”。
一是對複製美蘇爭霸的舊有路徑抱有幻想。近年來，美國嘗試利用所謂“民主”對“專制”的全球敘事，以二元對立的“敵我思維”為指導強化同盟安全理念，通過政治、經濟和安全影響力拉攏相關國家，將其作為圍堵遏制中俄的關鍵工具和前沿地帶。為實現這一目標，美國拉攏的物件不局限於具有共同防衛義務、統一的價值觀或政治體制標準的國家。然而，此類“准陣營化”的構想具有強烈的冷戰色彩，不但不符合國際政治和經濟現實，還可能造成更大規模的對立與對抗，加劇世界範圍內的和平赤字與安全困境。以蘇聯曾經的擴張主義為範本，強行給中俄打上“秩序破壞者”的烙印，更是缺乏事實論據，不符合絕大多數國家的認知。
二是對構築“准陣營化”的能力過度自信。不可否認，俄烏衝突爆發後，七國集團峰會、歐盟峰會、北約峰會多次以“背靠背”方式召開，如何加大“懲俄援烏”力度、共同捍衛“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不但成為核心議題，也成為化解美歐各類矛盾、展示跨大西洋關係“凝聚力”的重要突破口。美國和歐盟還在金融、經貿、科技、能源等領域相互配合先後實施六輪對俄制裁，大幅改善了此前在制裁力度、規模、時間節點上的不同步缺陷。但是，無論是作為北約成員國的土耳其，還是自詡為世界上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都拒絕加入對俄制裁的陣營。韓國、印尼、新加坡等亞洲多國也明確拒絕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這些國家大多以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為政策指引，無意加入非此即彼的地緣圍堵遊戲。
三是對“地理決定論”的思維定式過於癡迷。在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發展的助推下，世界各國的聯繫早已超越了地理限制，形成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這與麥金德和斯皮克曼所處的時代及其特徵截然不同。此種思維框架的本質源於西方中心主義和霸權格局，雖在短期內可能與當前國際體系遭到的“冷戰回潮”形成呼應，但從長遠看仍與世界多極化的大趨勢相悖。更何況，純粹以地理上的圍堵遏制能否適應當前複雜的大國競合關係、能否解決地區國家的發展與安全困境、冷戰式地緣政治思維能否應對超越地域限制的全球性挑戰，也是美國新“邊緣地帶”戰略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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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