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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28 06:35:58瀏覽63｜回應0｜推薦0 | |
俄烏戰持續膠著，暗潮洶湧之際，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引發世界熱議。面對日益逼仄的戰略競爭，中國外交為何“出人意料”地轉向“中間地帶”國家？
本文指出，拜登上臺以來，為實現對華全面競爭的戰略目標，正迫使一些國家追隨其對華競爭路線，與冷戰期間美國爭奪“中間地帶”的做法如出一轍，例如：選擇地重返多邊國際機制，拉攏團夥，剝奪中國在國際領域的話語權；強調意識形態一致性，把“價值觀相同”國家納入麾下，共同應對中國“挑戰”；進一步強化對日、韓、澳等盟國控制；頻繁派員訪問東南亞，強化對亞太“中間地帶”拉攏，等等。
雖然俄烏衝突使美俄關係走向敵對，短期內吸引部分火力，但長期看，中美競爭仍是主要矛盾。作者認為，中美雙方圍繞爭取“中間地帶”的博弈將日趨激烈，對這些國家外交的成敗，將影響未來中美戰略競爭的最終結果。他建議，中國必須重視“中間地帶”，細化爭取“中間地帶”國家的工作方法：歐洲和東盟的一些國家，看似願與美國一起對付中國，但不一定緊跟美國；中國應穩定與日、韓、印、阿富汗等周邊國家關係，穩定與俄羅斯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國應充分利用現有多邊機制和區域組織，與其他國家結伴而不結盟，維繫地區穩定和發展。
本文原載《和平與發展》2021年第5期，原題為《論“中間地帶”對中美戰略競爭的含義》，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論“中間地帶”
對中美戰略競爭的含義
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不可避免地會將相關國家捲入其中：一方面，大國竭力爭取這些國家站在自己一邊，反對另一大國；另一方面，相關國家會主動迎合大國競爭，選邊站隊。對處於大國戰略競爭時代的多數國家而言，它們希望能有足夠的選擇空間，保持與大國穩定和平衡關係。從小布希政府開始，美國對外政策的注意力轉向中國，但反恐戰爭牽制了其戰略轉移。奧巴馬政府結束了10年反恐戰爭，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拉開對華戰略競爭的序幕。特朗普政府清晰地提出與中國進行全面競爭的戰略，在各領域挑起中美摩擦。拜登政府為實現對華全面競爭的戰略目標，正竭力威逼利誘一些國家追隨其對華競爭，其手段、力度和特點較冷戰期間美國爭取“中間地帶”的做法如出一轍。堅持多邊機制、強化與發展中國家關係是中國的外交傳統，中國必然對美國的戰略競爭作出積極回應。雙方圍繞爭取“中間地帶”的博弈會日趨激烈，一定程度上對這些國家工作的成敗會決定未來中美戰略競爭的最終結果。
▍“中間地帶”的理論與歷史實踐
（一）“中間地帶”的基本含義
“中間地帶”是國際政治中一種理論，是指在主要國家之間，始終存在著規模和實力不等的國家或至關重要的區域。這一概念既有地理含義，也有國際政治含義，被認為是處於大國或國家集團政治和戰略影響下的地緣“力量凹陷地區”。該理論體現出大國利益之爭，其研究的對象和目的是大國為實現自身地區和全球戰略而採取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政策以及得失。
“中間地帶”理論把大國競爭看作是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演進的主導力量。一旦大國競爭格局出現，“中間地帶”就會成為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的重要區域。基於本國利益，大國在競爭中會竭力爭奪“中間地帶”的資源，通過各種手段贏得這些國家的支持。“中間地帶”國家和地區則希望將與大國的政治、經濟、安全、外交合作變成發展壯大自己的契機。“中間地帶”國家時而倚重競爭大國中的某一個，時而轉投另一大國懷抱；那些自認為可相對獨立的國家或處在世界重要地理位置的國家和地區，則會保持對兩個大國相對平衡的政策，因此成為大國競相爭取的對象。
“中間地帶”理論的演變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水嶺，分為無意識時期和有意識時期。前者指國家或地區作為西方大國的殖民地或附屬國時期；後者指二戰結束後這些國家擺脫了殖民統治和附屬國地位，成為政治獨立並帶有強烈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時期，表現為國家政治意識覺醒、經濟與社會發展獨立。
“中間地帶”在特定時期是分層次的，而且也不是一成不變。如二戰結束後，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組織成相互對抗的兩大集團，展開了基於意識形態分歧的地緣政治鬥爭和勢力範圍爭奪。蘇聯建立起華沙條約組織，把中東歐部分國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美國則跨越大西洋在歐洲組建起北約組織。在冷戰狀態下，兩個超級大國對各自成員國恩威並施，對處在旗下的“中間地帶”國家保持了相對穩定的控制。表面上看，美蘇是為各自的盟友提供了安全保護和經濟援助，實則是通過控制這些夾在中間的國家來保護各自的地緣政治和商業利益。時至今日仍可以看到美國利用北約對歐洲國家的控制。
冷戰期間還有其他狀態的“中間地帶”——“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等中間力量，即亞非拉地區的新生國家，並不受美蘇兩大集團的控制。它們大多都有被殖民的歷史，剛剛擺脫殖民統治，實現國家獨立，不願過多參與兩個超級大國的冷戰，它們採取靈活對策，時而轉向美國，時而轉向蘇聯，但大多時期保持相對獨立。這些國家的存在豐富了國際局勢演變，並影響到美蘇冷戰的最終結果。美蘇對“中間地帶”的爭奪使得這一時期地區危機時有出現，如柏林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以及越南、中東等“代理人戰爭”頻繁而突出。結果是這些“中間地帶”國家不但未得到美國或蘇聯提供的利好，相反使國家和地區陷入長期動盪甚至戰亂。
從經濟角度看，“中間地帶”國家或地區是壟斷資本完成積累的重要區域。在完成工業化後，為實現資本增值，美國等國開始生產和貿易空間的轉移，以拓展海外市場和奪取原料來源，只有這樣，生產規模才會越來越大，利潤才會越來越多。美國和蘇聯發起冷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與爭奪海外利益相關。在經濟全球化背後，資本逐利性成為驅動大國爭奪“中間地帶”的原動力。這些國家大多地理位置重要，且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市場。蘇聯解體後，美國一超獨大，打著維護地區安全和國際秩序的旗號，頻繁動用戰爭手段來獲取“中間地帶”的資源和市場，包括1991年海灣戰爭（覬覦中東石油）、1999年科索沃戰爭（打壓剛確立的歐元區）、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打通西亞與中東通道）、2003年伊拉克戰爭（維護石油美元堅挺）、2011年利比亞戰爭（北非商業利益）。但結果是美國資本所到之處明顯帶有強盜掠奪的後遺症——留給這些國家的是戰亂和極端勢力盛行，最新注腳即剛剛結束、持續20年的阿富汗戰爭。
（二）地緣政治學家對“中間地帶”的認識
很多時候“中間地帶”不僅指主權國家，而是一個區域。地緣政治學家把“中間地帶”看成是特定區域，如歐亞大陸、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美國甚至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視為必須要掌控的一體化區域，認為只要掌控了某一特定區域，就可以控制世界，從而守住世界霸權地位。在此背景下，當前美國不斷在東海、臺海和南海等區域製造事端也就成了其首要任務。
地緣政治學家對中間區域爭奪的重要性認識由來已久。美國學者馬漢（Alfred Mahan）提出了“海權說”，認為大國“只有控制了海洋，才能控制世界貿易，從而控制世界”。馬漢是在總結大航海時代到來後海洋對特定國家奪取國際霸權的重要意義。因此廣闊的海洋必將成為美國稱霸世界的“中間地帶”。一方面，美國擁有兩洋通道，它從美西戰爭後便開始對外擴張，除軍事上強行進入某些“中間地帶”外，還利用貿易手段來強化對其的滲透和影響。另一方面，美國通過強化兩洋控制進一步拓展其勢力範圍。美國視海洋這一國際公共區域為自家後院，其他國家如蘇聯爭奪大洋主導權的企圖均為“挑戰”，因為“掌控海上交通線能保證自身利益或擾亂對手，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根本活動力”。
而英國學者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提出了“心臟說”，將歐亞腹地看作是帝國主義國家應當爭奪的“心臟地帶”，強調“誰統治了東歐便控制了‘心臟地帶’，誰控制了‘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便控制了世界。”這體現出工業革命後，隨著鐵路運輸等技術發展，主要國家對拓展生存空間的欲望。
二戰爆發後，美國學者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出版《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美國與權力平衡》一書，認為美國企圖以海洋阻敵的孤立政策必敗。他去世一年後，其著作《和平地理》出版，其中提出“邊緣說”，認為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特別是歐洲和東亞地區才是“爭奪世界的關鍵”。由於兼具海陸資源的關鍵地帶，以上區域是海陸強權戰略競爭的“巨大緩衝地帶”，是美國必須高度重視的關鍵地帶。
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城發表“鐵幕”演講，劃出兩大對立集團應當志在必爭的“中間地帶”。他認為當時“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亞——所有這些飽經滄桑的城市及其居民無一不處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不僅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屈服於蘇聯的勢力影響，而且還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強的高壓控制”。因此，兩個超級大國帶著各自盟友在歐洲對這些“中間地帶”展開了一場殊死的搏鬥。
對美國來說，二戰結束後的爭奪仍集中於歐亞大陸之上。上世紀末布熱津斯基把麥金德的學說加以演繹，把法國、德國、俄羅斯、中國、印度喻為歐亞大陸棋局上的“主要棋手”，上述國家對地緣政治支軸國家和地區，如烏克蘭、阿塞拜疆、土耳其、韓國和伊朗等國進行戰略競爭。冷戰結束後，中國和俄羅斯均成為棋盤上的棋手，而俄羅斯則成為“中心地帶”的核心區。
1992年美國出臺海軍戰略檔，提出“由海向陸”戰略，認為在大洋之上美國不再有像蘇聯那樣的對手，而把爭奪的區域指定在沿海地區，發起多場“由海向陸”的戰爭行動，如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以及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等，美國均是從海上發起的對陸打擊，印證了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學說。
（三）毛澤東提出“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劃分理論
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作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奠基者和領導者，毛澤東十分重視爭取“中間地帶”的重要性。1946年8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安娜·斯特朗（Anna Strong）時首次提到“中間地帶”：“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裏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1954年，他解釋“中間地帶”為位於美國和中蘇間“從日本到英國的這個中間地段”，認為“廣大中間地帶人民對美國擴張政策的鬥爭是延緩、阻止以美蘇為首的兩極發動世界戰爭的關鍵因素”。社會主義陣營出現裂痕後，毛澤東又將“中間地帶”國家分為兩類，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說法：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以“中間地帶”說法為基礎，毛澤東又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目的是“團結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聯合第二世界國家，結成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之後，毛澤東把“中間地帶”擴大到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毛澤東提及的“中間地帶”是對國際格局的認識，目的是指出中國面臨的外交選擇。把中國歸類於發展中國家陣營，極大地爭取了那些經歷過殖民統治而實現國家民族獨立國家的支持；而把部分發達國家列入可爭取的“中間地帶”的主張，同樣為中國拓展國際空間和瓦解西方國家對華敵對陣線、融入國際社會提供了重要保證。
應該指出的是，毛澤東提出的“中間地帶”以及後來“三個世界理論”與傳統地緣政治學家為美英霸權政策服務的觀點和立場不盡相同，超越了中國一國範疇，是為那些擺脫殖民統治、實現民族獨立的國家服務的，是團結其他民族和國家反對美蘇爭霸、爭取世界和平的創舉，推動國際社會向著公正、公平與合理的方向演進，因此不但得到發展中國家贊同，也得到發達國家認可。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一直謀求在“中間地帶”有所突破，以形成針對超級大國的統一戰線。一是中國強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如印尼等國倡議召開的萬隆會議讓中國外交開創了新局面；依靠“中間地帶”國家中國重返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二是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走近，讓中國在“中間地帶”中享有主導地位。70年代初期，中國在著力強化同發展中國家關係的同時，也積極爭取日本和歐洲國家，打開中國同西方國家關係的大門。英國和法國等歐洲國家與中國建交對中國與西歐國家關係的改善起到突破性作用；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僅有利於改善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還對中美建交進程起到了推動作用。
今天，美國把中國當成戰略競爭對手，中國由“中間地帶”國家變成兩個競爭角色之一。面對巨大挑戰，毛澤東等幾代領導人在國際關係中縱橫捭闔的策略和戰略仍是我們對外政策選擇的參照系和出發點。
▍美國此輪爭取“中間地帶”的主要區域
蘇聯解體後，美國一度失去對手，認為對有必要爭取的“中間地帶”可以進行直接控制，甚至不惜動用武力。這就是美國在冷戰後窮兵黷武的最主要原因。到小布希政府期間，美國開始意識到大國對手的出現，試圖對其對外戰略做出重大調整，但“9·11”恐怖襲擊事件讓這種調整未得以展開。奧巴馬政府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拉開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序幕。特朗普政府則宣佈要對華展開全社會和全政府的戰略競爭。如今，拜登政府率先與中國展開對“中間地帶”的爭奪，主要有以下地區。
一是以日本和韓國、北約成員國及澳大利亞為代表的美國的盟友。這些國家是美國的親密盟友，在安全上對美國依賴性較高，由於價值觀和戰略共鳴較強，迅速對美國的大國競爭戰略做出積極呼應，“與美國存在同盟關係的國家由於對沖的軍事成本過高，更可能採取制衡中國的做法”。2009年後，奧巴馬政府聚焦亞太地區，在中國周邊爭奪“中間地帶”國家，以對中國進行“再平衡”，強化對日本的控制。2010年10月，時任國務卿希拉裏與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在夏威夷會談後向記者表示，釣魚島屬於《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的適用範圍。這是美國首次公開做上述表示。其後果是中斷了中日在政治和經貿領域的良好互動，2012年日本野田內閣將釣魚島國有化的舉動就與美國上述表態密切相關，只是野田政府低估了中國維護國家主權的意志和能力，之後中日關係急轉直下，當年紀念兩國建交40周年等重要活動被取消，日本完全投入了美國的懷抱。
中韓關係在2016年前後的變化同樣與美國爭取“中間地帶”有密切關係。美國長期控制著韓國內政和外交。樸瑾惠總統執政後試圖推行自主外交政策。2015年3月韓國宣佈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表示亞投行是首個韓國在創立之初就以會員國身份加入的國際金融機構，擬將亞投行作為韓國發揮國際金融外交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同年9月，樸瑾惠頂住美國壓力來北京參加“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引起美國不滿。不久韓國發生樸瑾惠總統“閨蜜門事件”。2016年初，樸瑾惠政府同意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系統，引其韓國民眾抗議，最致命的後果是中韓關係出現180度大轉彎。美國完成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系統後，讓樸瑾惠總統下臺，牢牢控制住韓國。時至今日中韓關係仍難以恢復正常。這顯示美國不可能讓其長期控制的“中間地帶”以及盟國被另一大國輕易拉走。
美歐關係是美國重要的雙邊關係。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和“退群”行為，導致美歐關係進入“戰略鬆散階段”。拜登上臺後重新強化跨大西洋關係，重點是經營美國與其他北約成員國的軍事關係。在美國的感召下，北約部分成員國已派出艦艇到西太平洋遊弋。對英國海軍“伊莉莎白”號航母戰鬥群訪問日本，日媒報導稱，英國此舉“著眼於中國”，旨在展示為實現日美提倡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而合作。
二是把相對中立或地理位置重要的國家和地區看作爭取的重點。首先，印度被認為是美國“印太戰略”中竭力爭取的國家之一。近年來，美印不斷走近。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中，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給予印度超過傳統盟國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地位。而印度莫迪政府也一再修訂不結盟外交政策，開始靠近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莫迪稱“印美關係不再只是夥伴關係，而是更強大更緊密的關係”。
其次，東盟作為亞洲區域一體化組織，在中美戰略競爭中是不可忽視的力量。“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是東盟傳統做法，如今中美戰略競爭升級，美國對東盟施加壓力，東盟內部亦不乏異議，但整體聲音還是堅持不選邊站隊。新加坡、菲律賓、印尼等國領導人都曾多次在公共場合呼籲緩和中美關係，這對東盟來說才是最佳選擇。而拜登政府把爭奪東南亞國家當成其外交政策的重點，也積極採取了一系列拉攏措施。
三是兼顧那些缺乏戰略自主、依附性強的國家。儘管爭取“中間地帶”的著力點集中於印太地區，但美國並未忽視對其他區域的控制，其中拉美地區是其盯防的重點。2017年5月至2018年8月，拉美的巴拿馬、多明尼加與薩爾瓦多三國相繼與臺灣斷交，並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美國隨即通過“召回大使”和“取消與會”的方式對這些國家表達不滿。此外，特朗普政府一邊在拉美地區發表抹黑中俄的言論，一邊調整戰略打壓拉美左翼政府，並以厚利拉攏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小國，“通過針對拉美國家的貿易調查、施壓和削減援助，進一步強化了拉美對美國的經貿依賴”。2018年，中拉貿易額突破3000億美元大關，中國成為拉美第二大貿易夥伴國；截至2021年8月，中拉進出口總額為2897.2億美元，拉美地區成為中國“在全球僅次於亞洲地區的第二投資目的地，投資存量達到了4300億美元”。中國在拉美影響力的不斷加強，引起美國對“後院起火”的警惕，特朗普任內重拾“門羅主義”，以“胡蘿蔔加大棒”企圖遏制中俄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
除在經濟上對拉美進行控制外，“美國制度、價值觀、文化、軟實力以及軍事等方面在拉美地區也具備自己的優勢，這些也構成了美國在拉美地區存量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拜登政府對於美拉關係回歸正軌的意願明顯，提倡發展美拉夥伴關係，修正特朗普的強硬對拉美政策，“拜登所展現出的合作姿態及其在邊境移民問題上的政策調整，引發拉美國家強烈共鳴。拜登勝選及就職後，無論是左翼執政還是右翼掌權，拉美國家普遍第一時間向拜登致賀信”，並對加強合作表示期待，可見目前美拉關係相較特朗普時期前景更加明朗。
除了像拉美這樣依附性強的地區，還有積貧積弱、缺乏戰略自主直接淪為大國競技場的非洲地區也是美國拉攏的對象，但有些力不從心。中美都是援非主要國家，其區別表現為以下幾點：一是量的區別，2015—2018年，中國對非援助總量為600億美元，2018年再次向非洲提供600億美元的援助，中國政府對非援助年均100億美元，而美國政府僅年均2—10億美元；從對外援助占比來看，美國對非洲的援助占其援助總額的1/3，而中國對非援助占對外援助總額的一半以上。二是質的區別，美國對非援助主要以簡單粗暴的給錢、給物為主，而中國對非援助卻是在中非論壇框架下進行的全面、長期、持續、具有針對性的援助。因此即使美國有意遏制中國在非洲的影響，但由於“非洲既非美國外交的優先方向，亦非中美戰略博弈的重點區域”，致使美國無法分出太多精力、也難以撼動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地位。目前，拜登政府的遏制手段也主要以設置議題，如“債務陷阱論”“資源掠奪論”“新威權主義論”等聯合西方國家對付中國。
▍美國爭取“中間地帶”的主要做法
為實現對華戰略競爭的目標，拜登政府爭奪“中間地帶”的做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通過“多邊手段”剝奪中國在國際各領域裏的話語權，把國際組織掌控在美國手中。拜登政府重返多邊國際機制，進行有選擇回歸，主要目的不是為國際社會提供服務和公共產品，而是為爭取國際話語權和拉小團夥。拜登政府重返世衛組織，補齊會費，積極參與其中，是由於擔心中國成為世衛等國際組織的主導者，因此美國必須回歸，並牢牢把握主導權。2021年，美國圍繞新冠病毒溯源問題推波助瀾，並說服了世衛組織和聯合國官員。其目的是借病毒溯源問題，轉移國際社會對美國的質疑，減輕其在國內抗疫不力壓力；利用一切機會抹黑中國。
其次，強調意識形態的一致性，把所謂“價值觀相同”的國家納入麾下。拜登政府反復強調“價值觀外交”，並擬舉辦世界民主大會。奉行價值觀外交是民主黨的對外政策傳統，拜登在國會經營36年，又有8年擔任副總統的經歷，曾多次代表美國參與國際社會人權、民主和價值觀活動。美國此舉並非為了推動世界民主進程，而是利用這樣的旗幟把相關國家糾集起來，共同應對所謂來自中國的“挑戰”。在美國推動下，北約認為中國的快速發展對西方價值觀構成威脅和挑戰，“歐洲國家需要依靠系統化力量來對抗戰略對手”。部分歐洲和亞太國家借此抱團取暖或拉幫結派、搞小團夥，如日益強化的美日印澳“四國安全機制”就帶有明顯價值觀外交色彩，它不但涉及安全問題，而且還對國際抗擊新冠疫情，如疫苗發放提出合作計33，以對抗所謂中國的“疫苗外交”。
第三，進一步強化對同盟國的控制。二戰後，美國通過簽訂軍事條約，建立起全球軍事同盟，成為其稱霸世界的支柱，並維護自身在歐洲和亞太地區的商業利益。美國的軍事同盟體系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遭遇重創。拜登深知軍事同盟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權重，反復強調要修復被特朗普政府損壞的同盟關係。2021年2月拜登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表示，美國決心“與歐洲重新接觸”，“美國回來了，跨大西洋聯盟回來了”。由此可見，盟國是美國掌控“中間地帶”的核心國家，因此是爭奪的重要選擇。
在亞太地區，拜登政府拉緊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盟國的關係。美國防長奧斯汀上任後便致電日本防相岸信夫，重申美國向日本提供“核延伸威懾”和《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美國先後與日本和韓國等國舉行“2+2”會議，從外交和防務層面拉住亞太盟國，並與日韓妥善解決了美駐防費用分擔問題。美國甚至對日本向太平洋傾倒核廢水的計畫予以支持。拜登政府對日本“寬容”的目的，是要拉住其對中國進行戰略競爭。這顯示只要盟國願意唯美國馬首是瞻，美國會在其他事務上不計較，讓盟國有更大的自主空間。
2021年5月在韓國總統文在寅訪美期間，拜登政府宣佈解除對韓國發展導彈技術的限制，並同意向韓國提供相應的導彈技術。美國此舉一是為換取韓國政府對拜登政府相關對外政策的支持，二是把韓國的導彈技術列入美國“太平洋威懾倡議”中，該倡議尋求在第一島鏈上部署陸基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美國非常清楚，直接把導彈部署在韓國風險巨大；讓韓國自主研發中程導彈，一旦開戰，美國完全可以把韓國的導彈列入“太平洋威懾倡議”中。2021年9月，韓國進行了潛射彈道導彈試驗並取得成功。之後，朝鮮又進行了巡航導彈的試驗。美國不顧及後果地拉攏“中間地帶”的做法，主要是考慮自身的狹隘利益，結果是將相關問題複雜化，為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帶來負面影響。
第四，頻繁派官員訪問東南亞，強化對亞太“中間地帶”的拉攏。2021年7月下旬，美國防長奧斯汀（Lloyd Austin）訪問新加坡、越南和菲律賓。他在新加坡發表演講，挑撥東盟與中國關係，渲染“中國威脅”，宣稱“我們的聯盟和友誼網是無與倫比的戰略資產”，“當我們合作時，美國和這個地區會更加安全和繁榮”。在河內，美越兩國同意在2011年《促進防務合作諒解備亡錄》和2015年《防務關係聯合願景聲明》基礎上繼續加強雙邊防務合作。在菲律賓馬尼拉，雙方宣佈恢復菲美《訪問部隊協議》，繼續准許美軍以輪換方式在菲律賓駐紮，參加每年幾十次軍事和人道主義演練。2020年以來，杜特爾特政府一直在該協議上做文章，先下令終止協議，後推遲終止時間，這些舉措體現出東南亞國家對待中美的政策選擇，即在中美兩國間保持相對平衡的關係，從而在大國戰略競爭中獲得利益最大化。
8月，美國副總統哈裏斯（Kamala Harris）訪問越南和新加坡。美國提出將美越兩國2013年達成的全面夥伴關係提升至戰略夥伴關係。拜登和哈裏斯把重建美國與全球夥伴關係和確保美國國家安全作為首要任務，哈裏斯對越南和新加坡的訪問就是出於此目的，以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
拜登政府高官如此頻繁出訪東盟都是精心安排的行程。新加坡素有東盟“大腦”之稱，可為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出謀劃策。而越南是美國重點拉攏的對象。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作為“重返亞太”戰略的一部分，美國就宣佈全面解除對越南的武器禁運。越南與中國在南海有主權聲索之爭，美國可以借此挑撥中越關係。此外，雙方還就“增強海上執法能力”合作進行了討論。目前，美國是越南第二大貿易夥伴國；越南則是美國第六大進口來源國，排在中國、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和德國之後。美國主要從越南進口鞋類、服裝、電動機械、傢俱和農產品。2021年，美越進出口貿易總額將突破1000億美元。抗擊新冠疫情中，美國積極援助越南，迄今已向其提供500萬劑疫苗。
第五，尋求“穩定和可預測的美俄關係”，爭取俄羅斯在中美戰略競爭中保持相對中立。即使對俄羅斯這樣的敵對國家，拜登政府也做出相應的政策調整。拜登曾多次強調俄羅斯是美國的“主要威脅”，稱普京“沒有靈魂”、是“殺手”。上臺後，拜登政府旋即與俄羅斯續簽《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並改口稱讚普京“睿智、強硬，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對手”。
2021年6月16日，拜登與普京舉行首次會談，會後就戰略穩定問題發表聲明，雙方就穩定關係達成共識。美國希望俄羅斯在其與中國開展戰略競爭時不要插手；普京則樂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減輕對俄羅斯壓力。按照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美俄又於7月在日內瓦舉行工作層面會晤，其涉及話題不僅僅局限於兩國戰略武器的數量。拜登如此迅速會晤普京，其希望穩住俄羅斯的意圖明顯。會晤前後，拜登還稱中國威脅俄羅斯，蓄意挑撥中俄關係。
▍中國爭取“中間地帶”面臨的選擇
“中間地帶”既是大國競爭的重要地域，也是大國競爭從間接對抗走向直接對抗的“過渡區”。美國明顯將爭取“中間地帶”當成其對華戰略競爭的重要內容，中國必須沉著應戰。毛澤東等幾代領導人在國際關係中縱橫捭闔的策略和戰略仍是我們對外政策選擇的參照系和出發點。
第一，細化爭取“中間地帶”國家的工作方法，不是所有看似願與美國一起對華開展戰略競爭的國家都會緊跟美國。儘管有歐洲國家政府表態願意追隨美國，與中國漸行漸遠，但歐洲國家不可能完全與中國“脫鉤”。應細化中國對歐洲政策，不能因個別國家對華態度轉變而轉變對所有歐洲國家的政策，甚至斷絕來往。歐洲是中國應對美國戰略競爭的重要區域，不是對抗對象。
東盟正在改變過去“經貿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做法，即使是南海聲索國也不希望捲入中美戰略競爭中，保持對華、對美平衡外交是東盟的最佳選擇。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遊走於中美之間，既不時壓制國內就南海問題的反對聲浪，同時又同意美軍繼續以輪換方式駐紮，其政策在東盟國家中具有代表性。顯示不論美國下多大功夫，東盟都不會被美國拉入對華戰略競爭的陣營，中國對東盟“中間地帶”的爭取工作依舊存有較大的戰略空間。
第二，繼續做好睦鄰友好工作，穩定周邊國家關係。美國爭取“中間地帶”的重點區域在中國周邊，除東南亞外，美國還在東北亞、南亞、西亞投子佈勢。在東北亞，既有美國的盟國日本和韓國，也有堅持中立的蒙古國。即使是對美國的盟國，中國也應細化爭取這些國家的工作策略。日本既有緊隨美國的一面，但在經貿等領域也有與中國合作的空間，不會完全與美國站在一起。因此對日本不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做好爭取工作。韓國長期希望保持相對獨立的對外政策，文在寅政府拒絕參加“四國安全機制”。應區別對待韓國，不能因一時一地的政策而對其全面打壓，把韓國推入美國懷抱。印度有大國野心，與美國合作有自身利益考慮，應多強調中印關係穩定的重要意義。塔利班奪取政權並組建新政府後，由於外部勢力撤出和國內民眾要求和平與發展的內在動力強勁，阿富汗出現了發展的機遇之窗。阿富汗新政府除了國內治理外，還會爭取國際社會支持。為維護中國西南邊境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中國應積極參與阿富汗重建。
第三，進一步強化與俄羅斯“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美俄關係不可能發生根本轉寰，但拜登政府為騰出手來對華進行戰略競爭，正試圖尋求建立“穩定和可預測”的美俄關係。一定時期內，美俄會進行相關領域的合作，尋求兩國關係穩定。但俄羅斯不會完全跟隨美國的節奏前行，它同樣有發揮大國影響的訴求。中國應與俄羅斯開拓更多合作領域，從而穩定和進一步促進中俄關係向前發展。
第四，充分利用現有多邊機制和區域組織的聯繫。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多邊外交機制，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中國應進一步強化與國際組織的聯繫，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國主張，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打破美國單邊主義的束縛。同時強化與區域機制的合作，與其他國家結伴而不結盟，維繫地區的穩定和發展。應高度重視在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機制以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機制中的相互溝通與協調，闡明中國的立場和政策，並加大對這些機制的支持力度，從側面爭取相關機制不被美國逐一擊破。
總之，由美國發起的對華戰略競爭，既是中美關係力量平衡再構建的過程，也是國際關係動盪變化的結果。作為兩大世界經濟體和擁有核武器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種力量再平衡過程必然會引起國際關係的振盪與重塑。夾在中國和美國中間的“中間地帶”正在形成，它不同於以往“中間地帶”構成，表達方式也獨具時代特點。美國正全力威逼利誘“中間地帶”追隨其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但難有成效。中國處在應戰位置，必須重視爭取“中間地帶”的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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