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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2/26 15:43:33瀏覽90｜回應0｜推薦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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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近日，日本內閣府公佈的初步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為564萬億日元，同比增長1.1%，按照2022年美元兌日元平均匯率計算，日本經濟規模約為4.3萬億美元。而根據德國公佈的初步數據，2022年德國GDP按照當年歐元兌美元平均匯率計算，大約是4.07萬億美元。許多分析認為，日本的經濟總量或許即將被德國追上。日本曾經有著可觀的經濟體量、發達的製造業基礎，是什麼原因導致日本經濟的加速低迷？與東京近年來熱衷地緣政治是否有關？
政經“剪刀差”之下，日本難言復蘇
笪志剛
日本經濟走下坡路並非偶然，1985年廣場協議後的泡沫經濟催生了“失去的30年”，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趨勢則進一步拖累了經濟。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政府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轉移，出現了在戰略和新興產業扶持判斷上的滯後，使其家電等產業被中韓超越，數字經濟應用明顯落後中韓。同時，在金融和貨幣政策有效轉換上的貽誤戰機，以及長期量化寬鬆和放任日元貶值拖延了金融健全化。企業制度與企業文化改革上的顧慮重重，僵化的流程和陳舊的簽字文化等桎梏，使社會階層固化，30年不漲工資加重民眾負擔，日企的核心競爭力優勢不再。
上述背景下，東京膨脹的政治野心及為之付出的成本增大也成為將經濟推入泥潭的誘因。近年，與GDP增長的每況愈下相比，日本倚重美國的地緣政治野心卻不斷膨脹，特別是利用俄烏衝突、臺海局勢對中俄施壓變本加厲，在增加防衛費上增稅或借錢花樣翻新。只是，日本一味對華強硬也好，掀起軍備競賽也罷，其低迷的經濟形勢並不給力，政治目標的攀高與經濟走勢的低回形成了霸王硬上弓的“剪刀差”，由於這種“剪刀差”來自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失衡，屬於某種程度的鋌而走險，不僅將導致日本失去專心致志復蘇經濟的機會成本，一旦決策不慎甚至還將引發“國家存續”危機。
經濟萎靡讓日本GDP將在2023年“掉檔”的預測越來越多。按照去年歐元和日元兌美元的平均匯率計算，2022年德國GDP與日本已經非常接近。
那麼，日本扳回GDP排名是否還有機會？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一是日本經濟下行趨勢很難逆轉，數年前IMF曾預測日本經濟規模未來40年將減少25%。二是日本相當於GDP兩倍多的債務衝擊愈發嚴重，超過1200萬億日元的中央和地方債務及軍備赤字走勢將成為壓倒財政的最後一根稻草。三是少子老齡化加劇使勞動力供給矛盾日益凸顯，勞動生產率增速的下降直接制約了經濟增長。
可以看到，日本GDP風光不再也給中國帶來相應啟示：外交獨立和經濟增長猶如孿生姐妹，製造業的優勢需要強大的金融創新支撐，少子老齡化需要提升整體競爭力去彌補，經濟可持續增長需要與時俱進的保障體系突破。（作者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東北亞戰略研究院首席專家）
仍有特定競爭優勢
盧昊
自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後，日本經濟陷入長期通縮狀態，日本政府以擴張財政政策與寬鬆金融政策為特徵的“安倍經濟學”帶來了一段時期的“溫和復蘇”，但也透支了日本經濟中長期可持續增長的空間。在產業政策上，日本有其獨特戰略傾向，在強化自主技術、打造自有品牌、突出特定優勢方面有其可借鑒之處，但也存在著過度追求細節、產品換代偏慢、企業對外戰略保守等問題，加上外部環境影響及特定方的打壓，導致日本產業競爭力在保持一定國際水準同時，其進一步提升也受到限制。
金融貨幣政策方面，日本總體奉行西方貨幣理論與政策，力圖通過多種政策工具啟動經濟復蘇。但目前，日本經濟增速乏力、通縮持續的態勢未變，難以退出量化寬鬆，且過去二十年中，日本央行幾乎出盡各種寬鬆工具，追加政策的空間已極為有限。長期超寬鬆政策帶來的各種副作用，如債券市場流動性減弱、金融機構利潤縮水、市場投機情緒增長等風險也在逐步凸顯。近期，岸田政府推動改組日本央行高層人事，逐步實現貨幣政策正常化，但由於面臨形勢複雜，效果仍有待觀察。
作為世界發達經濟體，日本經濟近年來增速總體低迷，當前有被德國趕超之勢。但仍需看到，GDP並非衡量國家經濟競爭力的絕對指標，且在經濟意義上，日本仍擁有一些特定的、可觀的存量資產與競爭優勢。比如，日本半導體全球市場佔有率雖然不復上世紀鼎盛時期，但仍在上游材料、設備等供應鏈佔有優勢地位，特別是前後端製造材料方面市場佔有率極高，部分關鍵材料佔有率超過90%。目前全球15大半導體設備企業中日企佔據7家。日本經濟在諸多領域的成敗得失，仍值得借鑒反思。（作者是社科院日本所綜合戰略研究室副主任）
根源在於“產業戰敗”
項昊宇
當人們盤點二戰後日本經濟崛起奇跡和“失去的30年”時，日本獨特的產業政策和企業文化往往成為爭論的焦點。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曾經席捲全球的“MADE IN JAPAN”逐漸淡出我們的生活時，日本經濟沒落的命運或許早已註定。
與泡沫經濟破滅時股指狂瀉、地價崩盤相比，日本產業的凋零是緩慢且悄無聲息的。汽車和電子是日本兩大支柱產業。電子產業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開始掉頭向下，首先是產業鏈的收縮，一度傲視全球的面板、晶片兩大產業份額被韓國和中國大陸及臺灣瓜分，只得退守半導體材料和裝備等上游細分領域。其次是超級品牌節節敗退，夏普的彩電、東芝的空調、索尼的音響、三菱的冰箱從風靡全球到幾乎銷聲匿跡。
相形之下，日本汽車產業的疲態直到近兩年才開始顯現。儘管豐田汽車銷量在2022年依然錄得全球第一，但其執意押注氫燃料賽道，在新能源轉型大潮中顯然慢了不止一拍。曾經在中國市場三分天下的日系車企，面對中國造車新勢力的圍追堵截，已經退出了中國新能源車20強銷量榜單。
21世紀初，特立獨行的小泉純一郎出任首相後，大刀闊斧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日本株式會社”引以為傲的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開始動搖，催生出大批非正式雇傭群體，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國民收入水準30年原地踏步。在此期間，日本少子老齡化愈演愈烈，難以走出泡沫經濟破滅陰影的日本企業和民眾對於擴大投資和消費意願不足，“低欲望社會”成為日本新的標籤。當垂垂老矣的社會失去了冒險進取心之後，日本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固步自封也在情理之中。作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居然沒有一個像樣的互聯網大廠，足以印證日本產業的凋零。
失去了創新產業驅動後的日本經濟，只得依靠大水漫灌的“安倍經濟學”來維持基本的景氣。當岸田文雄內閣試圖以“經濟安保戰略”來維護日本的產業競爭力之時，日本人發現在新能源、數字經濟、人工智慧等新興產業的優勢已屈指可數。去年以來，日本密集出臺大手筆的政策舉措，力圖重振半導體產業的昔日輝煌，也被認為面臨資金制約和人才斷層，前景不容樂觀。
沒有急劇的產業政策轉向，上世紀90年代前後的日本卻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面貌。“失去的30年”中暴露出的“日本病”或可總結為：較為嚴重的老齡化疊加低生育率帶來的內需不足、沉重的社會負擔帶來的財政困境。日本的經驗教訓給中國的啟示在於：從產業興國到產業救國的興衰輪回之間，也許只隔了一次金融泡沫的崩潰和一代人的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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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