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V. Kane, a form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ellow at 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is a Marine who served in Iraq.

奧巴馬總統可以用一個大膽的行動，糾正國家的路線，幫助確保他的連任，並保障我們的孩子的未來。他需要重新定義美國關於國家安全的思考模式，揚棄舊的防禦心態，這種舊思維認為，美國國力主要來自我們的軍事力量，而不是我們的經濟的力量，靈活性和競爭力。他應該表明，今天美國人的就業和財富比軍事實力更重要。正如聯合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馬倫（Mike Mullen）去年宣布的那樣：“對我們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是我們的債務。”

奧巴馬總統可以採取幾十個舉措來加強我們的經濟安全。這裡是其中一個：他應該與中國領導人進行閉門談判，註銷中國目前持有的1.14萬億美元的美國債務，以換取結束美國對台軍售和軍售的協議，終止美國 - 2015年台灣防務安排。這將是對北京鴿派最珍貴的獎勵，他們會盡全力實現。畢竟，我們與台灣的關係，在1979年修訂，是冷戰的遺跡。今天，美國對台灣幾乎沒有戰略利益，它通過與中國大陸企業投資和成立合資企業，逐漸與中國經濟融合。島嶼被吸收到中國大陸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國務院F-2014-20439號文件編號C05787353日期：10/30/2015）但現狀是危險的;如果台灣民族主義政治家決定宣布獨立，或者如果北京的鷹派厭倦了等待一體化，並動用武力奪取台灣，美國可能突然陷入一場價值數百萬億美元的戰爭。將會有“中國鷹”譴責並拒絕台灣作為美國投降的任何交易，但他們對紅色中國威脅亞洲的恐懼是不合時宜的。

把美國描繪成一個民主的雅典，受到中國專制斯巴達的威脅，使人產生聳人聽聞的意象，但沒有什麼比現實更加深遠。今天的戰鬥是在資產負債表的競賽上，它就像是在董事會議裡的戰鬥;它不是在軍事或意識形態上“統治”太平洋的地緣政治鬥爭。事實上，中美兩國有著相輔相成的經濟利益。中國最大的軍事資產實際上是美國海軍，它保證海上通道安全，中國的資源和產品自由流動。中國希望在台灣問題上達成交易有幾個原因。首先，台灣是像徵性的和戰略性的原因，北京的不言而喻，對於中國領導人，只有獲得海域和能源才有意義。第二，這一筆交易，將為台灣逐步有序地融入中國開闢一條更為明確的道路。第三，它可以消滅中國那些強硬軍國主義者利用台灣問題激化民族主義火焰，壓制傾向西方技術的官僚提取更大軍事預算。最後，它將為中國節省大量軍事開支。

蒙特雷國際研究所東亞專家杰弗裡·劉易斯（Jeffrey Lewis）估計，中國國防開支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用於台灣附近的部隊，每年的成本為300億至500億美元。解決台灣地位的協議可以在2020年之前節省中國500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並允許北京在2030年之前實現突破，同時減少美國的債務並服務於更廣泛的經濟利益。如果美國採取這樣精明的談判姿態，中國領導人將會感到震驚 - 改變。除了減少我們的債務，台灣協議可能會迫使北京停止對伊朗，朝鮮和敘利亞等賤民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支持，並對不穩定的巴基斯坦施加溫和的影響。這將是一個改變遊戲規則。這筆交易將消除我國國債的近10％，而不增加稅收或削減開支;它將把美國的外交政策轉移到冷戰時代的糾纏和我們當代的經濟和戰略利益之外;並將消除參與與中國的昂貴戰爭的風險。批評者會認為這個建議不切實際，甚至荒謬。他們會說，沒有通過國會允許，也不承認政治現實。他們今天可能是對的。但是，通過實施這一議程，奧巴馬先生將改變這筆精明的算計和政治現實。而國會應該看到一個與中國交易的機會，再次獲得人民信賴。債務管理本身並不壞，但今天不可持續的債務將扼殺我們的經濟，我們的民主和我們的孩子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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