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幾年前，我已經從大學畢業，一天，我回到我大學的母校，在校園裡晃晃。那個年代，黨外運動正盛行，反對黨正嘗試追出228的元凶，矛頭直指當年的領導者。學生們在一餐廳前的看板上，張貼他的照片，並在其上黏貼女性衛生棉。我從那個看板前走過，帶點困惑看著那個看板，直至今日，我仍舊無法很肯定地說那些領導者在那個時間點可以有更好的辦法解決這件事而他們選擇了更卑劣的手法。但事情如果一定要解決，不作事的人，或者沒有做那件事的人，難道就可以指責做了那事的人嗎?要去釐清疑點，我會設身處地的去想，如果我是當年的領導者，我會怎麼做，當我做這樣的假設時，我發現其實我得去找更多的資料去還原那個時代背景，那個紛亂的年代。

一個接下孫中山遺命以堅強的毅力統一中國的領導人，一個不願屈服於日本人侵略壓力(那時很多人包含溥儀都向日本靠攏)，領導中國人發起全面抗戰，他的南方政府基地，堅強抵抗日本的攻城戰，終於城破之後，日本人發起狂暴的報復性屠殺。二戰結束沒多久，共產黨又繼續戰前未了的戰役，但這次他沒那麼幸運了，也因為國民黨內部的腐敗，他一面打仗，一面撤退，以他強人的性格，他怎麼看待失去的江山。過往的他非常忠誠於他的上級(他曾經幫他的上級暗殺政敵)，他最恨的是下面的人背叛他，照片上的他跟外國人總保持點距離，他把自己的親生兒子送到冰天雪地的俄羅斯，朋友託給他的孩子卻像公子般地照顧，一個取名其介如石的人，他會如何看待或分辨這紛亂的狀況?

「菊花與劍」是一本研究日本民族心理的書，在美國要去管理戰後日本時，他們的領導者要倚仗這本書作為指導，換句話說，當你要以統治管理者的角色去管理一個對你而言是陌生的的地方，那麼你得了解當地的民情及民風，因為美國謹慎地管理戰後日本，日本因而復甦很快，甚至戰前日本面臨的困境，經濟困頓、人口壓力、共產主義興起等問題都獲得解決，這為日後的美日關係打下良好基礎。

台灣當時的管理者是陳儀，他也是浙江人，他的政府裡的高官幾乎都是外省人，也有一些半山仔，這些半山仔是曾去大陸再回台灣的台灣人，顯然他們沒有好好扮演溝通的角色。戰後的台灣，經濟狀況本來就不好，因為日本斂取戰爭物資的關係，再加上陳儀政府、軍人的腐敗，經濟狀況更差，台灣人很失望。228的前一年，在台的美國人就預期會發生事件。

228事件，詳如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85%AB%E4%BA%8B%E4%BB%B6

228的鬼魂還在，他的仇恨也還在。如果要論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對立與仇恨，往前追溯，不知有多少。最近的仇恨是228與白色恐怖，再往前推，還有日本統治時期發生的流血事件，還有清朝統治時期，統治者的腐敗，幸運的是過往台灣沒有真正的發生內戰。

對岸的大陸，因為歷史悠久，在過去數千年間各型戰爭殺戮不知凡幾，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他的人民有著高度的忍耐與沉潛，尤其是經過文革的那些人。在「消失中的江城」一書中，美國人何偉有著深度的觀察，他可以理解天安門事件，在四川少數幾個知道這事件的中國人，他們對學生運動所採取保留的態度。這就像我們知道美國政府有國會遊說人，他們默許跨國集團孟山都對待農民不公不義的做法，我們也不會去干預一樣，何偉理解，因為他沒有西方世界看待東方人那種高高在上的傲慢。畢竟秩序的建立不容易，推倒他重新來過，就像再經歷一次文革，我想這種苦也只有中國的老百姓知道。阿富汗，當年他也是一個美麗的國家，在美國蘇聯的勢力連番進駐後，社會反而變得更混亂不堪。文明的建立其實也伴隨著秩序。

化解228需要時間，它是我們人民共同的痛，雖然當時的統治者是國民黨，但我認為不管什麼黨都一樣，它是一種掌權者的傲慢，只要戰爭發生國家混亂，它就會出現。

歷史不是叫我們仇恨，它是叫我們警醒，仇恨的情緒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看看兩伊，看看阿拉伯世界，看看阿富汗，看看以色列巴基斯坦，內戰之中，人民能更好嗎?能爭取更多的同情及權益嗎?如果要抗爭，我覺得甘地的不合作運動，似乎更能得到效果。要做到不合作，我們人民要有高度的智慧，還有慈悲的心。

以下兩篇文章很推薦讀者看，其中一位是我認識的長輩，黃振聲先生與曾永賢先生曾經互為上司與屬下。

「我的白色經驗」作者黃振聲

http://www.taiwantrc.org/experience.php?index=12

曾永賢先生訪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