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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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13 20:16:14瀏覽1288｜回應1｜推薦5 | |
試論「青瓷罐形墓志」造型演變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黃姿菀 一、 研究動機： 一年級修習「古文物專題研究」課程，其中的一個課程單元是「唐代墓誌銘」，並藉由唐墓的考古發掘報告與墓誌銘內容研究當時的墓葬習俗與墓葬形式；現在修習中國古陶瓷課，在浙江出土的越窯青瓷中發現有青瓷罐形墓誌（圖一），浙江越窯窯系產區出土的，據墓誌罐上的墓誌銘載，埋葬的時間都再唐代末五代，入宋後就未見這類型的青瓷產品出土。「青瓷罐形墓誌」主要出土於南方（浙江），可能是經濟考量，唐到宋初，越窯青瓷一直是吳越國對外的供品與貿易品，石刻墓誌成本花費高，所以以浙江出産的青瓷器來做墓誌的載體，也成為南方特殊的葬俗。 「青瓷罐形墓誌」時代背景是唐末五代的南方（浙江），北方其他唐代、五代墓葬中是否有青瓷罐形墓誌？而目前看到的資料多以罐形墓誌上的墓誌銘內容作歷史研究，與一年級時修習的墓誌銘研究取向類似，至於對青瓷罐形墓誌本身作的研究，如：青瓷罐形墓誌從什麽時候開始使用？其器型演變、風格…等，幾乎還尚未看到有研究發表，本文將嘗試討論「青瓷罐形墓志」造型的演變。 二、 研究回顧： 由石刻墓誌基本的形制來看，石刻墓誌的基本形制由誌身及蓋兩個部份組成，墓誌主文刻於誌身上，唐代能夠擁有石刻墓誌的墓主多為貴族或是官員，墓誌的大小也因不同級別的官階而異，官階越高，墓誌的尺寸越大，官階越高，則反之，但是有少部分僭越的行為。到了唐末，各地藩鎮割據，對於墓誌使用的規定也被打破。青瓷罐形墓誌的年代多為唐末五代，這可能意味當時南方越地的統治者不在那麼遵守中原朝廷制定的規範，自行以當地著名的越窯青瓷，發展製作青瓷罐形墓誌。青瓷罐形墓誌本身並無實用價值，如：餘姚樟樹公社周家橋出土的穎川府君青瓷墓誌（圖一），有蓋直筒身、底有盤座，但是蓋、身、盤座接黏在一起不能分離，誌文刻於筒身。上林湖出土的五代梁德龍二年（923年）青瓷罐形墓誌，亦是直筒身，有足無底座，底部有孔無法盛裝骨灰等物體，青瓷罐形墓誌功能應與石刻墓誌一致，用來紀念墓主人，而無實用功能。 三、 研究方法： 以目前圖錄上看到的這幾個唐末發掘出土的青瓷罐形墓志（下表），依時代先後來做排列：   另外，稍晚咸通七年出現一種有蓋有底座的造型。這種有底座造型可能源於唐代流行的明器「塔式罐」（圖三），以宗教來看，「塔式罐」是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喪葬觀念融合的產物，由於唐武宗滅佛，使佛教信仰由中原轉移到其他地方。南方吳越國對佛教信仰極盛，「塔式罐」的造型可能影響青瓷墓誌罐的造型，但是中國南方的佛教是由海路傳入，「塔式罐」是北方中原使用的明器，其功用是幫助亡人在冥界的飲食及來世的超生，也許是這中死後來世的觀念，使青瓷墓誌罐造型改變。 第三種有足無蓋無底座造型的青瓷墓誌罐，是目前發現數量較多，這種造型的青瓷墓誌罐可能源自唐代早期上喬湖出土的青瓷瓶（圖四），其中第三個有足的瓶，應該是唐咸通以後出現的足無蓋無底座造型青瓷墓誌罐的前身，也是浙江青瓷罐形墓志最本土的造型。 由相關文章記載，南方浙江一帶似乎都以這種罐形的青瓷來做墓誌的載體，除了以上圖錄中看到的唐末青瓷罐形墓誌，還有五代十國時期南唐建隆三年的青瓷罐形墓誌，青瓷罐形墓誌出土地皆位於南方越窯青瓷的產地，北方及中原地區則未見此類型墓志。 青瓷罐形墓誌入宋後為什麼會消失？中原的李唐政權是到了中唐以後才開始重視越窯青瓷，吳越國錢氏政權不斷向中原納貢大量越窯青瓷器，這些青瓷器一般百姓是不能使用，青瓷罐形墓誌在當時並非普遍使用，應是吳越國的貴族特別委託窯場製作而非量產的商品，入宋後景德鎮窯業興起，越窯青瓷生產逐漸走下坡，到南宋初期停燒，景德鎮青白瓷燒造後廣受歡迎，也量產青白瓷墓誌（由窯場燒好空白的墓誌，買主回去自行寫上墓誌誌文），青瓷罐形墓誌可能因此被青白瓷墓志取代。  四、 預期成效： 對於瓷製墓誌，在趙超所著的《古代墓誌通論》一書中雖有提及，卻只有宋代以後元、明、清江西出土的青白瓷或青花瓷墓誌，浙江出土的青瓷墓誌卻未提及，希望能以此研究填補這個空缺。 但是，在台灣做這個題目其實有其困難性，首先遇到的困難之處是只能從圖錄上來看這些青瓷罐形墓誌，實體物件由浙江省博物館以及浙江省餘姚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所藏，如果要研究青瓷罐形墓誌的釉色、工藝製作痕跡以及完整誌文的全貌就必須到浙江省；目前發掘的青瓷罐形墓誌數量並不多，圖錄上的青瓷罐形墓誌以唐末較多，五代時期的較少，目前青瓷罐形墓誌有幾件是藉由「文物徵集」，並沒有考古發掘報告，其年代與埋葬地點是由墓誌銘得知，確實的出土地點與年但是要繼續深入研究需要注意的。 五、 參考資料： 專書： 陳萬里，《中國青瓷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年。 中國硅酸鹽學會，《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1982年。 黃鬱生，《美術工藝槪論》，臺北市：正文出版社，1984年。 譚旦冏，《陶瓷彙錄》，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年。 中華民國文物藝術品收藏家協會，《靑瓷之美 奪得千峰翠色來》，臺北市：中華民國文物藝術品收藏家協會，1991年。 范鳳妹，《中國古陶瓷》，臺北市：藝術圖書出版，1994年。 徐湘霖著，《淨域奇葩：佛教藝術》，成都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李知宴，《中國陶瓷文化史》，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6年。 林士民，《青瓷與越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李剛 ，《靑瓷風韻 永恆的千峰翠色》，杭州市：浙江人民美術出版，1999年。 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硏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9年。 劉鳳君，《美術考古學導論》，濟南：山東大學出版，2002年，6月。 趙超 ，《古代墓誌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2003年 。 孫長初，《中國藝術考古學初探》，北京：文物出版，2004年。 胡同慶，《佛教藝術》，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年。 張光直，《商周靑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硏究》，臺北市：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1973年。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Colin Renfrew Paul Bahn，Thames & Hudson 薛居正（北宋），《舊五代史》，臺北市：台灣商務，1983年。 李輝炳，《中國陶瓷全集˙隋唐》，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張柏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 參考文獻： 王士倫，〈餘姚窯瓷器探討〉，《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期8。 王蓮瑛，〈介紹一件自銘器「食瓶」〉，《文物》，1993年，期2。 金祖明，〈浙江餘姚青瓷窯址調查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期3。 袁勝文，〈塔式罐研究〉，《中原文物》，2002年，期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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