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會駐足，但可能走上岔路；時代不會停留，卻可能發生倒退。百年五四，如今諷刺地映照著兩岸執政者面對歷史的扭曲和冷漠。

回顧百年痕跡，可看出五四遺產包含著民族主義「救亡」與自由主義「啟蒙」兩個軸線。中國當年積弱不振，日本帝國主義進逼，救亡是現實的要求。但五四新文化運動更重視思想解放，希望推動各種現代性的普世價值，對於民族主義潛在的集體主義與封閉傾向則頗有所疑懼。五四不僅要「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也要「德先生與賽先生」，這兩種價值觀、世界觀的對比迄今仍在，仍未解決。

中共建政後，象徵五四激進革命的路線壓倒了啟蒙。幾經代價高昂的周折，「救亡」之夙願今天大體實現。崛起的中國，躋身世界強權，中共則以「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其政權正當性之基礎。然而，五四的啟蒙精神在中國大陸始終遭到壓抑，連五四發源地的北大紅樓前的紀念銅雕都只能有代表革命傳統的毛澤東，不能有代表自由主義精神的胡適，習近平更要求青年「聽黨話、跟黨走」。五四青年喚醒中國，中共卻要馴化青年，何其可嘆！

事實上，個人的解放以及對人權、民主的嚮往，恰如魯迅筆下的「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等待噴出。余英時最近在《思想》雜誌撰文指出，五四精神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乃是一股實實在在的歷史動力，「只要政治壓力稍鬆動，便會捲土重來」。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思想界雖不斷出現論述對抗普世價值，但一種開闊、進步的新文化仍是許多人的嚮往。

對比之下，五四的啟蒙精神飄零到台灣，竟找到寄身的土壤，經由胡適、殷海光與《自由中國》的努力，這一線香火沒有被當時的國民黨以反共「救亡」的藉口熄滅，反而促成台灣開啟一個新的時代。1920年代，五四運動對日據年代的台灣新文化、新文學即發生過一定的影響。1950年代後，五四成為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象徵，《自由中國》對台灣各項問題的整套論述，日後成為黨外運動的資源，在五四精神與台灣民主化之間建立了具體連結。1970年代的「台灣文藝復興年代」，五四精神也對台灣「新文化運動」發揮了指引作用。

然而，1990年代台獨史觀開始「去中國化」，認為五四並非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不必霸占台灣民主運動的神龕。這種褊狹排他的心態今天愈發橫流，不僅企圖以台灣民族主義對抗中共的中國民族主義，更嚴重侵蝕台灣社會多元、包容與豐富、開闊的精神面貌。民進黨在野時用來挑戰國民黨政府的民主，如今被踩在腳下；簇擁民進黨重返執政的「覺醒青年」，如今仍低薪爆肝。更諷刺的是，台大前校長傅斯年是五四旗手，而蔡政府甚至在台大傅鐘下上演拔管大戲，閹割大學自主。

台灣擁有五四遺產中珍貴的諸多普世價值，未嘗不可隔海與大陸辯證討論。我們有必要回顧自己的經驗，重新肯定五四運動的不滅價值，包括一種開創、前進的態度，及理性、開放、寬容、多元的追求。今天台灣陷入缺乏活力與開創的停滯狀態，社會氣氛不再蓬勃向上，人心不再感受到理想主義的召喚，正需要一股新的力量重新振作。五四雖已成歷史，卻是不容遺忘的歷史。（轉載自聯合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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