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百五十億年前、宇宙賴以開展、賴以生成的大爆炸（Big  Bang）來說，我們是來不及共襄其盛的；於是，我們沒有足夠的「直接證據」來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研究大爆炸之前的宇宙的真正樣貌；我們只有許許多多「間接證據」供我們拼湊、推測大爆炸之前的宇宙的可能樣貌。也就是說，我們在自然科學方面所能究研的事物，是屬於「那些已經存在於我們地球上跟宇宙中的既存事物」，對應於此，關於在大爆炸之前的一切「原事」與「原物」，我們至今仍是一無所知的。
　　接下來，我秉持著一貫的「尊重專業」的精神，在這裡不想越俎代庖地詳述這方面的知識，而是站在一位詩歌創作者的立場，提出我個人的看法。我要強調的是，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努力地究研這方面（大爆炸之前的宇宙真正樣貌）的事物呢？這樣的努力對於我們現在和未來的生活，尤其對於經濟和政治生活並無直接與重大的幫助呀！「知道了又怎樣！」是的，這樣的疑問已經點出了知識的價值觀。如果我們只從經濟（金錢）的價值觀來看待關於大爆炸的一切，它們確實不能直接且立即被轉化成為錢財或社經地位；但是相對於此，如果我們換個角度改用詩人或哲學家的眼光來看待之，尤其是對於一位具有自然神秘主義傾向的詩人而言，那麼關於大爆炸的知識其價值主要被識為「智」的價值，而他在這方面的追求便是「愛智」的具體表現，而成為他的精神活動的一次重要的旅程了。因為對於這樣的人來說，他對於遠在他出生之前的一百五十億年前那個宏偉的「創世紀」活動之究研，正如一位「孤兒」在進行他的認「祖」歸「宗」的努力一樣，是有其令人感動又可佩之處的。
　　　　※　　　　※　　　　※　　　　※　　　　　◎白家華
　　關於宇宙的形成之因，除了自然科學所搜集到的許多「間接證據」之外，人文領域（社會科學）也提出了許多哲學式的理論與詩篇，印度的《奧義書》和「詩哲」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就是箇中翹楚（泰戈爾在他豐富又浩繁的詩著之中，用到的關於「大爆炸」的同義詞有：一、動詞有：創造、消融、迸發、開放、流露。二、名詞有：生命的溪流、你的創作、世界偉大的音樂、不朽的印記、我生命的生命、永恆母親。三、形容詞有：無限的、傲岸顯赫的、神聖的、偉大的、不懈的、永遠寬大的、無量的。）《奧義書》第六部第二章【梵——宇宙的成因】則這樣記載著：「它（有，或梵）想著：『我要生育，我要衍化』，它創造了火。那個火想著：『我要生育，我要衍化』，它創造了水。……」這裡的所有文字都圍繞著一個核心在闡述著，此一核心就是「欲望」，牠在被滿足之前不會處於穩定狀態，所以牠用焦慮的不穩定狀態在吶喊著、掙扎著，直到牠的渴望化做一股巨大無比的能量爆發開來為止（這就是大霹靂最初的火苗？）除非「欲望」獲得了妥善的處理，不是被滿足就是被昇華、被克制，否則牠的驅力不會無故消失，這也符合「物質不滅」的定律。是的，《奧義書》告訴我們，宇宙的構成，不是只有無機的成份而已，她還具有有機的成份；宇宙的形成之因，跟某個有機的存在者的「欲望」有關，此一存在者等同於哲學領域所說的「第一因」，也等同於宗教範疇所崇拜的「主」。總之，不論是無神、一神或多神的信仰，在這個命題「宇宙的形成，跟某個大欲望的滿足有關」上，都不會有所衝突。此一大欲望的吶喊便是這一句：「我要生育，我要衍化」。這跟許多學者們所認為的「宇宙的形成是隨機的，而且其形成之後的發展並沒有一個終極的目的」有所差異。
　　同樣，我們人類，此一「萬物之靈」的生命，也具有自己「我要生育，我要衍化」的欲望，我們不只是一種「被創造者」而已，因為我們的生命不只是像個泥塑娃娃那樣被創造出來而已；更可靠的說法應是，我們（的靈力）乃以某種程度參與了宇宙形成的方式之決策，包括決定以「大霹靂」做為絢麗的開場，以「愛」和「性」來達成「我要生育」的欲望之滿足，並以智慧（包括適應自然界的環境變化之應變和進化能力，包括追求公平、正義的心靈提升）和營生的苦力（包括辛勤工作、不斷充實新知、充分享受休閒生活）來達成「我要衍化」的欲望之滿足。所以，更可靠的說法應是，我們人類「遺傳」了它（有，或梵）所吶喊的：「我要生育，我要衍化」的欲望。
　　所以，當我們饑渴時，饑渴就會成為一種驅力，驅使我們採取行動以滿足之，我們所採取的行動，就會促使我們跟被行動者例如被消化之食物、被飲喝之水、被吞食之油脂，產生互動關係；這互動關係，《奧義書》是這樣記載的：「食物被消化以後變成了三種型態。粗礪的變成糞，不粗不細的變成肉，細膩的變成心。」同樣，水被飲用以後：「粗礪的變成尿，不粗不細的變成血，細膩的變成氣。」同樣，油脂被吞食以後：「粗礪的變成骨，不粗不細的變成髓，細膩的變成語言。」接下來，我要說明的主要是「一切欲望之成為人的焦慮及其被解除的整個歷程」；以饑渴為例，一旦饑渴獲得滿足之後，因饑渴而產生的不穩定狀態就會因為焦慮的解除，而變成穩定狀態了。同樣，對於愛與性、行動與成果、工作與幸福的欲望之滿足，其經由「匱乏→焦慮→不穩定狀態→採取行動→滿足→焦慮解除→穩定狀態→愉悅→平靜」的歷程，亦是跟饑渴的滿足歷程相同的。這就是為什麼，穩定且幸福的愛情與婚姻，對於當事人的精神狀態之穩定程度有所助益的原因；相反的，缺乏愛與被愛的人格，就會經常處於不穩定的情緒之中，包括焦慮、嫉妒、暴怒、仇視、多疑、頹喪等等；這些不穩定的情緒，對於當事人的直接折磨，及其對於社會的間接干擾，是不言可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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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顯現於外的形貌和體態，看似不同於星球，事實上，我們的生命跟其他物體之間存在著某些互相對應的關係；為了遂行這些對應關係，我們便擁有了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所以這一些感官和官能的產生，必是因為我們渴望自己能夠與六「塵」（色、聲、香、味、觸、法）互相對應，必是因為我們渴望自己能夠看見影像、能夠聽到聲音、能夠聞得到氣味、能夠藉由品嚐來辨別出不同的味道，而且必是因為我們渴望自己能夠思考和記憶及省悟，否則，如果我們沒有這些渴望，我們的形貌和體態必是迥異於現在所具備與顯現的這個樣子。事實上，除了六根與六塵的對應關係之外，人類的身心靈的構造跟星球之間，還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我們的細胞，還有細胞經由高度精密程度與神奇方式所組成的各個器官，包括心、肺、肝、膽、血管，乃至於眼睛、耳朵以及面積最大又處於最表面的皮膚，它們的型態由於是原生的，且是一體成形的，所以它們的形狀雖然看似異於圓形，事實上，都算是圓形（球體和星體）之變形，所以，稱之為「另一種圓形」似無不妥之處。事實上，我們的心靈，此一形而上的官能，先天就具備了靈活思考、因事制宜的「權變」之潛能，這些潛能只有異乎長條形、三角形及四邊形的「圓形結構體」才可能具備、才可能展現出來，因為圓形具有「面面俱到」、「便於滑行」、「從圓心到圓周上的任何一點盡是等距的」這些先天上的優勢；於是就像行星那樣，可以透過自轉與公轉的二合一之同步運動，並且在這運動進行的同時，得到此一運動的「加乘」效果，以使自身各個角度之表面都能夠平均受熱或遇冷；而且也像恆星那樣，可以把自身內部的主軸線和球心當做一組穩固的基礎，向著外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度自由自在地輻射出自身的光和熱，以善盡自己跟外界持續互動的天職，以行使自己跟外界持續互動的天權。
　　上一段文字，其實也就是提出了一個疑問：是否這是早就被命定好了的——宇宙的形成，乃以圓形和圓形的諸多變形做為一切大小事物的主要型態？ 
　　中國文化的「太極圖」以簡明扼要的圖形揭示出宇宙間「循環」、「相生」、「物極必反」的事實，此一事實的揭櫫，亦可被運用成為一種處世哲理，提醒我們應該免於陷入「極端」的自毀毀人之中；太極圖揭櫫在陰陽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對立的「互斥」力量、一個不適宜擅自跨越的必要的距離（男女有別、長幼有序）；在陰陽之間也存在著一種「互補」的力量、一個相輔相成的合作關係（陰陽調和）。當一天的時辰進入了白晝時，先前的黑夜已經完成了她的天職（一夜之功），但是那黑夜並非真的逝去，而是把屬於她的一些功用遺留給了白晝；換成白晝亦然，如是循環以進，夜去晝來，歲歲年年不斷；於是萬物生生不息，天長地久。又因為綠色植物跟我們人類一樣，其天職的善盡、其生命活動之遂行，除了需要白晝與陽光之外，也需要黑夜帶來幽暗與寧靜；白晝與黑夜這兩者，各有所司，各獻其功，一日的光照有其一日之陽的功勞，黑夜亦然，一夜的幽暗有其一夜之陰的功勞；白晝與黑夜，這一對天造地設的佳偶，對於我們的生命活動之遂行都是必須的。
　　在我們人類社會中，不論個人或群體，也存在著許多互為對立的事物——善與惡、讚美與詆譭、誠懇與欺騙、忠誠和背叛、熱情與冷淡、關心與冷漠……，它們就如同一副天平之兩端，此端之消，乃以彼端之長做為代價；有些修行者便據此提出了「抑惡揚善」、「先立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或「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張，這些主張的前提即是承認下面這一個事實：「人心即是一種槓桿，以善惡為兩端；人心的提升或墮落，其實也是一種槓桿原理。」當然，在這善惡的兩個末端之間存在著一段「過度地帶」，若用一日之內的各種時辰為例，「正午」（上午十時到下午二時之間的四個鐘頭）就是太陽垂直照射地球之受光面的時候，此時輻射最強、熱能最烈，直到過了下午兩點，陽光才漸漸減弱而進入「過度地帶」；與此互為對立（呼應）的就是「子夜」了，彼時，在地球上進入子夜時分的地區，正處於地球背對著太陽的背光面。
　　接下來，我要談到「遲來的尊重」和「失序」這兩件事。尤其以我自詡為「詩歌創作者」並且致力於「公平」精神之宣揚的人來說，針對創作者所蒙受到的「遲來的尊重」之不公平的對待，更值得我來發出不平之鳴。儘管事實是這樣的：當我們在社會裡宣揚「公平」的時候，我們所宣揚的「公平」只能是個理想和目標而已，它必須經由後續的努力才可以被具體實現；儘管如此，此一宣揚的舉動仍然不可以被省略掉而不去做。相反的，我們應該儘量宣揚正確的理想和目標，使它們成為我們行動的方向和動力。
　　首先談到「遲來的尊重」，它對於那些盡心盡力、窮其一生念茲在茲、努力有成的創作者來說，是一種不公平的對待。梵谷的繪畫、叔本華的哲學論文、泰戈爾的詩歌、貝多芬的音樂作品，在他們生前曾經遭受到同代人（同胞）們的冷落或譏諷，此一史實無須我在這裡贅言；我要強調的是，此一「遲來的尊重」的不公平對待，也可能發生在其他創作者的身上，只要他所創作的詩歌風格跟同代的主流風格是不同的；而且，此一「遲來的尊重」仍會發生在往後的每一個世代、每一個時代之中，除非同代人們的目光不侷限於「當代」的相對狹隘的格局中，而能採取「永恆之眼」的深遠目光來看待同代作家們的作品。　
　　事實上，在世界文學史裡，許多作家之所以能夠順利躋身進入「大師」或所謂的「名作家」之列，跟「貴人」的適時伸出援手、大力推薦有很大的關係。葉慈和龐德就是泰戈爾的「貴人」、馬悅然與劉再復就是高行健的貴人；只是，我仍然要把重點拉回到「公平」的主題上，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夠在其有生之年幸運地遇見他的伯樂的！這或許是由於他（她）自己的人格特質比較內向或孤傲而不屑於跟同代人來往、只瞧得起跟歷史對話所使然（對於那些遭受到同代人們無心的冷落或故意的打壓之創作者來說，跟歷史對話、留下優質優量的作品給後世，這是替自己申冤和平反的有效方法）；也或許是同代人們有心或無意的冷落所使然，或者以上兩種因素同時作用所使然；而造成許多作家在其有生之年只能在沒有立即被肯定的寂寞之中孤獨地創作著、最後沒沒無聞地孤獨地死去；這類型的作家被同代人們所冷落，甚至到了死後百年以上，才獲得世人們追諡式的「遲來的尊重」而已。可憐的德國哲學大師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便是屬於這一類。
　　所謂「名作家」此一頭銜，它的時代意義大於歷史意義，因為一旦把時空背景從「時代」拉長、擴展到了許多個時代所構成的「歷史」的時候，比較能夠被在意的，便只有作家的「偉大」與否而已。作家之所以能夠贏得「名作家」此一頭銜，雖然跟他的寫作能力有關，但是只具有寫作能力的作家，卻不見得能夠贏得「名作家」此一頭銜！也就是說，寫作能力是作家在他的當代裡贏得「名作家」此一頭銜之「必要條件」而已，而不是「充分條件」。為什麼會這樣？我要指出的，仍然跟「公平」此一議題有關，就是說，「名作家」通常比較能夠獲得同時代的媒體之青睞，據我的觀察，同時代的媒體包括平面媒體的大報副刊也是這樣，他們通常都把珍貴的版面給予所謂的「名作家」多一些，這種情況，在我看來是很不公平的，因為文學創作是多元且不斷進展的，如果把珍貴的版面給予某種特性的創作者多一些，就是一種非常不公平的作法。又，我們人類如果把自己的「獸性」成分發揮得多一些的話，那麼我們就會成為喜歡幸災樂禍或者喜歡看熱鬧的鄙人了！這一種「獸性成分發揮得多一些」的心態，也會強化「名作家」此一頭銜被盲目崇拜的文壇亂象。
　　除了寫作之外，在其他領域之中亦存在著「機會」與「時運」的問題。一個人從他求學階段到踏入社會，如果想要出人頭地，那麼他就必須具備許多項的條件，這一些（這一組）必備的條件，除了眾所周知的專業知識、相關經驗、團隊精神、向心力以及社交能力之外，我要強調的尚且包括「機會」與「時運」這兩項；在日常生活用語之中，我們偶爾會聽到這樣的說法：「請給他一個機會來發揮他的專長吧！」因為機會是一個重要的激勵因素，沒有了它（例如因為經濟不景氣而造成的廣泛裁員），即使一個人擁有多麼豐富的專業知識與相關經驗、擁有多麼值得嘉許的團隊精神、向心力以及社交能力（包括維護人際之間的和諧，包括自己去適應別人也讓別人適應自己），但是，只要他沒有了機會（工作），他仍然不能適才適所地發揮所長、他的能力仍然不能獲得一個揮灑的出口；只要他沒有了機會（除非由他自己另行創業而贏得了工作機會），否則他只能夠徒嘆「懷才不遇」或「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於是，失去「機會」與被「時運」所棄的失業者，在他這失業的時期當中，他的生產力便是被閒置且浪費著的，這對他個人與對社會而言，都是一種損失！ 
　　另外，如果一個社會是接近「專業分工」的，每個人從內心裡都崇尚著這樣的精神，而且在言行上也力行這樣的理想，那麼，這個社會才是公平的；這樣的社會，相形之下，比較不會充斥著「職責混淆」的亂象。我這樣的信念，主要立基於這樣的事實：「每個人的時間與精力都是有限的，而且，每個人在他一生之中，只有一件事情是他唯一能夠做得盡善盡美的。」我不太相信一個人在他一生之中能夠同時在兩個不同的領域裡面斬獲大成就，這是相對的，一個專心致志於詩歌創作領域的詩人，與那些「兼職」或「玩票」的「準詩人」相形之下，當然能夠擁有更多成功的可能！只是，「專業分工」能否在某個社會中生根發芽與茁壯，有賴於那個社會的選擇與努力。如果那個社會所選擇的趨向不是這樣的，那麼就容易發生「搶奪機會」的現象，致使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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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談到「失序」，失序會帶來摧毀的力量。當星球脫離它的軌道時，就成為隕石，不受「離心力」所牽引，也不受「向心力」所牽制，不受這兩種自然力同時運作的「恐怖中的和諧之力」所約束；它就可能衝撞到了其他的星球，與之玉石俱焚。同樣，一旦我們的心靈改變了牠的好的慣性，例如染上了嗑禁藥、豪賭、騙財騙色之惡習，而離開了「心靈槓桿」此端的「善」，去接近彼端的「惡」，這樣的邪念與惡行就會傷害到他人，最後也會傷害到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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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要談到每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之公平與否的問題：
　　從「定量」的角度來看，每一個社會的整體財富呈現出兩種狀況：第一、它是一個固定總數。第二、它是呈現階級分配的狀態。如果針對某一個社會的整體財富的分配情形來畫成一個圖形，就會畫出一個「金字塔」形狀來，最頂端的極少部分，就是極富者們的那幾位少數人們，而一般人（中產階級）和窮人，卻是佔有了最底部的最多面積。
　　從「流量」的角度來看，上述的「社會整體財富之階級分配狀態」並不是永遠不變的，正好相反，在這階級之間存在著「流動」現象，一位窮人可能經由讀書、獲得較高的社經地位而擺脫掉他的貧窮生活。一位富人可能因為豪賭或經商失敗而成為窮人。也就是，從「流量」的中、長期角度來看，階級之間其實存在著互相流動的通路；至於我個人的期望則是，我們應該努力讓「窮人變成富人」的通路更為暢通才好！而「富人變成窮人」的可能性應該努力降低！ 
　　在一個社會裡的各個領域，其實都扮演著「環節」的重要角色，一個社會的穩定與進步，跟她內部每一個領域的狀況都息息相關；雖然窮人們的貧窮主要是他們自己的事，但是事實上，他們的貧窮也應該被看做整個社會的貧窮，因為他們都是社會的一份子。只是，窮人們畢竟是弱勢的，即使他們日日充滿鬥志，但在社會結構的僵硬性質之下，經常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因為社會結構的僵硬性質，經由時間（時代與歷史）的淘洗，已經根深柢固的存在於各個領域之中；一旦階級形成了，在短期之內便無法打破它們，下層社會的人們想要躋身於上層社會內，勢必需要使出龐大的精神、時間與氣力，他們不像上層社會裡的優勢利益者們，可以使用財力與人脈上的豐富資源和相對優勢（一旦相對優勢的程度加大，就成為絕對優勢）來使自己如虎添翼般的追求富中之富、強中之強的頂尖目標；當他們已經向著人生（社經地位、寫作成就）的頂尖目標去追求許久之後，窮人們依然被他們的窮困給困擾著，而把大部分的精神、時間與氣力用在「擺脫貧困」的努力上，於是，窮人們究竟能否跟富人們進行所謂的「公平競爭」便是不言可喻的了。對於窮人們來說，包括在窮困中仍然一邊忍受著苦澀、一邊堅持創作的窮詩人，他們的窮苦將會透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大小事物向他們提出嚴厲且殘酷的挑戰，包括透過缺水、缺電、缺米、缺糖、缺鹽這些經濟生活方面的匱乏來逼迫他們、甚至可能削弱了他們的幸福感；這些經濟生活方面的匱乏，會以它們不容被敷衍、逃避的冷酷姿態來挑戰窮詩人，像一位巨大的敵人，成為窮詩人在他正在前進的「詩路」上的另一項嚴峻的挑戰。但是，貧窮的可怕，不只是貧窮本身而已，它所帶來（衍生）的饑寒交迫、倦怠、疾病、挫折（包括自尊心的被打擊、自主性的無法真正掌握）和無力感及壓迫感，恐怕才是具有直接殺傷力的；如果一位窮人連民生消費的基本需求都無法滿足了，那麼，當他在應徵工作之時，豈有閒錢用來支付所需的應徵開銷包括寄履歷表和自傳及相關資料的限時掛號郵資？還有後續的接受面試之時的車資和體面的穿著？除非借錢，未有收入便已支出。除此之外，一切前置學習包括學習電腦的補習費？其實這些難題一旦跟既有的捉襟見肘的窮困處境結合在一起，便使得窮人們更加徬徨、更加處於弱勢地位。
　　所以，對於窮人們的支持性的政策或具體行動，（而非依賴型的給予）肯定是必要的，包括付出更多主動的關懷、善意與協助，這些，慈善家們的扶助弱勢者的善行，可以發揮某種程度的幫助，例如臺灣花蓮的「慈濟」與臺北的「行天宮」屬於此類，可以協助弱勢者們向上攀升、去追求到更好的生活品質，成功之後再回饋社會。只是，對於窮人們的支持，不一定是金錢的直接救助，因為那只適合用在救「急」方面，至於真正適當的「搶救貧窮」的有效方法，有賴於富人們和一切具有投資及消費能力者來進行準確的投資與不吝嗇於必要的消費，這樣，對於景氣復甦與就業機會的創造，便有正面實質的幫助。加上政府的配套措施的實施，包括各項稅制與投資獎勵條例的公平設計，以防範貧富差距的繼續擴大，甚至逐步把它拉近；如是，人民與人民之間、人民與政府之間，都存在著互信互諒的基礎，也存在著「人我雙贏」的良性競爭與合作，則可能無須課征只能治標、不能治本的「富人稅」，均富又和諧的理想社會便指日可待了。

　　在華文世界裡，有一句成語是：「勝之不武」，它被用來否定那些不是經由正道而被贏得的「勝利」，認為那不是真正的勝利，不但不具有勝利的價值與光榮，而且無法讓人感到心服口服。而在政治的操作上，如果有政黨使用投機取巧的伎倆去取得執政權的話，這種訴諸意識形態對立與種族對立而擴大社會的仇恨與分裂的政治操作手法，就是所謂的「民粹」政治；此種不負責任的政治操作，捨正事而不辦、捨正論而不辯、捨正題而不作，只採用庸俗化、簡單化的手法以得逞，如果加上選民們的民主素養不夠成熟，此類民粹政治的煽風點火者就容易取得執政權了！（納粹政權、法西斯主義屬於此類）於是那個社會在將來就會付出更多的代價；而此類民粹政治的煽風點火者必將遭受到歷史的唾棄，與後世人們的鞭笞。說到這裡，我仍必須把重點拉回到文學創作這個領域來。如果我們的文壇，包括創作者、讀者、批評家、編輯與出版者（尤其是，具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的大報副刊與大型出版社），如果他們把創作者的非文學成就跟文學成果混雜在一起來談的話，例如說，當創作者兼具著教授、暢銷書作家、名節目主持人，或者，兼具著大型出版社負責人的世俗頭銜，就被一併放進文學成果的考量中，就被認定他（她）是個寫作有成的作者，就被認定他（她）是一位值得邀稿的理想的專欄作者，那麼這一種「錯亂」所導致的錯誤認知，就是屬於文學的「民粹」亂象了！把它批評為「文學的民粹主義」似無不可。很諷刺的是，文學人們所固守的應該就是屬於文化層面的「文學真理」此一核心價值，但是我所觀察到的臺灣文壇的普遍現象，卻充斥著過分的「學位崇拜」、「社經地位崇拜」、「知名度的崇拜」之反核心價值、民粹至上的亂象，這對廣大讀者們來說，是做出了嚴重錯誤的示範！那麼，很諷刺的，既然做出了嚴重錯誤的示範，怎夠資格配當「文學人」或「詩人」此一崇高身份與地位呢！而廣大的讀者們亦應保有自己明智的判斷才好。在明智的判斷中，同時必須保有超然性與超越性；所謂超然性，是因為我們的身心所對應的外在環境是「當代」，於是在這百家爭鳴、眾聲喧嘩之際，應該力求不被特定美學或意識型態所囿（誘）限。所謂超越性，則是把自己的身心從所對應的時空當代「解放」出來，不被相對短暫的「當代」這個時空所侷限，而能夠同時具有「永恆之眼」。
　　在華文世界裡，有另一句成語是：「大雞慢啼」，這是藉由觀察雛雞的生長情形，發現到，在正常情況下，體型魁梧高大的雄雞通常需要更多時間來完成其自然成長，等牠長大到了足以「一鳴驚人」之前，體型普通的雄雞們早已絮絮叨叨地鳴叫過許多次凌晨的日出了。此語中的「大雞」可以譬喻為「具有大才能的人」，「慢啼」則在隱喻著「具有大潛能的人，需要較為長久的時間予以開發其大潛能。」只是，在能力養成的過程之中，暫不考慮值得與否的問題，最辛苦的仍是當事人，他（她）必須承受有如孟子這一段銘言所說的嚴厲的試煉：「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髮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這受到「天煉」的過程中，當事人還必須熬得過來才行，否則一旦像春秋時代的顏回，或像現代許多因為「能者多勞」而不幸過勞死者那樣猝死了，就只能徒留生者們對他「壯志未酬」或「英才早逝」的惋惜了！可以見得，健康，是追求事業成功、擴大個人影響力的必要條件。又可以見得，一位詩歌創作者若想要像中國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那樣，像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慈、雪萊等人，而且像印度「詩哲」泰戈爾那樣，贏得世界文學史上的偉大詩名的話，健康與長壽是必須顧及的有利因素。只憑高超的文字運用能力是不夠的，最起碼還必須具備基本的生活能力，包括能夠應付他自己的日常開支的經濟問題，包括如果他所處的外在環境充斥著各種手法的詐騙人士（跑單幫的騙子）或詐騙集團（企業化經營的、跨國式的、計畫周詳的騙子們），於是他也必須具備防騙自保的能力，包括能夠敏捷地察覺到詐騙者的言行之異常的細微部分，例如異常體貼又柔言細語，因為詐騙者擔心打「草」驚「蛇」；又例如異常急躁，因為詐騙者擔心「夜」長「夢」多，而被識破他的伎倆，而擔心最後會偷「雞」不著蝕把「米」；又例如給予異常優渥的待遇，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具備的最起碼的防騙自保的能力，包括給自己設定一條自保的底線，例如「一旦對方問及我個人的存摺密碼之時，或在第一時間即要求我匯款於不明帳戶之時，我便立即退出。」此一「問及個人的存摺密碼」跟「匯款於不明帳戶」便是超出了自保的底線而成為必須被拒卻的壞事。雖然防騙自保其實就是一種本能，但是由於「國際化」的速度急快，不務生產之正業的「經濟害蟲」（詐騙集團）的詐騙手法與時俱進、與科技的進步一同進步，所以，我們務生產之正業的人們就必須具備更高明的防騙的警覺度，以免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不公平、不正義的亂象一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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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如果在社會上處處存在著不公平的現象，那麼我們對於那些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們來說便沒有權利要求他們守法、守德，因為由不公平的社會所制定的法律是「惡法」、由不公平的社會所宣揚的道德是「偽德」，並沒有理由讓她的子民們來遵守與服從之，這就是「抵抗權」（籲天權）的由來，是革命或政變的起因。
　　雖然公平是我追求的一種價值，但是對於這種價值的確切實現，我認為我們人類首先必須把人性中的許多成份包括私欲、主觀、怕事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才行；否則，私欲、主觀、怕事的負面影響愈高，人類社會就愈接近「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如此，獸性的成份被公然許可，人性向著神性去提升的道路就會多出了更多的阻礙和迷障。
　　我們所制定的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和制度，其實僅能算是「結構性的外在現實」，它們並未達到真正的公平；這樣說，或許有點兒悲觀，但我仍要說：真正的公平，不是我們人類所能達到的！原因除了上述的私欲、主觀、怕事之外，還有「人類的能力是有限的」這一項；這些阻礙和迷障或說是不足之處，同時也是宗教信仰之所以產生的原因。
　　既然真正的公平不是我們人類所能達到的，儘管我們曾經為它設計過許多方法，那麼，就我個人來說，只好退而求其次，把期許降低，希望在人類社會中只要能夠做到把不公平的情況儘量減少就可以了。但是想要把不公平的情況儘量減少，其能否確切實現，仍然要看我們如何對待自己的私欲、主觀、怕事而定。
　　就以文學創作為例吧！它是一種「貴族」文化，創作者在他自己的物質生活方面達到基本需求的滿足之後、也就是所謂的「溫飽」之後，才有餘力從事其文學創作的志業；否則，只憑「一簞食、一瓢飲」那樣缺乏營養的難民般的生活，恐怕無法持續太久；最糟的後果便是，像孔子的愛徒顏回那樣壯志未酬身先死。上述的物質生活的基本需求之滿足，就是創作者必須面對、必須應付的一種外在現實，這是無法被敷衍與逃避的，除非人體不需要飲食和保暖；於是愈是貧窮的創作者，其面對的經濟方面的外在現實之考驗，就愈是嚴峻！尤其是，地球只有一個，地球上的物資不是無限的，其「有限性」衍生出了「排他性」，除非經由饋贈，否則此人所擁有的某一物資永遠不會成為彼人的，即使它被閒置在那裡，即使彼人比合法的擁有者更需要此一物資，也徒呼奈何！尤其是，當這些有限物資被過份集中於少數人的身上時，包括以歷史因素而被過份集中，例如資本主義的盛行於連續好幾世紀之久，而創造出所謂的「商業鉅子」、「××王國」、「全球百大富豪」，或者被過份集中施惠於照顧少數創作者，這時，其他那些被冷落、被排擠的競爭者就被強迫陷入一場「不對等」（立足點不平等）的賽局裡去了，因為在他們創作最艱辛之時，另一些創作者則幸運地獲得了官方或民間財團的贊助或補助，而在經費方面佔有了優勢，儘管那些被贊助或被補助的創作者本身是個家財萬貫、擁有數以億計的遺產，仍然享有合乎規定的被贊助或被補助的條件；想要彌補此一不公平情況，只有靠更多的善意、鼓勵、關懷，有以致之。
　　既然已經談到了物質生活的問題，在這裡，我不妨談談「社會期待」這件事；若從純粹的物質（經濟）角度映照之，文學創作，其實不具有任何直接的物質生產力，因為文學創作的產品只是文學作品例如詩歌、散文、小說，這一些「紙」上談「兵」的產品，頂多只能稱為「精神食糧」，決不能當飯吃。那麼，如果在你的鄰里之中出現了一位擇文學之善、固寫作之執的年青人，看似游手好閒、不事生產，想必你會懷疑：他為何願意這樣？這不是我要回答的重點，我要說的是，社會期待會成為一股濃烈的社會氣氛，社會對於總統、教師、法師以高道德標準來要求他們的言行便是屬於社會期待，總統、教師、法師他們的言行不應該只是「合法」而已，還要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在現代工商業社會的各機構裡，常可見到他們在徵才啟事中普遍寫著類似這樣的條件：「限女性，三十歲以下」，除非真有需要，否則一旦性別與年齡成為了普遍式的徵人條件，就會產生不公平之事，對於中高年齡失業的族群來說更是如此！這種不公平的社會期待的濃烈氣氛，既存在於思想中，也由典籍的文字記載來一廂情願地片面提倡；除此之外，它也能夠經由同代人們的語言和行為來表現與塑造。
　　一個特定的社會，是由她的許多個個人所組成的，每一個成員的言論與行為，都以某種程度、某種形式（善的或惡的，主流或次主流或邊緣的）在影響著這個社會。無疑的，資本（功利）主義的旋風已經橫掃過二十世紀，將會繼續盛行於二十一世紀之中，甚至透過「全球化」、「資訊化」的推波助瀾，其威力只會更加強大；倘若「財富的過份集中」此一問題未能獲得有效解決，那麼「貧富差距嚴重」的情況只會更加惡化，說得淺白一些就是：「全世界絕大多數的錢財，只會被『一百大富豪』所擁有；但是在苦難的國度中，一天卻能夠餓死、病死成千上萬的難民」；於是，基於現實考量，我們的社會期待仍以工商科技業包括資訊、半導體、生物科技等等做為期待之主流，包括這句話的暗示可能由長輩說給晚輩知道：「我希望將來你能成為一位企業家。」萬一被期待的個人，他對於自己的自我期待偏偏不是這樣的，例如他希望自己將來（在歷史上）能夠像唐朝的李白、杜甫跟白居易一樣，或者跟印度「詩哲」泰戈爾一樣，能夠成為一位「偉大的詩人」，於是他的這種浪漫、理想傾向的自我期待，便跟他的社會主流產業所領導的社會期待產生了衝突，因為時間是「排他」的，把時間用來寫詩，被耗掉的時間就不能同時用來做生物科技的「DNA操作」例如「質體與噬菌體——利用微小的寄生物運送基因到細胞體內」之操作；說得口語化一些就是：「詩歌不能當飯吃！」如果尚未談到「社會支持」、「社會諒解」，只從物質條件來考量的話，這一位想要成為「偉大的詩人」的年青人就可能會被認定是「不務正業」或「游手好閒」的？但這種認定並非成熟的。
　　上述的衝突一旦產生，捲入此一衝突漩渦中的個人，就必須面臨抉擇了！此一抉擇，主要的，就是要在「個人的理想」（成為一位偉大詩人）跟「社會的現實」（成為社經領域中的主流人士）之間，做一個取捨或平衡；如果他選擇的是「個人的理想（成為一位偉大詩人）」，那麼他就注定要接受「在能夠應付謀生糊口的現實問題之餘，兼顧自己的文學創作的理想」之雙重考驗、雙重負擔。最後，我要強調的是，這種衝突，個人的自我期待跟社會期待之間的衝突，具有一個特性就是：它在每一個世代（時代）裡都在發生！ 
　　我相信此一課題不僅僅是神經科學家或心理學家的研究範疇而已，它也值得作家們去探討、去寫作，因為社會對個人的影響是直接而普遍的，作家既是社會的一份子，他便也跟其他人們一樣的受到社會期待之影響；只是，相對來說，除非某個作家因為「祖上積德」，其作品有幸受到某出版社之青睞，大力推廣之，使之「順應（資本主義）時代潮流」加以公式化寫作、商品化包裝及廣告手法的促銷，使他的作品完全符合現代社會「速食」的需求，符合資本主義的生存法則，否則，一位「偉大的詩人」他所從事的天真的理想的志業，必定不是「站在賺錢的第一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