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从小就对中华文化和历史有深厚感情。加上我是上中文学校，母校槟城钟灵中学早年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在推翻满清后要推动侨化教育而建立的。旧版的钟灵校歌甚至还有一句“主义彻三民”。40年代，钟灵是著名的反日据点，校长陈充恩是国民党员。日军登陆槟城，就根据潜伏的间谍（一对精通闽南话的台湾夫妇），拘捕和杀害40多位钟灵师生。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许多国民党员也逃来马来西亚并在钟灵执教。独立后，这些老师选择留在马来西亚，“主义彻三民”那句歌词也变成“亲爱作新民”。这些来自中国的老师对我有深远的影响，上他们的华文课等于上中国历史，地理，经济及政治。在那种背景和环境下，我自小就关心中国。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我极度讨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原因是在海外的我能知道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是多么的落后和失败。当时，我的父亲必须经常汇款回福建老家救济亲戚。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当时，我在英国，可以从西方媒体看到整件事件的发展。然而，由于亲耳听到《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造谣邓小平逝世及北京陷入内战，我从此不信西方媒体，甚至至今从不收看BBC，CNN或CNBC。六四事件事件后，台湾进入李登辉时代。我也在1996年来台北居住。李登辉的政治立场，以及以后的陈水扁台独操作非常令我反感。而中国大陆也因为六四事件后和香港回归而加速改革开放，我对中国大陆的印象也改变。

2000年台湾选举，我上联合网时，经常和台独份子辩论中国大一统。对于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来说，台湾独不独立根本不是他们关心的大事。然而，因为从小的教育，我却不能接受台湾独立，这个立场至今不变。对中国的热爱，2006年我前往北京。在北京，能上联合网是在令我兴奋，虽然要长久在线是很困难的。那时，我还和一位台湾人Reder辩论中国和台湾的制度。因为陈水扁两颗子弹和无法无天的作为，我的确是对民主非常失望。对美国的双重标准和伊拉克战争，我更是痛恨。所以，直到２００７年９月，我还在联合网发表意见，反对美式民主，言论自由等等。台湾民主一直都是我嘲笑的对象。

然而，有许多事件渐渐改变我对民主的看法：

１．施明德领导的红衫军倒扁活动，台湾百万人上街却和平落幕。

２．台湾立法院选举，国民党重新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令我对民主开始有信心。

３．马英九被判无罪。

４．马英九胜选，台湾二度和平政党轮替。

５．美国奥巴马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试想如果西藏人坐上胡锦涛的位置！）

另一方面，我在北京又看到中国发展后的瓶颈：

１．共产党的贪污腐化和滥用职权。我相信，陈良宇和远华案只是冰山的一角。

２．对人民的剥削，许多富人都是有共产党背景。

３．共产党为了维持红色政权而不择手段。连诺贝尔提名维权人士也要干涉。

４．共产党政府无意推动政改，许多承诺都是因为奥运会，一旦奥运会结束，这些承诺就消失。例如：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和解。

５．共产党御笔在联合网为一党专政的辩护的文章。我经常刺激他们,让他们破口大骂,让全世界懂得中文的人在互联网上看看他们的“风采”。

我只能说，中国再不进行政治改革，管理大师杜拉克（Peter Drucker）预言的崩溃就会发生。而当今的盛世就如乾隆的盛世。往后中国的苦难就会再度来临。政治改革和朝向民主是历史潮流，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是一个教训。经济改革确实延续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然而这却不能确保长治久安。民主才是一个善策，谈民主不一定是美国或台湾，西欧各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也是参考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