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說》

　　佛法始自天竺，東流而至西番[1]（即唐古特部，其地曰三藏），其番僧又相傳稱為喇嘛。喇嘛之字，《漢書》不載，元明史中，或訛書為喇馬，（陶宗儀[2]《輟耕錄》載，元明稱帝師[3]為刺“讀作拉下同”馬。毛奇齡[4]明《武宗外紀》，又作剌麻，皆系隨意對音，故其字不同。）予細思其義，蓋西番語，謂上曰喇，謂無曰嘛，喇嘛者，謂無上，即漢語稱僧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稱黃教[5]，蓋自西番高僧派克巴（舊作八思巴），始盛於元，沿及于明，封帝師國師[6]者，皆有之。（元世祖初封派克巴為國師，後複封為大寶法王[7]，並尊之曰帝師。同時又有丹巴[8]者，亦封帝師，其封國師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國師、大國師不過四、五人，至永樂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封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間，益不可勝記。）我朝惟康熙年間，只封一章嘉[9]國師，相襲至今。（我朝雖興黃教，而並無加崇帝師封號者，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圖克圖為灌頂國師，示寂後，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襲號為國師[10]。其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號，不過沿元明之舊，換其襲敕耳。（黃教之興，始於明，番僧宗喀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11]。其二大弟子曰達賴，曰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羅倫嘉穆錯，世以化身掌黃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錯，三世曰索諾木嘉穆錯，即明時所稱活佛鎖南堅錯也，四世曰雲丹嘉穆錯，五世曰阿旺羅卜藏嘉穆錯。我朝崇德七年，達賴喇嘛遣貢方物。八年，賜書達賴喇嘛及班禪呼圖克圖[12]，蓋仍沿元明舊號。及定鼎後，始頒給敕印，命統領中外黃教焉。）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問。如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專席於坐隅，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怙勢恣睢，氣焰薰灼，為害四方，不可勝言。甚至強市民物，摔捶留守，與王妃爭道，拉歐隨車，皆釋不問，並有民毆西僧者截手，署之者斷舌之律[13]。若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其呼圖克圖之相襲，乃以僧家無子，授之徒，與子何異，故必覓一聰慧有福相者，俾為呼必勒罕（即漢語轉世化生人之義）。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圖克圖，此亦無可如何中之權巧方便耳，其來已久，不可殫述。孰意近世，其風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則與世襲爵祿何異，予意以為大不然。蓋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使今無轉世之呼圖克圖，則數萬番僧，無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從前達賴喇嘛示寂後，轉生為呼必勒罕，一世在後藏沙卜多特地方[14]，二世在後藏大那特多爾濟丹地方[15]，三世在前藏對嚨地方[16]，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17]家，五世在前藏崇寨[18]地方，六世在裏塘地方[19]，現在之七世達賴喇嘛，在後藏托蔔劄勒拉裏崗地方[20]。其出世且非一地，何況一族乎。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21]供奉之哲布尊呼圖克圖，皆以兄弟叔侄姻婭遞相傳襲，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22]。即蒙古內外各劄薩克[23]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內轉世化身者，即如錫哷圖呼圖克圖，即系喀爾喀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叔；達克巴呼圖克圖[24]，即系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諾尹綽爾濟呼圖克圖，即系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布諾們汗劄木巴勒多爾濟之呼必勒罕，即系圖舍圖汗車登多爾濟之子，似此者難以枚舉。又從前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後，因圖啥圖汗之福晉有娠，眾即指以為哲布尊丹已呼圖克圖之呼必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更屬可笑，蒙古資為談柄，以致物議沸騰，不能誠心皈信。甚至紅帽喇嘛沙瑪爾巴[25]垂涎劄什倫布財產，自謂與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及仲巴呼圖克圖同系弟兄，皆屬有分，唆使廓爾喀[26]滋擾邊界，搶掠後藏。今雖大振兵威，廓爾喀畏罪降順，匍匐乞命，若不為之剔除積弊，將來私相授受，必致黃教不能振興，蒙古番眾猜疑輕視，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隨其俗，令拉穆吹忠[27]四人降神誦經，將各行指出呼必勒汗之名，書簽貯於由京發去之金奔巴瓶內，對佛念經，令達賴喇嘛或班禪額爾德尼同駐藏大臣公同掣簽一人，定為呼必勒罕，雖不能盡除其弊，較之從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間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將所報呼必勒罕之名，貯于雍和宮佛前，理藩院堂官會同掌印之劄薩克達喇嘛等公同簽掣，或得真傳，以息紛競。）去歲廓爾喀聽沙瑪爾巴之語，劫掠藏地，已其明驗，雖興兵進剿，彼即畏罪請降，藏地以安。然轉生之呼必勒罕出於一族，是乃為私，佛豈有私，故不可不禁。茲余制一金瓶，送往西藏，於凡轉世之呼必勒罕，眾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掣簽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習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後可，予若不習番經，不能為此言，始習之時，或有議為過興黃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且後藏煽亂之喇嘛，即正以法[28]，（上年廓爾喀之侵掠後藏，時仲巴呼圖克圖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濟仲、劄蒼等，遂托占詞為不可守，以致眾喇嘛紛紛逃散，於是賊匪始敢肆行搶掠，因即令將為首之濟仲拿至前藏，對眾剝黃正法，其餘劄蒼及仲巴呼圖克圖，俱拿解至京，治罪安插，較元朝之于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國政，況敢執之以法乎。我朝雖護黃教，正合于王制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惑眾亂法者，仍以王法治之，與內地齊民無異。試問自派克巴創教以來，曆元明至今五百年，幾見有將大喇嘛剝黃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後世，豈能以予過興黃教為譏議乎。）元朝曾有是乎？蓋舉大事者，必有其時與其會，而更在乎公與明，時會至而無公與明以斷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斷而非其時與會，亦望洋而不能成。茲之降廓爾喀，定呼必勒罕，適逢時會，不動聲色以成之，去轉生一族之私，合內外蒙古之願，當耄近歸政之年，複成此事，安藏輯蕃，定國家清平之基於永久，予幸在茲，予敬益在茲矣。

　　乾隆五十有七年歲次壬子孟冬月之上瀚御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