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10月1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原文链接http://www.csmonitor.com/Comment ... e-than-US-democracy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望眼世界，革命、选举或者其他原因正导致无数政府面临权力交接。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动中，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的中坚，其政治权 力的和平交接，无疑最受人关注。其中，前者通过代议制下的两党竞选，将选出下届总统和新国会，而后者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也要产生新的领导层。当前，世界 各国普遍遭遇困境和挑战，关于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再次成为争论焦点。

这场争论吸引了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就包括政治学界的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最近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以及其他相关著作中，福山提出尽管一党执 政的中国目前十分成功，但在制度上却无法解决“坏皇帝”的问题。更具体地说，就是一旦皇帝变“坏”，大家都将束手无策。另有一位评论家更是进一步推演了此 担忧。他认为，虽然当前的民意调查说明中国共产党享有高度支持，但在这个制度下，即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却无法“促使”其放弃权力，这才是最致 命的问题。

但这是个伪推论。中国古谚言道：“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古代的帝国和王国，已被今天的民族国家取而代之。在此比喻里，民众依然可 以被理解成“水”，而“舟”已不再是某位皇帝或他的王朝，而是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庞大而复杂的政治制度。中国的一党执政制度在宪法中有明确宣示，正如美国 宪法明文规定了民主代议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受到民众长期、普遍的支持，而独立的民意调查结果也反复印证了此点。在一党执政的政治宪法下，这即意味着对基 本政治制度的支持。而在美国，民众对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支持度此消彼长，但这与其对美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即民主代议制的支持程度不是一回事。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目前都受到各自民众的支持。

有一种观点认为，除非中国共产党能做到，假如失去支持后就交权下台，才能证明这个党目前受到的支持具有合法性。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 如果美国当前的民主制度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美国就必须取消选举，废除权利法案，并建立独裁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权。这显然荒谬无比。政治权力要实现和平交接和 轮换，其前提是承认既定的政治制度，而后者恰恰是很难改动一分一毫的。在美国短短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围绕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已经发生过两次惨烈的战 争。即使是在民主代议制下，要实现从总统制到议会制的变更，也几乎毫无可能，反之亦然。

许多人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更高级。因为通过选举实现政党轮换，可以保持政府和政策的灵活性，以因应时代的变化，并更好地反映民众的意愿。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制度过于僵硬，一党执政垄断了政治权力，隔绝了民众的呼声。

然而只要对事实稍加梳理，就会发现上述观点极为可笑。从1949年建政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中国的执政党，但期间中国在政府政策和政治环境方面的变化， 幅度之大在世界政治史上罕见 。从最初的新民主主义联盟到50年代初激烈的土地改革；从大跃进到60年代初的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乃至江泽民通过“三个代 表”理论对党重新定位，等等，中国国内政治在各阶段的对比差别令人难以置信。在外交政策上，中国在50年代向苏联“一边倒”，到70年代事实上已与美国结 成同盟，到80年代又重新恢复与苏联的关系，今天中国在多极化的世界坚持独立立场，在世界各国成为引人注目的角色。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以 及接下来的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政治观点和政策制定上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变迁，这一点无人会否认，他们之间的差别可能远远超出其他政治 制度下交替掌权的领导人。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也犯下了许多错误，但却能大幅度的自我纠正，比如被视为一场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就被彻底否定。同时，中国从一 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演变成为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大国，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中国的一党执政制度具有卓越的自我更新和更正能力。

然而，就世界各国代议制政府执政的记录来看，通过选举实行政党轮换却并不能提供政策更正必须的灵活性。在美国，通过选举能决定新的总统人选和国会多数党， 但对解决美国面临的长期挑战似乎并无太大帮助；在欧洲，通过选举能完成政府有规律地轮换，但对各国面临的巨大困境束手无策；在每年换一个首相的日本，选举 和政党轮换无法将这个国家拉出已长达20年的停滞。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何世界上很多选举产生的政府，支持率常常很快不足50%，而一党执政的中国政府，其支 持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80%以上。
现在全球正迎来新一波政治变革，中国、日本、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都身逢其会。此时此刻，水可载舟乎？亦可覆舟乎？究竟怎么样的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民众的 信赖呢？如果少一点意识形态的偏见，多一点思考的诚实，就不会看不到这样的朴素事实：通过选举实行政府轮换，并不一定能确保灵活性和合法性；而一党执政并 不意味着制度僵硬或缺乏民众支持。如果那些自信其政治制度具有道德优越性的国家，能在言辞和军事上有所收敛，并自我反思，或许能稍稍改善其自身的困境。不 过就目前来看，这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那么回过头来，现在究竟是谁面临“坏皇帝”的困境呢？
作者简介：李世默，中欧商学院校董，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思帆:

    研究東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比較,認為沒有哪個政治制度是絕對優良的,或是窳劣的,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與其政治思想與民族習性,人民的文化背景與生活方式,都有著密切的關係,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複雜性,對權利的分配是否合乎公平正義,制度的理想性是否讓人民有所期待,統治者的權力是來自於被統治的付託.

    若統治者因掌握權力過度膨脹而腐化時,已失去受付託的正當性,被統治者是否有能力收回付託而另行交付可信耐的統治團隊或統治個人,這在西方便是以選舉的方式,展現民意,能保證權力的和平轉移便是仰賴統治者的自我道德約束與強大的監督民意機關,否則仍將成為寡頭政治或民主獨裁,這便是與民族的文化背景具息息相關的原因了.

    譬如美國尼克森的水門案爆發後,受到強大媒体輿論的制裁,便能促使統治者交出權力,黯然下台,可是在台灣,同樣學習西方的選舉制度,競選期間的賄選案層出不窮,統治者的自我道德約束力非常薄弱,一但獲得統治權,便毫無忌憚的露出人類動物本性的貪得無厭之自私性,而交付權力的人民除了忍耐至任期屆滿外,沒有任何辦法促其交出權力,這可以從扁政權的二顆子彈疑點重重之下仍能以些微差距(萬餘票)的選票,達到少數執政的目的,後來即使有百萬紅衫軍長期抗議仍無法促使貪扁下台,致今仍死不認罪,這在西方的民主國家是絕對不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任何政治制度,沒有絕對的好與壞,某種制度實施於甲國很適合,實施在乙國便不見得能適合國情了,二十世紀末,風行一時的馬列共產主義如骨牌效應的紛紛倒斃,但擁有廣大人民的中國卻穩如泰山,是何道理?便是人民受到儒家威權思想深厚的影響,及民族忍耐力的軔性,及貪圖小便宜的自私性,只要統治者略施小惠,便能安於現實,中共很瞭解這種民族性,而將馬克思的極高的道德性降低標準,修正為適合中國的小康制度,所以鄧小平公開宣稱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我們所實施的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因而他鼓吹了經濟的開放改革,將鳥籠經濟改為草上飛的小資閃經濟,無論如何飛,還是在共產政權掌控之下的經濟革,而避免了中共權力崩潰的命運,但是在政治方面共黨還是緊抓不放的.

    這便是中共至今雖是一黨專政, 卻越來越穩定成長與成為世界核心的原因,當今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日漸消退,而中共卻扮演著世界舉足輕重的角色,由仰賴美國的經援,轉為貸款給美國解除老美的經濟困境,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