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張文環先生﹐從日據台灣時代起﹐就是活躍於台灣﹑日本文壇﹑創作豐富﹑內容生動的前輩文學大家。

這篇追思張文環先生的紀念文 〔女兒眼中的父親〕 ﹐從生命底蘊的家庭生活﹑親子互動﹐印證張文環先生作品內人道主義悲天憫人的情懷。

本應由作者張玉園女士本人直接在銘記網誌發表紀念文﹐卻由於聯網網誌設計上的限制﹐張女士給予本人代為發表﹐這是銘記網誌的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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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眼中的父親

張玉園

父親的離去，是我們美麗童話故事的結束。那時我已經是三十歲的新嫁娘，換句話說，我的童年時期是到三十歲的時候才結束。

父親寫小說的想像力，化進我們的生活之中，讓我們從小生活在美麗虛幻的溫室裡，也讓善良得令人心疼的我的兩個母親不食人間煙火。當我們進入現實社會，立刻感到在許多方面的因應與在家庭生活中所習慣者之間的斷層；我們信任世界上各種不同類型的人，也就因此缺乏生活自衛的能力。

因為為了配合 出版 計劃，需要照片的原件，我拿出收藏塵封的相簿。當我翻開父親的照片，每翻閱一張，心中吶喊：「爸爸！爸爸！」照片一張張在我眼前翻過，嚴酷的事實我必須面對，父親難道真的已經不在了。我想寫父親個性上的 Charisma 、幽默率直，拼命想著父親往昔生活中，幽默風趣的言語，腦袋空空，不能落筆。

父親在的時候，我以為每個女孩都是被父親牽著手出門逛街，即使已是成年的女兒，也是如此抅著父親的臂膀散步。直到有一天﹐看到女同事見父親牽著我的手閒逛而有的那種極為驚訝的表情，我才明白不是每個成年女兒都可以依靠在父親身邊悠遊軋馬路的。

父親在的時候，農曆新年，喜歡見我們穿小碎花夾襖，足套繡花脫鞋，在屋內穿梭。碎花夾襖是父親要媽媽去旗袍店特別訂製的，那個年代，依我們的年齡，沒有人這麼穿復古的中式上衣，後來街上慢慢有年青女孩穿起這類中式的上身夾襖。

父親在的時候，帶我們去音樂會之前，總要我們盛裝參加，他說這是對台上演奏者的尊重。我讀高中時，美軍仍駐在台中水湳清泉岡。有一次﹐美國十三航空隊交響樂團來台，在台中體育館舉行演奏會，父親帶我們去聽。當交響樂奏起台灣民謠「望春風」、「雨夜花」，父親禁不住拍手合樂。一會兒，全場聽眾也跟著拍手合樂，指揮轉身面向觀眾，露出笑容。台灣民族文化精神的字眼，父親經常掛在嘴上。此刻，透過美國十三航空隊交響樂團，奏出台灣民謠，使得父親體內血脈 賁 張吧。在家裡，父親聽到喜愛的音樂，時常隨著音樂節拍手舞足蹈。

父親在台中去固定的理髮廳理髮。這家理髮廳牆上掛著一兩幅西洋油畫，也有日本的浮士繪。有一次，理髮廳老闆拿出一張日本三弦琴的唱片，一邊理父親的頭髮，一邊放給父親聽。聽著、聽著，父親淚流滿面，說：「夭壽了。」然後摘下眼鏡，理髮廳老闆停下手，沒作聲，等父親擦乾眼淚重新戴上眼鏡，手中的髮刀才繼續理髮。父親剛剛不在了的時候，他走進家門，在遺像前，捻香恭恭敬敬鞠躬，然後悄悄地走開了。

父親在日月潭工作的時候，最常坐的計程車的司機姓李，不高的個子，看起來從前混過幫派的樣子。父親剛剛不在了的那一天，他跑來家理，義務全天等候叫車。那天在家門口的一角落，忽然聽到悽厲的嚎啕哭聲，那是李司機的哭聲。

父親討厭人家賭博喝酒。有一陣子，他西裝口袋裡老是有過期的愛國獎券，那時候彩券不叫大樂透。獎券從來沒中過。台中公路局車站附近，那時有一位二十幾歲婦人兜售愛國獎券。往日月潭的公路局汽車就在那兒，爸爸去日月潭，我們姐妹陪爸爸候車，賣獎券婦人若看到我們，必然走上來，而爸爸總向她買三兩張獎券。爸爸說：「她與珠兒同年齡，被丈夫遺棄，要獨自撫養兩位幼子。」只因為與自己的女兒同齡，就一直買從來中不了的獎券；溫室裡，當時的我，心裡這麼嘀咕著。有一天，我與姐妹路過台中公路局車站，又遇見賣獎券婦人。她靠近我們與我們寒喧，然後問：「好久沒見到妳們阿爸了。」我們一時語塞，跟她說爸爸不在了。賣獎券婦人淚水奪眶而出，哽咽說：「妳阿爸常給我餅乾與糖果。」爸爸在日月潭工作的時候經常有訪客，免不了有訪客的餅乾或巧克力之類的拌手禮，難怪後來回台中，餅乾與巧克力都沒有了，原來爸爸在車站遇見她，就給她了。

大三那年，修了門文學批評理論。書中有幾個「 ism 」，我問爸爸對他自己的作品要定義屬那一個「 ism 」，爸爸笑咪咪說：「 realism 」，接著說，社會上還有一種「肉麻 ism 」﹐舉凡只想利用別人、勢利的機會主義，一味訛諛、諂媚、虛偽，讓人見了雞皮疙瘩，頭皮發麻，就是「肉麻 ism 」。

據媽媽說﹐有個深夜，爸爸回家的晚，為了陪一位舊友，是位寡婦。因此時有謠言，父親莫名背黑鍋，爸爸的俠義情懷，在社會上不知吃了多少悶虧，只有兩個母親心裡明白得很。小時候經常聽到母親用日語說：「小心啊，你這麼做，人家會誤解以為 . . . . . 」

日出孝太郎來訪（日本現代文化出版社社長）﹐爸爸請他去一家餐館，有一道菜，日出先生吃得津津有味，邊吃邊讚不絕口，問爸爸是甚麼食材真是好吃極了，爸爸沒回應。飯畢，日出先生又問起剛才那麼好吃的那道菜是甚麼，爸爸用日語說：「牛的睪丸。」日出先生驚呼：「文環兄，你真太過份了！」

爸爸算是個美食家，很喜歡吃好吃的東西，吃到好吃的就急於分享。若我們覺得不好吃，他會說：「你的舌頭笨笨的。」

爸爸離開我們之前的十幾年在日月潭工作，每年的家庭除夕大餐改為中午圍爐，之後，爸爸匆匆趕往日月潭，同沒有回家過年的員工一起度過除夕夜。我們像幼稚園的小朋友一般，熱熱鬧鬧地歡度農曆新年，卻不知體會爸爸當時寂寞孤獨的心情。有一次，爸爸自日月潭觀光大飯店，郵寄限時信到台中家裡，信中只寫了一句話：外面下雨，現在如果有阿母煮的一碗熱呼呼湯麵，也很不錯。整封限時信只有一句話。走筆至此是記憶深處的折磨。

父親走了之後，才看到父親親筆寫的「德不孤必有鄰」影本。我想：父親是寂寞的。父親處理事情頗具威嚴，雷厲風行，使得母親耽心得發抖，有一度，聽母親老是跟父親用日語嘮叨，她害怕壞人尋仇槍殺父親。也許命運憐惜，父親來不及老，就離開我們，不讓我們看到父親老態龍鐘，卻是永遠英挺豪放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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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前衛出版社在 1991 年所發行之「張文環集」一書的封皮內頁上﹐介紹張文環先生及其作品如下﹕

「日據時代日文作家中﹐不論創作量或水準最高的﹐首推張文環。他的小說特色是民族精神和人道主義的合流﹐反抗批判的筆鋒較為隱微。在一系列根植於人文關懷﹑鄉土意識的素樸淳厚的風俗畫筆觸下 ﹐溫暖地描繪了庶民階層的生活態度與道德理念﹐進而探討人生的意義﹐省察人性的愛慾善惡﹐揭露做人的尊嚴與責任﹐忠實地呈現日據台灣的生活真相與社會面貌。 」

黃得時先生也曾在一篇紀念文中推崇張文環先生說﹕「一提起光復以前﹐寫日文小說的作家﹐我馬上想起了翁鬧﹑張文環﹑龍瑛宗﹑楊逵﹑呂赫若以及吳濁流諸兄來。他們的作品﹐有的發表於當時日本第一流的綜合雜誌﹐堂堂在日本文壇上跟日本的作家分庭抗禮﹐一決雌雄。．．．．．這些台灣作者之中﹐我個人認為文學天分最高的﹐當推文環兄。」

就紀念文交換意見時﹐張女士曾對我說 ﹕「不是因為你是外省人才這麼說，有些人將家父列為深綠討厭外省人，其實不是。記得爸爸有個交情很好的趙參謀，還有一位聽說在日月潭地區軍階最大的（職稱忘了），也與父親很要好。他們都是外省軍人。」

之前張女士也跟我提到﹐她家的一位朋友聽到某廣播公司廣播說，張文環先生在二二八事件中殉難﹐於是到張家查詢，告知系誤傳﹐張文環先生是 1978 年逝世的。那位朋友還調侃說反正已經不在，都一樣。至於其它不實的記錄零散在偶然見到的文章。

我也曾「調侃」地提出﹐先前聽到那個誤傳時﹐我 心裡聯想起李敖對閻錫山所撰「太原五百完人」一文的考據。李敖說「五百完人」造假﹐因為其中有的根本沒死﹐還來了台灣﹐有的甚至投共了﹗

對這 20 年來台灣出現的尖銳統獨之爭﹑意識形態對立﹑社會分裂﹐ 雖然再也無法得知 張文環先生的看法﹐雖然張文環先生在二二八事件中有過隱逃追捕而免遭可能一劫的經歷﹐雖然張文環先生對他人加諸其身的歸類﹐ 再也無法同意或反對﹐ 但就我的認知了解﹐前衛出版社介紹詞中所說到的張文環先生當年的「民族精神」﹐是相對於當時日本殖民統治者﹐而在被統治者反抗心靈自然煥發的「中華文化的民族精神」﹐當然不是狹窄的﹑人為區分出來的「臺獨的本省人族裔精神」﹔所說到的當年的「鄉土意識」﹐是相對於當時日本殖民統治者﹐而在被統治者反抗心靈自然感懷的「中華文化的鄉土意識」﹐當然不是刻意分離民族本體的「臺獨南島文化的鄉土意識」﹔當年所描繪的「生活哀樂悲歡」﹐是普遍的「人性」﹐也是相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者﹐而在被統治者生活中自然鋪陳的的生命之歌﹐當然不是對生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歌功頌德的「臺獨媚日的感恩意識」。

我的認知是有源頭的。

日據時期﹐台灣文藝青年熱心辦雜誌﹑新聞報﹐以中文﹑白話文寫作﹐爭取日本高壓統治下台灣人在政治﹑經濟上的自由平等﹐以及民族意識的發揚提高。這裡當然不是指日本大和民族意識﹗而張文環先生與一幫同志投身其中主其事的「台灣藝術研究會」﹐更是其中主力。在 1933 年於東京發行「福爾摩沙」純文藝雜誌的日文創刊辭有言 ( 據黃得時先生譯文 ) ﹕

【

台灣曾經有過固有文化嗎﹖這種疑問﹐常常被提出來。三百年前﹐從福建廣東兩省移往的漢民族一群﹐用不著說是中國南方文化創造者的子孫。因此﹐台灣人有很好的文化遺產。然而現在的台灣人之文化文藝如何呢﹖受人家這麼一問﹐身為台灣人﹐誰不感覺臉紅耳赤。古來的繪圖已經消蹤滅跡﹐又漢詩 ( 舊詩 ) 墮落成為應酬的手段．．．台灣在地裡上是面接於熱帶特有的自然。政治上的人種﹐由於從中國屬領編入日本殖民地的特殊事情之下﹐有「高砂民族 ( 即山地同胞 ) 」﹑台灣人﹑日本人三者混居。為什麼擁有數千年的文化遺產﹐加上處於種種特殊事情的人們當中﹐產生不出獨特的文藝來呢﹖

】

其後﹐在台灣本島的中文文藝組織與發行的中文刊物非常蓬勃。 1933 年日本人勢力滲入「文藝台灣」雜誌﹐標榜所謂「皇民文學」﹐張文環先生與同志們斷然退出出﹐另辦季刊「台灣文學」﹐還因沒有積極擁護戰爭﹑充滿消極反戰思想﹐被日本政府查禁﹐不准銷售 ( 以上引黃得時先生語 ) 。

以上一段創刊辭文字與發行刊物的事跡﹐很清楚地刻劃出當年在能力﹑知識﹑智性上﹐皆可與日本人一決雌雄的台灣菁英們所認同的民族與文化﹐就是中華民族﹑中華文化。

當然﹐吾人知道﹐對光復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的施政措施﹐以及後來的白色恐怖統治手段﹐張文環先生是有異議的﹐否則﹐他不會因二二八事件被追捕﹐他也不用隱逃數月。

關於這﹐張女士對我說﹕「記得家父曾說日據時代許多人將姓名改為日本姓名，張某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 . . 又記得家父感慨台灣光復時很高興喊著祖國祖國來了，沒想到遭殺身的威脅。而在殖民時期最多只不過被抓去關（爸爸曾經與一位小偷關在一起），沒有生命的威脅。我連想那些『真正』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很難接受『外省人』，因為他們既不是基督也不是菩薩，不能要求他們有基督的寬恕與菩薩的慈悲。」

張女士也必定遺傳了張文環先生同情人生苦難的基因。

但願台灣政治環境越來越成熟﹐歷史事件﹑人物的真相﹐不論正反左右高低﹐都能以真面目還原到歷史座標上應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