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的封面專輯是吳晟，其中有兩篇，吳晟分別和童子賢及廖永來對談。摘錄部分，以資備忘。

「文人」兩個字含金量有多少，還是要看他背後有多少底蘊。(童子賢，頁62)

就算那個火車站賣東西的小孩違法，他就是歹命囝仔，你可以勸導他，但不可以這樣打他。這個社會真的太多不公義的事情，所以我大概就一直很希望可以為這些不公義做一些改革。(吳晟，頁65)

連整個海岸，不只防風林都被砍掉了，連地上的草也沒了，廢棄物亂丟，唉。不是說沒有美的事物，但對我來說，卻是看到了這麼多醜陋的景象，讓我非常擔憂。(吳晟，頁71)

我以前一直把文學比喻成台灣現在逐漸失去，但對我們很重要的濕地，或者森林，如果可以好好保護，其實可以間接保護很多生態，不管是植物的多樣性或是動物的棲地。看似沒有作用的濕地，如果你把濕地屯平來種田，那是錯的。(童子賢，頁74)

四十年前，我們共同為現代詩的難懂與晦澀，引以為憂；四十年後，過了人生大半階段，卻又為坊間詩人的遊戲，輕佻，不以為然。(廖永來，頁87)

格主按：他們的對談內容不少，這些有文學心靈的人的談話，頗有可觀。吳晟是作家及友善農耕者。童子賢是有文學魂的科技業者。廖永來是曾短暫從政的詩人。他們共同的特質是，都想實際參與社會事務，做些改革。吳晟現在推廣種台灣的原生樹種。童子賢贊助不少文學活動。

格主又按：吳晟到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坊時，遇到王蒙、艾青、李怡、卞之琳、沈從文。那是1980年的事。本來邀請王拓，但當時的政府不准王拓出國。吳晟接到鄭愁予的邀請函，瘂弦叮嚀吳晟不可以講出去，林懷民也有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