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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彌賽亞 中國人的彌賽亞林昭已經來了
筆者在2007年某日,偶然從網路上讀到有文章討論胡傑拍攝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上海當局在槍斃林昭以後,向林昭的母親徵收了五分錢子彈費的故事。當時所受到的震撼使我整夜淚流不止。 筆者繼前人之後,整理文革大災難後知識界逐漸勾勒出的林昭形象。 林昭,蘇州人,原名彭令昭,又名許蘋男。林昭爲筆名,大學入學時正式改名林昭。林昭的舅舅許金元,是大革命時期中共蘇州黨部青年部的書記。1925年的下半年,中共江蘇省委派侯紹裘、張聞天、葉天底到蘇州開展工作,侯對外的身份是蘇州私立樂益女子初級中學的教導主任,在黨內擔任蘇州地委書記,同時又是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的常委。侯到達蘇州,侯即介紹許金元參加共產黨及國民黨。侯於1926年赴滬,由黃震漢接替他的工作。據黃震漢回憶,當年黃和許二人白天在三元坊開國民黨黨員會議,晚上則在許金元家開共產黨黨員會議,兩邊會議都由許主持,黃則秉侯紹裘的指示作政治報告。1926年的下半年,葉天底、許金元領導了一次絲廠的罷工活動,罷工失敗後,蘇州地方實力派迫使樂益女中的校長解聘了侯紹裘。到1927年“四一二”國民黨展開清黨,共產黨員紛紛被捕,許金元、葉天底分別在南京、杭州遇難。直到1945年,蘇州的報紙刊出許金元等七人因堅不吐實而被國民黨殺害,並將屍體沈入長江的消息,家中才能夠證實許金元的死訊。(解放後許金元被追認爲烈士。) 許憲民功成名就,但不改初衷,到處爲民排難解紛。當時蘇州曾發生一樁轟動的大案,有個小學女教師常東娥被人強姦後殺害,常母到處爲女兒呼號伸冤,但兇手有“軍統”特務背景,因此官司無從打起。此時許憲民挺身而出,在《大華報》上進行揭露,憤怒譴責兇手的暴行,兇手以匿名信及郵寄子彈進行恫嚇,許憲民不爲所動,終於使常女獲得昭雪。 迷上毛澤東 1950年5月,林昭從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在給朋友的信中,說“現在我真是一無所求,就是對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顆紅星,我知道我在這裏,他(毛澤東)卻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動。”信中多次將毛主席稱爲“父親”。8月,蘇南新專的同學全部下到基層支援地方工作。林昭隨蘇南農村工作團參加蘇南農村土改。 解放前,左傾少年的林昭幫助中國共產地下黨組織聯絡傳信。像所有的熱血青年一樣,新中國成立後,林昭曾一度撲在火紅的革命事業上,參加過當年的“打砸搶”。然而,與許多愛國者和熱血青年不一樣,林昭經歷這一段時間狂熱之後,卻反思自身,反思社會,反思國家的當前和未來。她選擇走上不同於常人的思考和行爲方式。 1957年5月22日的晚上,她勇敢地站出來爲受圍攻的北大同學張元勳辯護,激烈地反對暴力式的人身攻擊,並發表言論對自己少年時代的政治追求作深刻的反省。在後來的獄中血書裏,她說:“青少年時代思想左傾那畢竟是舊認識問題,既然從那臭名遠揚反右運動以來,我已日益看穿了那僞善畫皮下猙獰的羅刹鬼臉,則我斷然不能允許我墮落爲甘爲暴政奴才的地步。”對於“暴政”,林昭以自身的親歷感受著:“每當想起那慘烈的1957年,我就會痛徹心腹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真的,甚至聽到看到或提到那個年份,都會使我條件反射似地感到劇痛,這是一個染滿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澹悲涼的年份。假如說在此之前處於暴政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氣的流露,那麽在此之後確實是幾乎被摧殘殆盡了。”
林昭還敢於質問:“這怎麽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著我們的善良,單純的心與熱烈激烈的氣質,欲以煽動加以驅使。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一些,關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殘酷,開始要求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利時,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慘痛無己的迫害與折磨和鎮壓。怎麽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不堪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麽不是血呢?” 最要命的是,林昭把思考的矛頭指向當時的最高領袖,她發出這樣的聲音:“長期以來,當然是爲了更有利於維持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於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主席當作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室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詞藻的總匯與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仿佛是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林昭獄中上《人民日報》書)
這是當年沒有人敢想也沒有人會思考,更是無人敢說的本質性問題,卻被林昭簡短的幾句話就徹底揭穿。其實,並非林昭特別高明,而是那個時代,人們全部陷入一種集體式的“迷狂”,已經看不出那種自然而然的結論和觀點。這也是林昭日後“必然犧牲”的最重要的原因。林昭是一個殉道的基督徒,無論思想層面還是行動層面,或者說,她用身體的血和言行,實踐著一個像但以理一樣基督徒的追求,以生命和鮮血為中國人做一個轉變時代的人。
由於林昭遇難以後,她所寫下的文字一直被禁錮在檔案室,她在獄中的具體行狀和遇害經過也依然無從查考,所以,人們瞭解她的過程顯得十分艱難。林昭面對生死抉擇的倫理意義、受難的勇氣、政治思考的深度、精神上的高度等等——寫作圈對這些因素的認識,正在逐漸具像化。有人用聖女稱號概括林昭形象,得到許多人的認可,但這個稱號本身是否完全準確,瞭解和闡釋的艱難過程,其實也是林昭在我們心中艱難復活的過程。對於她作爲一個受難者形象的完整認識及其歷史意義的準確闡釋,至少需要等到她的著作和歷史真相解密的那一天。那時候,林昭不但復活在我們心中,也必將復活在民族的歷史記憶中和精神血脈裏。 至於林昭具有什麽樣的代表意義,崔衛平在討論胡傑拍攝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時有一段話恰當地回答到這個問題。她說:胡傑的紀錄片 “終於將被遺忘的林昭鮮活地帶回到人們當中來,讓這個精神上的冤魂、孤魂重新回到親人們的懷抱。” 我們所應該做的,就是 “表彰她的業績,使她成爲民族精神、道德上不可或缺的資源。 2009年筆者讀到作者任不寐在大紀元報所撰寫——作為一個基督徒的林昭,立刻增補內容改編成, 基督徒林昭的精神價值與心靈意義,放在網路上, 作者任不寐 增補改編者亓官先生 林昭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神話。 共產主義的中國已經消滅了所有神話,林昭卻是例外。她的磨難,她的死,她的抗爭,不僅成為黨文化的絕對顛覆,也因超越了中國思維的精神高度產生了與儒家文化的衝突。換言之,儒家文化思想無法將林昭事件具體說明,最成功的記載也只是白描式的,而相關的評論與其說在闡揚林昭的價值,不如說在降低她的價值。事實上在中國,悲劇與悲劇記憶之間一直存在一種內在張力:這裡擁有世界上最震撼人心的悲劇,卻一直缺乏對這些悲劇的理解能力和解釋能力。我這樣說並不想得罪那些冒著風險堅持以各種方式勇敢記憶林昭的人們,而是想說明,林昭的精神價值絕不僅僅在於抵抗政治暴政,她是在一個唯物主義力量是上帝的社會裡,徹底以上帝為真實力量的人。中國在20世紀擁有林昭是幸運的,但我們沒有能力說明這種幸運。 因此當我們看到那些關於林昭的信仰的某些評論時,內心更為悲涼。這是林昭事件的第二個悲劇,中國悲劇之後永遠的第二個悲劇。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在“六四”悲劇的巨大背影之下,流亡狀態的心靈在張志新和顧准身上開始尋找內在的寄託和移情。但是,張志新和顧准都是毛時代文化框架內、或者中國儒家文化框架內的心靈起義。他們的抗議和反省是唯物主義平面上的良心掙扎,這種掙扎的高度從他們留下的文字中可見一斑。張志新並沒有徹底超越“第二種忠誠”的局限,而顧准無法理解希臘和文藝復興之間那種文明連續性。當然,這種對比無意將林昭神化。林昭曾是一位“左派青年”,對毛和共產黨充滿偶像崇拜的人。她的文字也不同程度地展示出這種文學缺陷和思想局限。最近披露出來的林昭遺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也表明她從無神論者向一神論信仰轉變過程中曾經歷泛神論信仰的中間階段。但恰恰因為這種局限,她在監獄中的轉折和最後完全徹底的堅守基督,才更加充滿了神聖意義。 我當然相信,這一轉折及其堅固,與林昭的信仰歸正有密切的關系。一直想就林昭的信仰狀況寫點東西,但卻苦於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不過目前揭示出來的資訊足以證明林昭在監獄中信主的事實是無可辯駁的。最近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張敏對林昭胞妹彭令範女士的採訪,為此提供了一些新的證據。彭令範女士回憶: 一九六二年三月林昭保外就醫的時候,……當時林昭還告訴我,她在獄中遇到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俞以勒,她是因為因信仰問題而入獄的,一度她們(被)拘禁在同一室。俞以勒講:“管理人員認為一個偏激的反革命和一個入魔的基督徒是沒有共同語言的。事實恰好相反,我們成了好朋友。當時呢,還約好用密碼通消息,用敲擊和停頓代表英文字母。不久呢,當局將我們分開。幾個月以後呢,又巧遇在鄰室。密碼就用上了。”俞以勒出獄以後,那個時候姐姐已經又進監獄。俞以勒呢,到我醫院來找我看病,也特地來告訴我林昭獄中的一些情況。第二天早晨六點,我們約好在閘北菜場見面,像偵探小說一樣。俞以勒特別強調,林昭寫血書,一度紙筆都給沒收以後,她就寫更多的血書,用牙刷柄在水門汀上磨尖以後刺破血管,用血寫在白的被單上。俞以勒講:“林昭很勇敢,但是情況每況愈下。”我不知道林昭什麼時候在獄中信主的。但是她在給《人民日報》編輯部信、跟日記中都寫了“主曆”。而且我在抄寫她的信的時候,她經常提到“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還有“基督親兵”,還有“作為一個基督徒”等等……我想,她肯定是基督徒。 林昭被神呼召的時間是1962年以前,這距離她被殺害的時間足足有六年時間。“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在這六年裡,她的靈性生命的成長顯然是一個祝福,只有理解這種祝福才可能理解她如何面對地獄在中國的直接複製品——中國監獄的;也才能理解她如何面對中國的彼拉多和該亞法的親自審訊的。彭令範女士也說到:“她也曾提到說毛澤東在一所審問過她。”而我在國內溫州地區佈道時,也從林昭的一位同學那裡瞭解了相關事實。毛澤東至少希望在精神上征服林昭,這種心靈與猶太大祭司的心理頗多相似。但是, “作為基督徒”的林昭是無法被征服的,真神和假神之間的決戰早已勝負判然。與毛澤東所代表的那種暴力世界的訣別,是以耶穌的國度為信靠的。不理解這一點,不僅無法理解林昭對毛澤東主義世界的勝利,也無法分享林昭受難對中國這個災民社會的祝福。 因此,把林昭遇難僅僅視為人民正義對獨裁制度的抵抗,是一種誤讀。林昭之死凸顯出一種深刻的孤獨,政府作為兇手而人民劃分兩部分,一部分歸於看客,另一部分消失於市場和洗澡堂。這種絕對的孤獨超越了無神論世界正義觀的全部理解能力,因為林昭之死展示的是十字架的真理,她引導心靈仰望耶路撒冷城外各各他的荒涼之地。在那裡,人的存在的不道德困境達到頂點,人民和政府構成的經驗世界殺害了神。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在那裡,耶穌站在巡撫面前;他被祭司長和長老控告的時候,什麼都不回答。彼拉多就對他說:“他們作見證告你這麼多的事,你沒有聽見嗎?”耶穌仍不回答,連一句話也不說,以致巡撫甚覺希奇。不久,殉道者司提反被揀選站在了世界面前。司提反在被人民用石頭打死之前對他們說:“你們這硬著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常時抗拒聖靈。你們的祖宗怎樣,你們也怎樣。那一個先知,不是你們祖宗逼迫呢?他們也把預先傳說那義者要來的人殺了。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殺了。眾人聽見這話,就極其惱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齒。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眾人大聲喊叫,捂著耳朵,齊心擁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又跪下大聲喊著說,主阿,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了這話就睡了。……林昭就是這樣睡了,在中國,子彈代替了石頭。但是,人民仍然是咬牙切齒的人民,政府仍舊是捂著耳朵的政府 ——石頭,是中國文化的全部內容與形式。林昭是被中國的石頭打死的,然後又被中國式的石頭掩埋。她看見天開了,但30多年來,沒有一個中國人想起她最後“定睛望天”那種奇怪而安詳的神情…… 林昭之死是作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這一死亡事件一如既往的袒露了偽上帝之國的瘋狂黑暗與殘暴,但與此同時,她展示的更是作門徒的代價,一個無神論世界以最恐怖的方式殺害了上帝的羔羊。 林昭之死是作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這一死亡事件是一種勝利,這種勝利只有屬靈的世界才能為之歌唱,並恰如其分地將林昭歸與天國裡的財產,而不是服務於此岸世界世俗正義的鬥爭符號。 林昭之死不僅僅顯示出共產世界的黑暗,而是見證了靈魂世界對塵土世界的那種尊嚴,是上帝形象在亞當身上重新被呼召出來,是拉撒路四天以後獲得的那種對死亡權柄的勝利。也就是說,作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重新見證了人作為上帝之子的尊嚴,而這一尊嚴不是來自鬥爭,而是來自順服。這一尊嚴一直被儒家文化所遺忘和羞辱,但林昭將這種“軟弱無力”的力量驚心動魄的掛在了十字架上。面對這種勝利,毛澤東在中南海的所有權勢被證實為野人和動物的榮耀。 林昭之死是作為基督徒的林昭的死,這一死亡事件也是一種穿透,它推倒了隔斷的牆,使教會的犬儒主義和世俗自由主義的自以為是面面相覷。林昭事件把政治和宗教膚淺的二元論打碎了,這個二元論是以人的驕傲和恐懼為基本特色的,他們試圖以人的力量給神的作為劃一個圈,但不明白這個圈只是人的道理,並是凱撒主義特別贊助的假道理。事實上只有粉碎這個二元論假話,神的榮耀才更為顯明——因為只有經驗在場,超驗才有意義;而只有超驗在場,經驗才懂得謙卑,並抵制政教合一及其超凡暴政。 作為基督徒的林昭,在儒家文化世界第一次絕對地顯示了上帝是力量,而力量不是上帝。她的死亡作為這一前所未有的勝利尚待評估。林昭之死是中國人對自身動物性的自負的唯一一次勝利。人們的悲痛和憤怒是可以理解也令人尊重的。但對林昭最大的尊重是理解她的勝利,她以超越的姿態戰勝了毛澤東主義,而毛澤東主義這種精神疾病深入每個中國人靈魂,至今仍然在中國掌權。人們可以為這種狀況找出很多理由,但我想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珍惜林昭那場精神勝利,我們卻把她視為抵抗暴政的連續失敗歷史中最悲慘的一環。太多的文字感傷中共的野蠻與林昭的慘烈,但同樣重要的是認識林昭的榮耀與勝利。什麼時候我們意識到了神使用林昭對凱撒的勝利——這種勝利是十字架意義上的勝利——什麼時候我們就真的開始告別凱撒的絕對奴役了。 毫無疑問,林昭死了,我們卻仍在奴役之中。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狀況幾乎意味著林昭白白死掉了。她的絕決是常人難以理解的,而她恰恰是希望用這種“神跡”讓後來的人們理解她的超越和勝利,並從此獲得新自由。她是解放的符號,但人們卻用之自我捆綁。林昭之死不應該再掀起傷痕文學運動或為自由主義政治學提供仇恨的靈感,而是激發神聖感和宗教感,而這一轉向,是對中國黑獄最終的克服。 林昭沒有留下更多信仰方面的文字見證。人們也一直在等待俞以勒女士為此提供幫助。但是,林昭以自己的生命做了這見證。中國的問題是:“真理是什麼呢?”,林昭以生命順服真理,並因此在一個實用主義和災民理性統治的國度裡,為真理的價值做了見證。這是林昭之死最偉大的“啟蒙”價值。我們紀念林昭的死,首先應該紀念:真理通過這位基督徒對災民中國的靈性勝利。林昭不是這片荒漠裡最堅硬的石粒或這群野獸中的孤獨之狼,她是荒漠甘泉邊的橄欖枝,在狼群中她以羔羊的存在方式為榮耀。在人對人是狼心狗肺的以東世界裡,林昭是第一個仰望星空並為此撒盡鮮血的人。 看完林昭以自己生命做的見證,筆者已經決志受洗成為基督徒,但是一時沒有遇到適當的聚會所。 2011年筆者正式在召會受洗,受洗之後,再重讀此文,感受更為深刻, 任不寐牧師證道,為我們講述這個故事,想表達什麼意思呢? 原來中國人的彌賽亞林昭已經來了,也被墮落到極點的一批中國人殺害了, 這些中國人殺害林昭時的心態,與當年墮落到極點的猶太人殺害耶穌的心態豈不是如出一轍
但是林昭說主阿,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因為他們做了什麼,他們不知道。 林昭被禁止非親友的探獄,她的友人張元勳出獄後以未婚夫名義到監獄去看她,四周數十名看管的人荷槍實彈,就是在這樣的肅殺的情景下,林昭“忽然向身邊的那位女警嚴肅地說:‘倒一杯水。’女警向室外只一揮手,立即就有一個年輕獄警送進來一把暖瓶和一個茶杯,女警把杯中倒滿開水遞給林昭,於是便邊飲邊吃,顯得非常自得。” 會見時林昭囑咐張元勳:“我隨時都會被殺,相信歷史總會有一天人們會說到今天的苦難!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難告訴給未來的人們!並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個專集:詩歌集題名《自由頌》、散文集題名《過去的生活》,書信集題名《情書一束》。”
張元勳深情回憶到她與林昭的交往和以未婚夫身份去監獄探望林昭的經過。張元勳說:“直到我被捕前,林昭是平安的。她如果一直保持她的審慎,她完全可以度過那個風狂雨驟的年代而走到今天。但她在一批北大人相繼入獄,全國景象一片肅殺的情況下,竟不可自已地按著自己的良心走了下去。在五七年的北大人中,能夠合乎魯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標準的,恐怕只有林昭一人。林昭的事未能家喻戶曉,是我們活著人的悲哀,也是我們負疚之極的事。”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幾個“上海公安單位”的代表找到她年邁的母親許憲民女士,宣告林昭已於四月二十九日被槍決。由於“反革命分子”耗費了一發子彈,她的家屬必須交納五分錢的子彈費。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聞! 人們習慣用忘卻來撫慰自己受過傷害的心靈。“好了傷疤忘了痛”也是一句流傳很廣的老話。那些本該永遠銘刻在心的東西竟是被我們有意無意中地淡忘。許多的我們喜歡抿起嘴角風趣地談論風花雪月的溫馨,談論時尚的衝擊波,談論蠅營狗苟的趣事使生活多麽豐富,覺得它們對於我們人類是何等重要。然而靜夜之時,總會有一個人靜靜地站在那裏,審視著這麽容易忘卻又這麽容易滿足的我們。她的眼睛清澈明亮,她的面孔依然流露著果敢和無畏。她仿佛在說:歷史就這麽過去了麽?你們就這樣輕易地原諒了專制,原諒了災難,原諒了所有的一切以及你們自己?她的詰問令我們豁然而起。她就是林昭——爲了追求真理,爲了爭取自由,在監獄中慘烈反抗的林昭,是由母親交上五分錢子彈費而被槍殺的林昭。 林昭在前,我們怎能不無數次無數次地反思。反思一段漫長的歷史,反思一個時代劈頭蓋腦地傳存下的觀念;反思我們自己。偶爾的時候,也攤開自己的雙手,思忖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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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隨筆|雜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