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的最後一役

1813年，英、俄、普、奧等國組聯盟發動戰爭。在號稱「民族戰爭」(Battle of Nations)的萊比錫(Leipzig)一役中，拿破崙二十萬大軍潰敗，1814年春，英、俄、普、奧四國的軍隊攻入法國，拿破崙回師挽救已太遲，只得無條件退位；5月被放逐到地中海的厄爾巴島(Elba)上。法國則由復辟後的波旁王朝統治，列強決定召開維也納會議解決戰後問題。
但是，維也納會議中列強爭論不休和波旁王朝不受法國人民愛戴，使拿破崙認為有機可乘。他於1815年2月逃離厄爾巴島，3月回到法國，法軍倒戈相向，路易十八離開巴黎，於是開始拿破崙的「百日復興」(Hundred Days)。英、俄、普、奧等國聞訊又調兵圍攻，6月滑鐵盧(Waterloo)一役中，拿破崙兵敗被俘，由聯軍將之放逐至南大西洋中的聖赫勒拿島(St. Helena)上，至1821年死於該地。

拿破崙稱帝與法國大革命的思想矛盾
拿破崙是浪漫時代的英雄神話，他的擁戴者不僅只在法國，也及於法國之外其他各歐洲國家。許多藝術家對拿破崙的崇拜，使他們紛紛用畫筆記錄下拿破崙的一切，於是我們竟然可以從這些藝術作品中，看見拿破崙的活動、成功、加冕、與最後的失敗。
法國大革命雖然廢除舊有制度，建立以國民愛國心為基礎的近代民族主義；發展以民權為主的民主政治，奠定以個人尊嚴為原則的人權自由與機會均等。
使君主專制破產，封建勢力崩潰，中產階級崛起。但是在短短五年間，經歷恐怖統治帶來的混亂與毀滅後，救星式的英雄拿破崙以團結統一國家，恢復社會秩序，恢復法蘭西之光榮，及一連串的軍事勝利，得到全民擁戴登上帝位，人民把新獲得的政治自由和權利，輕易拱手交還給新的統治者，對啟蒙時代哲學開個大玩笑，法蘭西軍隊對外的侵略擴張，也被美化成對反動專制政體下，受迫害人民的拯救行動，並以軍人專政、君主制度復辟而收場。

革命變成一場純粹破壞的鬧劇
法國大革命為自己樹立起了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敵人：它的敵人是除了革命家之外的一切人，除了革命制度之外的一切制度，革命的觀念和生活方式之外的一切非由理性建立起來的制度、觀念和生活方式。基於理性的狂妄的啟蒙哲學將革命的烈火引向社會的各個角落，從根基上焚燬整個社會的大廈。
正是這種狂妄，使其完全走向自由的反面。因為，自由的要義就是由個人選擇自己的信仰、價值和生活方式，甚至沒有經過任何選擇只是習慣性地遵守流傳下來的信仰、價值和生活方式，只要它們不是被暴力強加的。沒有人反對這些領域的變化，只要這種變化是漸進的、是平穩的、不至於給民眾帶來重大的不便。但通過政治權力體系、以暴力強制、甚至從殺人的手段而進行之社會革命、思想革命、宗教革命、生活方式革命，卻是強迫個人改變自己的信仰、價值和生活方式。用國家機器的暴力及各種資源，來重新安排人們的信仰、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這些手段本身就是違背自由原則的。
高呼啟蒙口號的法國哲學家們，號稱爭取人的自由，他們以為理性可以給人帶來自由，然而，當教士被驅逐、當社會秩序被摧毀、當巴黎的俱樂部代替政府各部會的時候，整個法國正常的社會秩序完全崩潰。而在一個沒有秩序的社會中，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同樣，在一個秩序崩潰的社會中，是不可能立憲的；因為，當社會缺乏基本的價值共識，當社會成員成為脫離於社區和傳統的 “ 自然” 人，當立憲者僅僅面對理論而不面對活生生的人的時候，是不可能合乎現實設計憲政制度的。任何通過政治手段、尤其是通過最為暴烈的政治手段實現社會革命的企圖，都將導致災難性後果；而社會的混亂、失序，也使政體革命註定不可能成功。

為什麼中華(傳統)文化中不談自由 ?
因為中國人階級矛盾不明顯，西洋姓氏可看出階級，例如史密斯Smith就是工匠，馮Von代表貴族，中國姓氏看不出階級，只有出身與門第，
家丁、長工、丫環偶有賣身契，或是有人家道中落，
走投無路，情願賣身於富豪貴族之家，尋求再起機會。
家母回憶幼年時的僕婦與奶媽，桂媽和李媽
在上海家中陪伴曾外祖母，二十多年後，地位增高，備受尊重，
竟不願回自己鄉下老家，
章回小說裏小姐看上長工，主人納丫環為妾，
更是屢見不鮮，中國人的主僕關係，漸漸因僕人被吸納為家人，
遠不如西洋主奴關係，那麼尖銳又嚴峻。

中國人的認命觀
中國人對家族和家庭的責任感，也深刻影響每個人對自由的感受，
每個人生下來在家族和宗族有個位置，個人離開這個架構，
永遠無法發光發亮，光宗耀祖是給家族添光輝，
中國人很小就體認到，人不可能自由，所以選擇認命，
中國思想家喜歡談倫理學，很少觸及個人主義的自由問題，
中國人的忠君思想，更是完全避開政治自由的問題，
面對政治秩序，重和諧重倫理，因為造反是要人頭落地的大事，
中國人認為好死不如賴活著，何必和生命過不去?

嚴復談自由
首先引進“自由”這個詞的清代學者是嚴復。他在日本學習西方變法維新而變成強國以後，在甲午（1894年）海戰中打敗中國海軍、朝野震動之際，於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強、中國之所以弱，原因就在於國民之“自由不自由異耳”。

陳寅恪的自由理念
二十年之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自由”在全國知識界得到廣泛的討論，也得到廣泛的擁護，然而以乾脆的語言標舉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個原則的，則不能不首推陳寅恪先生。陳寅恪作王國維紀念碑銘一共不過二百五十三個字，而“獨立”之詞三見，“自由”之詞凡四見，其中甚至套用美國獨立時的英雄派屈克·亨利的話說“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結句則為：“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歷來有一種說法，認為陳寅恪是一個“文化遺民”，胡適即主此說。其實就王國維紀念碑銘看，陳寅恪竭力引進自由、獨立的精神，而且竭力要使之接上中國文化的傳統，就可以否定此說。陳寅恪到晚年著書表彰陳端生、柳如是，主要的就是表彰她們的自由獨立精神。陳端生與柳如是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處於底層的婦女，而且一為罪婦，一為妓女，更是底層之底層。而號稱“世家子弟”的陳寅恪晚年卻還要專門“著書唯剩頌紅粧”，十分同情陳端生反抗“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讚美“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對柳如是，則誇獎其“放誕多情”，稱之為“罕見之獨立女子”。這不是一個中國舊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能說得出來的。

現代國家人民需要何種自由 ?
二次大戰末期，美國總統羅斯福國會演說，描繪戰後世界的願景，提到要帶給各國人民四大自由， 第一是言論與表達的自由； 第二是個人宗教信仰的自由； 第三是免於匱乏的自由； 第四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綜合而言，現代國家人民需要多方面的自由，包括:
政治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
社會自由；通訊的自由、居住遷徙的自由、入出境的自由
經濟自由；自主處分個人私有財產
學術思想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
墮落的自由；自由開放的社會必然伴隨吸毒、酗酒、賭博、色情氾濫
這是對自由的濫用，卻也是人性自滅的必然後果

現代國家統治術精進
古代專制皇帝控制人民，是靠特務與鼓勵告密，
喬治歐威爾的小說1984年，設想一個處處有老大哥監控的社會，
拜現代科技進步之賜，這個夢想已經實現，監聽、監視、植入晶片，
可以控制特定人的一舉一動，人民已經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

犧牲自由的代價
孫中山先生主張個人要犧牲一己的自由，以換取國家的自由，
所以說黨員、軍人、官吏、學生沒有自由，但是國家要得完全自由，
國民犧牲個人自由，換來與國家和政府的權利義務關係，
國民有納稅、服兵役義務和選舉、罷免、創制、復決權利，
國民有要求政府提供入學、就業、就醫、就養權利，
現代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甚至要求，政府能把人民由搖籃照顧到墳墓，
這倒是與孔夫子養生送死而無憾的理想，不謀而合。

大哥以自己的哲學思考，探討自由的三個層次，
心靈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行動的自由。
我們已經探討過自由的珍貴，與追求自由的困難，
人其實沒有自由，人生不能選擇父母，也不能選擇國家，這是先天的條件限制，
智賢愚不肖，有個人先天根器的限制，也有後天努力的效果。
心靈的自由，來自人對自己的反省，不完美的人性、不快樂的生活、不健全的社會、不自由的人生，卻是我們每天要面對、要適應的現實，
以道德導正良心、以法律規範生活、以宗教追求善念，選擇奮鬥的人生，拒絕墮落的自由，俯仰無愧於天地之間，就可獲得心靈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是公民社會的基本條件。
國民認同國家貢獻社會，願意盡義務享權利，
國家以民主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思想的自由，具體表現在人民有表達意見，發表政治主張，選擇宗教信仰
的權利。
行動的自由，來自於人與人、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互動關係的規範。
自由當以不妨礙他人之自由為界，自發性遵守社會規範，自覺性遵從國家法律，則人人都能有行動的自由。

人民擁有自由就感受到人格的尊嚴，
人民有尊嚴就能建設自主的公民社會，
有尊嚴的公民社會就能創造偉大的國家，
謹以此文敬獻於新時代新中國。
與二泉映月及所有的朋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