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介石的評價由天堂落入地獄 大陸歷史學界近年有一個饒富趣味的說法: 蔣介石的評價在大陸，已經由鬼變成人，在臺灣卻由神變成鬼。蔣介石在臺灣的評價低落，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扭轉的趨勢。 兩蔣的評價為何落入深淵? 1971年3月19日，李敖被捕，並於1972年2月28日因「台獨五大員」之一罪名被以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之「內亂罪」判處十年徒刑、褫奪公權6年；法庭一審判決後，李敖拒絕提出上訴而入獄；後逢蔣中正逝世大赦，改為八年六個月。1976年11月19日，李敖被無保釋放。實際被監禁日期，總計五年零八個月。 李敖出獄後以嘻笑怒罵的文筆，竭盡心力來貶低蔣氏父子功勳 的價值，其影響力逐漸發揮效果，因此在短短20年後，蔣介石的評價已經由天堂落入地獄。現在的台灣已經把蔣介石判為如德國希特勒般的殺人魔，再下一步就要掘墓鞭屍，挫骨揚灰了。 李敖的第一招就是揭發蔣介石殺錯人，以自己「台獨」冤獄 為切入點，李敖認為蔣介石放任手下製造冤案，因此白色恐怖時期，調查局破獲非常多「匪諜案」的處長范子丹，都因匪諜嫌疑而入監。由此推論冤、假、錯案，是戒嚴時期的主流。學術界受此影響，紛紛投入戒嚴時期冤、假、錯案的研究。 管仁健痛批「澎湖七一三事件」 我最早看到有關澎湖「七一三事件」的故事，是管仁健的〈台灣的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2007-12-11 )，文中提到: 「這個在老蔣眼中「萬死不足以贖其辜」，啟動老蔣在台瘋狂殺戮的張敏之校長，1907年生於山東省牟平縣（山東半島最東面臨海的一個小縣），十六歲考取了當地一流初中先志中學，成為新制第一班學生。當時山東由北洋軍閥統治，國民黨則設立「平民學會」，吸收青年及工人入黨；而平民學會煙台分會就設於先志中學，由教務主任崔唯吾負責。日後老蔣發動412清黨時，崔唯吾被派為山東省九人清黨小組召集人，張敏之始終跟隨。但卻在二十年後被老蔣誣以「匪諜」罪嫌遇害，實在是天大的諷刺。」 當時蔣介石已離世32年，蔣經國也過世18年，痛罵兩蔣不會 有任何的心理負擔的年代已然開啟，因為作者先已強調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管仁健所指責的內容，其真實性也沒有引起各方的懷疑，所以基督徒的影響力其實很大，足以扭轉輿論方向。 另一位基督徒王鼎鈞晚年出回憶錄解讀澎湖“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組織”冤案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臺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捲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冤案懾服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煙臺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朱炎)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編劇家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他去世後，編劇家張永祥寫文章悼念，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學半夜失蹤，“早晨起床時只見鞋子”，那些強迫入伍後不甘心認命的學生，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這是我最早讀到的記述。小說家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長篇小說《海兮》以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筆到，我很佩服。然後我讀到周紹賢《澎湖冤案始末》，傅維寧《一樁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讀後》，直到《煙臺聯中師生罹難紀要》，張敏之夫人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連人名地名都齊備了。可憐往事從頭說：內戰開打，山東成為戰場，國軍共軍進行“拉鋸戰”，山東流亡學生兩萬多人逃出故鄉。國軍節節潰敗，大局土崩瓦解，山東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雙方約定，讓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十七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升班升學。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臺灣澎湖當家做主的陳誠都批准這樣安排。一九四九年六月，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八所中學師生近八千人登輪，八校合推煙臺聯中校長張敏之為總代表。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把年滿十六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合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學生舉手呼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了兩人，司令台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三十年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作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捨死忘生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編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臺上監督進行。流亡學校的總代表張敏之當面抗爭，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李振清雖然是個大老粗，到底行軍打仗升到將軍，總學會了幾手兵不厭詐，他居然對學生說：“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一個兵三塊銀元！”他這句話本來想分化學生和校長的關係，殊不知把張敏之校長逼上十字架，當時學生六神無主，容易輕信謠言，這就是群眾的弱點，英雄的悲哀。自來操縱群眾玩弄群眾的人，才可以得到現實利益！為他們真誠服務卻要憂讒畏譏。張敏之是個烈士，“烈士殉名”，他為了證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顧，只有與李振清公開決裂，決裂到底。張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帶信給臺北的秦德純，揭發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咳，張校長雖然與中共鬥爭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隱藏夾帶一封密函，帶信使者在澎湖碼頭上船的時候，衛兵從他口袋裡搜出信來，沒收了。張敏之又派煙臺聯合中學的另一位校長鄒鑒到臺北求救，鄒校長雖然也有與中共鬥爭的經驗，沿途竟沒有和“假想敵”捉迷藏，車到台中就被捕了。最後，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廳長徐軼千是個好樣的，他“膽敢”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成年的學生入伍，徐廳長請李振清集合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面，李無法拒絕，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徐軼千告訴參加大集合的學生，“凡是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出來，回到學校去讀書！”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誰也不敢出頭亂動。張敏之動了感情，他問學生：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現在為什麼不站出來？徐廳長在這裡，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裡，你們怕什麼？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你們錯過了這個機會，再也沒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受到鼓勵，這才冒險出列。李振清的謊言拆穿了。後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製造暴亂，張校長有一把摺扇，他在扇上親筆題字，寫的是“窮則獨扇其身，達則兼扇天下”，這兩句題詞也成了“煽動”的證據。徐軼千對張敏之說：“救出來一個算一個，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了 於是著手“做案”，這個“做”字是肅諜專家的內部術語，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做”得漂亮，某一個案子沒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煙臺聯中有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鼓動山東流亡學生破壞建軍。立意之後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由下層著手，下層人員容易屈服。那時候辦“匪諜”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層一層株連。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佈局。辦案人員逮捕了一百多個學生（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勞審問，從中選出可用的訊息，使這些訊息發酵、變質、走樣，成為情節。辦案人員鎖定其中五個學生，按照各人的才能、儀表、性格，強迫他們分擔角色，那作文成績優良的，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那強壯率直的，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那文弱的，首先覺悟悔改自動招供，於是這五個學生都成了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他們的供詞就成了其他學生成為匪諜的證明。每一個分團當然都有團員，五個分團長自己思量誰可以做他的團員，如果實在想不出來，辦案人員手中有“情報資料”，可以提供名單，證據呢，那時辦“匪諜”，只要有人在辦案人員寫好的供詞上蓋下指紋，就是鐵證如山。這麼大的一個組織，單憑五個中學生當然玩不轉，他們必然有領導，於是張敏之成了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鄒鑒成了中共煙臺區市黨部委員兼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雲天，代替他所瞭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卷，結論是一切合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合辦案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份，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今天談論當年的“白色恐怖”應該分成兩個層次：有人真的觸犯了當時的禁令和法律，雖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當的，當時執法者和他們的上司還可以採取“純法律觀點”原諒自己；另外一個層次，像張敏之和鄒鑒，他們並未觸法（即使是惡法！），他們是教育家，為國家教育保護下一代，他們是國民黨黨員，盡力實現黨的理想，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國民黨的權要，居然把這樣的人殺了！雖有家屬的申訴狀，山東大老裴鳴宇的辨冤書，監察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一概置之不顧，他對自己的良心和子孫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難道他們是把這樣的案子當做藝術品來欣賞？藝術欣賞的態度是不求甚解，別有會心，批准死刑猶如在節目單上圈選一個戲碼，完全沒有“繞室彷徨、擲筆三歎”的必要。 多年以後，我偶然結識一個從火燒島放出來的受難者，從他手中看見軍法機關發給他的文書，他的姓名性別年齡位置之下，赫然有一個項目是“罪名”，並不是“罪行”！罪名罪名，他犯的罪僅是一個名詞而已！實在太“幽默”了。可憐往事從頭說：那時逃到臺灣的“外省人”，多半因追隨國民黨，與中共有長年對抗的經驗，多半反對國共合作、國共和談，多半對國民黨的黨務和政績有一肚子批評責難，他們甚至懷疑“領袖”是否英明。這些人來到臺灣以忠貞自命，以反共先知自傲，煙臺聯中冤案重挫這些外省人的氣焰，他們從此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俯首貼耳。流亡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受審時，也曾慷慨陳述自己對“黨國”的貢獻表明心跡，辦案人員反問：像程潛和張治中那樣的黨國元老都投共了，你這一點前程算什麼？據說，辦案人員指著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訴他們，全國只有一個人不會站在這裡。（除了“最高領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黨叛國受審。）那時土崩瓦解，眾叛親離，他們已完全失去信心。如果他們當時以殺人為策略，真相大白、局勢大好時應該接著以平反為策略，他們又沒有這般魄力智慧，堅決拒絕還受害人清白。說到平反，冤案發生時，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貴為“國防部次長”，鄒鑒的親戚張厲生是國民黨中樞大老，都不敢出面過問，保安司令部“最後審判”時，同意兩位山東籍的“立法委員”聽審觀察，兩“立委”不敢出席。人人都怕那個“自下而上”的辦案方式，軍法當局可以運用這個方式“禍延”任何跟他作對的人。獨有一位老先生裴鳴宇，他是山東籍“國大代表”，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他老人家始終奔走陳情，提出二十六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指出判決書十四項錯誤，雖然案子還是這樣判定了，還是執行了，還是多虧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獻，使天下後世知道冤案之所以為冤，也給最後遲來作平反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裴老是山東的好父老，孫中山先生的好信徒。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後，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過正義火炬，更難得民進黨“立委”謝聰敏、范巽綠慷慨參與，謝委員以致力為“二二八”受害人爭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廣闊，推己及人。在這幾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得到的答覆是：“為國家留些顏面！”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面對光明。只為國家留顏面，不為國家留心肝，所謂國家顏面成了無情的面具，如果用這塊面具做擋箭牌，一任其傷痕累累，正好應了什麼人說的一句話：愛國是政治無賴漢最後的堡壘。』 大陸流亡海外作家余杰痛斥「白色恐怖」 大陸流亡海外作家余杰 (2019-07-13) 受邀來台，也很關心澎湖「七一三事件」，曾經有評論如下: 『我最早讀到有關澎湖「七一三事件」的資料，是在前輩作家王鼎鈞的回憶錄《文學江湖》當中： 『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臺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的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捲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總統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臺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 1950 年代、60 年代進入 70 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個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王鼎鈞本人不是「七一三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此事的陰影卻籠罩了他的大半生，『我們這些由中國大陸奔向臺灣的人，斗笠裡都有一根鐵絲，雷電在我們頭頂上反覆搜索』。 直到晚年移居美國，他才獲得「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和心靈自由，開始寫作回憶錄。 「七一三事件」所引發的「澎湖案」，為白色恐怖首宗、也是牽連人數最多的第一大案。在抗戰中顛沛流離的山東煙臺聯中校長張敏之，率八千名流亡師生跟隨國民黨政權逃往臺灣，卻因入臺管制而暫轉澎湖。軍方因內戰兵員漸耗，強要接收這群中學生為兵。張校長為維護學生受教權，挺身抗爭，軍方竟以莫須有的「匪諜」入罪，張校長和多名師生被以莫須有的匪諜罪名，逮捕下獄，嚴刑拷打，最後以船運往臺北青年公園「馬場町」槍決。另有若干學生被裝入麻袋、投入海中溺斃。數千名學生被充軍後受盡凌虐。 雖然「七一三事件」的規模遠不如「二二八」的屠殺，但將兩者放在一起更能凸顯國民黨政權的本質。國民黨政權不僅視臺灣本省人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揮動屠刀，殺戮不止，對渡海來臺、稍有不馴服的外省人也毫不手軟，在風聲鶴唳之中，以殺戮來鞏固如流沙般逝去的自信。這是「寧可錯殺三千，也不可放過一個」的中國專制文化，與從蘇俄而來的現代極權主義相結合而產生的嚴重惡果。 在兩蔣時代，當政者明知這是一大冤案，卻堅決不予平反糾正。雖然有若干山東籍官員聯名提案請國民大會討論此案，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以「恐影響美援」為由而取消提案。當局居然聲稱，「政府遷臺初定，如公然平反可能造成政府困擾」；蔣介石則作出畫餅充饑式的承諾，「期以反攻大陸再辦。」另一方面，國防部次長楊業孔等前往張、鄒兩位校長家中致以五千元「慰問金」，被遺族拒絕。冤案不能平反的解釋居然是「為國家留些顏面」，王鼎鈞對此嘆息說：「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面對光明，只為國家留顏面，不為國家留心肝。所謂國家顏面成了無情的面具，如果用這塊面具做擋箭牌，一任其傷痕累累，正好應了什麼人說的一句話：愛國是政治無賴漢最後的堡壘。」 終於有機會赴澎湖，我去的第一個地方就是「澎湖七一三事件紀念碑」。此前，我在網路上看到該紀念碑落成的消息，卻查不到紀念碑的具體位置。詢問了很多臺灣朋友，他們都沒有去過。澎湖的政府網站、旅遊資訊，也沒有紀念碑的介紹，我只記得紀念碑在觀音亭附近，那就去現場找尋吧。 期盼有一天，張家的故事及澎湖山東流亡學生的故事，出現在臺灣的中學教科書中。圖片來源：主流出版社提供，攝影：黃謙賢 故意讓人找不到的紀念碑 果然，儘管有高雄許醫師、澎湖高船長以及在澎湖出生、專程從臺北趕來導覽的胡大哥等幾位朋友帶領，一行人到了觀音亭附近，左看右看卻沒有發現紀念碑的蹤影。詢問周圍好幾位居民和遊客，人人都搖頭說不知道。我們只好抱著試一試的想法，沿著荒蕪的海堤邊走邊找。在炎炎夏日之下，走了十分鐘依然一無所獲。還要往前走，胡大哥一回頭，驚呼：「這不就是！」 原來，如同未完工的工地般的一組石頭，以及石頭前數公尺之外的小小紀念碑，就是「七一三事件」紀念設施及碑文。 周圍沒有路標和指示牌，即便從十多公尺外走過，一不小心就錯過了。為什麼設置了紀念碑，卻有某種刻意讓人擦肩而過的意圖呢？ 這組紀念設施由上百根長方體的石塊組成，風格簡潔明快，莊嚴肅穆，富於現代氣息。走近仔細端詳，宛如柏林市中心猶太大屠殺紀念碑的微縮版本。據建築師趙建銘闡述，這一根根玄武岩石柱象徵當初一個個流亡澎湖的師生，在臺灣這片土地落地生根，以此表達唯有大地能夠撫慰人心，寬恕所有，也強調著無論本省人、外省人，一切最終融合根植於這塊土地。 實際上，石柱與人形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石柱剛硬，人體柔軟；石柱冰冷，人體溫熱；石柱堅韌，人體脆弱。這種張力，反倒提供給觀者以無限的想像空間：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之際，那些逝去的年輕的生命，是否如潮水般訴說各自的冤情？是否如潮水般伸張遲到的正義？ 紀念設施的選擇與興建，一波三折，折射出轉型正義的困境與艱難。2007 年 7 月 17 日，張敏之校長之子張彤向行政院院長電子信箱陳情，希望立碑紀念「七一三事件」。8 月 31 日，行政院函交內政部辦理。11 月 19 日，內政部陳報興建計畫書。12 月 6 日奉行政院核定，有關手續很快走完。然而，紀念碑尚未動工，即迎來政黨輪替，國民黨重新上臺，對此計畫敷衍塞責。 於是，營建署未徵詢地方意見，逕自選擇在馬公第三漁港建碑。澎湖縣政府認為此處為旅遊觀光的「精華地段」，附近正在興建多家飯店，紀念碑的存在勢必影響商業發展，力主更換地點。此一變故一度引發地方政府與受難者家屬的嚴重對立。後來，幾經周折，紀念設施改在觀音亭地區的海堤旁邊落成。雖然遊客很難找到，逝者至少擁有了一方安息之地。 數公尺之外，豎立著「七一三澎湖事件紀念設施碑文」。小小的碑體，更容易被忽視。碑文初稿由張彤提供，再由營建署邀集相關史料考證研究保存單位、機構及專家學者，召開三次碑文內容疑義會議，修整碑文並經國史館、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最終檢視定稿，然後刊刻如下： 民國卅八年（西元 1949 年）政府戡亂失利，山東省八所國立中學師生輾轉至廣州，由山東省政府與教育、國防兩部協商來臺，十七歲及齡男生從軍並續受中學課程；另成立子弟學校安置其餘學生繼續接受教育。至澎湖後，七月十三日第四聯中學生要求軍方履行讀書從軍的諾言與軍方爭執，澎防部司令李振清指使槍兵刺傷學生代表李樹民、唐克忠，史稱七一三事件。事後，部分尚在澎湖的聯中校長推煙臺聯中校長張敏之為代表向軍方爭取學生受教權，嗣後軍方以共諜嫌疑逮捕，牽連師生百餘人。經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張敏之、鄒鑒兩校長及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七人，於十二月十一日在臺北馬場町被處死刑。六年後八校學生力爭退伍復學，約七百人欲赴總統府請願，受阻於臺中車站，事後卅九人被捕管訓七個月，甚有四人被判刑八至十年。民國八十九年（西元 2000 年）政府積極辦理補償後，張校長等人冤案始陸續獲得平反。為記取史鑒，特立此碑，並慰逝者。 由於種種外部限制，這份碑文多處語焉不詳，欲語還休。 首先，碑文提及的受害者數位被縮小，僅記錄了少數被處決、判刑和管訓的受難者。其實，據多方回憶，當時有若干學生被捕後，軍方為殺人滅口，將他們雙眼蒙住，套上麻袋直接丟入海中，由此毀屍滅跡，此類失蹤者最少也有二百餘人。在兵荒馬亂之中，這些從中國渡海逃難的中學生，大都沒有戶籍資料，在臺灣沒有親戚朋友，宛如沙漠中的水滴，就此人間蒸發。既然查不出他們的確實姓名和受害經過，當局就「寧可信其無」了。 其次，在這份碑文中，沒有提到任何一個加害者的名字。雖然提及澎防司令李振清這個殘暴的軍閥，也只是平淡地陳述事實，並未將其當作加害者予以譴責。而炮製冤案、嚴刑逼供的國軍將領和特務如韓鳳儀、陳福生、趙傳斌、張鴻瀾、劉含華、蔡培基、張希鑒等人，一律消失得無影無蹤；主其事的最高層決策者如彭孟緝、陳誠、蔣介石等元兇更是置身事外，毫髮無傷，這些殺人兇手還能在忠烈祠享受後人頂禮膜拜。 再次，紀念碑既然以政府名義所立，就應當對受害者誠摯道歉，對為保護學生獻出生命的兩名校長作出褒揚。碑文卻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其心態大致是「既然人不是我殺的，我來立這個紀念碑已是仁至義盡」，這跟在華沙向死難猶太人紀念碑下跪的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相比，真是判若雲泥。布蘭特並非身負罪孽的納粹分子，他參與了反抗納粹的抵抗運動，卻願意為德國人的罪孽下跪，反觀某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國民黨官員，真是「無恥者無畏」。 如同工地般的石頭及小小紀念碑，就是「七一三事件」紀念碑，為什麼有某種刻意讓人擦肩而過的意圖呢？圖片來源：主流出版社提供，攝影：黃謙賢 那些傷痕累累、死中求活的流亡學生 胡大哥出生在旁邊的村落重光里。他告訴我，當年他的祖屋被軍方徵用為臨時軍事法庭，許多涉案師生被監禁於此並被施加酷刑。他帶我們前去實地勘察。 胡大哥的祖屋大致保持了半個多世紀之前的原貌，這是一棟典型的澎湖宅院，若是在臺灣或福建，只是普通的閩南風格建築，但在貧瘠的澎湖，已算是家境殷實的大戶人家。胡大哥的堂兄仍在旁邊經營一個小小雜貨店。 在院子內，胡大哥告訴我們，大部分被捕師生都被關押在附近最大的建築天后宮，輪到被審訊時，才被押解到院內，暫時拘押於兩邊的廂房。大廳已重新整修，安置著祖先牌位，原來的木頭房梁已拆去。胡大哥告訴我們，他奶奶曾跟他說，軍方審訊時，將學生吊在房梁上拷打，學生的慘叫撕心裂肺，附近的居民都能聽到。 老奶奶看這些十五、六歲的孩子實在太可憐，趁審訊者外出休息，悄悄搬來板凳，讓被吊打者踩在板凳上，輕鬆片刻；老奶奶還拿來清水，給早已大汗淋漓、饑渴不堪的學生喝上幾口。人心都是肉長的，哪個母親不愛孩子？如果母親看到孩子被如此折磨，還不心痛如刀絞！ 在空曠的院子裡，想像當年擠滿軍人、特務、學生的場景，當無辜的學生遇到兇殘的拷問者，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國民黨是一個前現代的「暴力團」，國民黨軍隊和情治系統充斥著地痞流氓—最高領袖蔣介石是上海灘流氓出身，對「文化」和「文化人」心存敵意，當這群師生的命運掌握在他們手上時，還不獸性大發、大施淫威？ 受難學生之一孫序先多年後回憶，當師部決定用高壓手段對付學生，張敏之校長趕來探望。學生們看到校長如同看到父母，放聲大哭。張校長安慰說：「不要怕！他有槍桿，我有筆桿，我要到臺灣去告他們。」張校長何其天真，在四顧蒼茫的蔣介石心目中，唯有槍桿才能保護小朝廷，當筆桿與槍桿發生矛盾，蔣介石當然站在槍桿一邊，犧牲筆桿。 張校長等人被當作替罪羊的命運，早已註定。 後來，我結識了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者許文堂，他是《澎湖煙臺聯中冤獄案口述歷史》的作者之一。我翻閱當事者講述的不幸遭遇，真是不忍卒讀。欒秉傑回憶說：「我因堅決否認，備受嚴刑逼供，先是遭到蔡培基以一尺餘長的繩子朝頭、頸、胸、背猛打，昏厥倒地後再以冷水澆醒，爾後將雙手反綁在後，雙腳不及地，吊掛在屋樑上。綁在手上的細捆繩深深嵌入皮肉，沁出絲絲血漬，但蔡培基毫不留情，仍是不停地抽打。……除了遭到吊掛，還受到過三、四次過電的凌遲—將電線綁在兩根手指頭上，鞋襪遭除去，全身過電。過電霎時如大火焚身，髮絲如細刺蝟般豎立，五臟六腑熾熱若火烤。」 初福山回憶說：「蔡培基打我、踢我，用一種紫色的硬繩子捆住我，打得非常厲害。我回去的時候，是跛著腳走路的，沒多久，腳踝就腫得很大，本來正常的只有一個踝骨的腳，被打裂成兩個踝骨了，到現在都沒有復原。」王人榮回憶說：「他們用各種刑具疲勞審訊，起初是用膠底鞋打我的臉頰，要我在老虎凳上逼口供，把我的身體靠著牆壁，將我的膝蓋用軍用的布綁腿綁起來，在腳踝和凳子的缺口處穿進一支杆子，並將兩腳慢慢往上抬，每往上抬一次，就在膝蓋上墊磚塊，讓我疼痛不堪，失去知覺時，便灌我冷水，之後用電話線通電電我。」 這些學生的遭遇，恰如柏楊在為《十字架上的校長》一書所寫的序言所說：「廿世紀的中國人，至遲在 1920 年代起，便生活在恐怖政治之中。1940 年代時，國民黨退守臺灣，把白色恐怖帶入本島，而大陸則全部陷入紅色恐怖。中國人像兩群分別被圍困在鐵柵裡的羔羊，等待英明領袖的人物，隨意生殺凌辱。」那些受共產黨政權凌虐的中國人，如果讀到這本訪談錄，還會不會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王師」充滿一廂情願的期盼呢？ 當時，王人榮拿出國民黨黨證來為自己申辯，軍官李其勇斥責說，「黨證有何用處」，立即撕掉，丟進垃圾桶—程潛、張治中都是黨國元老，現在都投靠共產黨去了。這句話恐怕也是蔣介石四面楚歌之時的心裡話。而那些連國民黨黨證都沒有、卻視蔣介石如天神的「中國海外民運人士」，願不願意投胎當一次受盡酷刑的山東流亡學生呢？ 十字架上的愛與公義 澎湖山東流亡學生冤案，原本是一個悲慘、痛苦、絕望的故事，張敏之校長及其夫人王培五女士，卻用生命和信仰彰顯了愛與公義仍然存在的事實。 我有幸結識了臺灣文史工作者和出版人管仁健，彼此一見如故。管仁健在《你所不知道的臺灣》系列中，寫到山東流亡學生的冤案，同時他也是《十字架上的校長》和《一甲子的未亡人》這兩本書的責任編輯。這兩本書，是居住在加州的張校長三公子張彤寄贈給我的。 當我對山東學生冤案產生興趣時，冥冥之中有某種神秘的力量，讓胡大哥、管仁健、許信堂、張彤等人一一走到我身邊，讓我相信任何暴政都不能掩蓋歷史的真相，愛與公義必將勝過暴政—國民黨製造的澎湖山東流亡學生冤案如此，中共製造的六四屠殺也是如此。儘管天安門母親日漸凋零，儘管發誓一生為六四亡靈而活的劉曉波最終為六四亡靈而死，但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必將來臨，正如張彤所說：「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寃者。這是《聖經‧詩篇》裡的一段經文，也是我們一家人的見證。」 張敏之夫人王培五出身於山東世家，不顧家裡反對談起師生戀，獨自到北京念大學，隨丈夫帶領山東子弟走遍大江南北，最後渡海到澎湖，卻從此成了「未亡人」，烙下「匪妻」的印記。從千金小姐到政治寡婦，她忍辱帶著六名子女，走頭無路，謀職不易，特務如影隨形，嘗盡人間疾苦。 一句臺語都不會的山東媽媽，要怎麼樣帶著六個從三歲到十四歲的兒女，在屏東縣的萬丹鄉與潮州鎮討生活？七個人住在茅草小屋，共用一把牙刷；龍捲風過後，孩子們慶幸的不是死裡逃生，而是有很多墜落的小鳥能作串烤打牙祭。大兒子揚言要去臺北殺掉害死爸爸的大官；小兒子只有三歲，天天在家無人照顧；大女兒念了護校卻染上肺結核。面對生活的種種橫逆，王培五堅持不掉一滴眼淚。 受苦不一定讓人格昇華，受苦有可能讓承受者沉淪。 唯有受苦之後堅信愛和公義的人，才能將苦難的眼淚結晶成晶瑩剔透的珍珠。作為基督徒，王培五最喜歡的《聖經》經文是：「壓傷的蘆葦，它不折斷；將殘的燈火，它不熄滅。」在友人的幫助下，王培五先後任教於臺南女中、建國中學，她的一位學生回憶說：「王老師認真負責，我們一點兒都不知道她所遭遇的悲慘命運，看不出她心中所承受的痛苦。她將內心深沉的冤屈化作一股力量，將無比的愛給了周圍的子女與無數的學生，還曾實至名歸地當選過全省最年輕的模範母親。」 苦盡甘來，孤兒寡母一家相繼出國，兒女都在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上奮鬥有成，全家幸福圓滿。三個女兒都在醫療部門工作，三個兒子更成就斐然：長子張彬為土木工程博士和大學教授，次子張彪為猶他州公路局副局長，三子張彤為史丹佛大學電機博士。十三個孫輩中，四個醫生，兩個律師，三個建築師，二個會計師，一個工商管理師，也都明瞭祖父母的悲慘故事和奮鬥歷史。2014 年 6 月 24 日凌晨，王培五女士在睡夢中安詳過世，享年一百零六歲，距丈夫蒙寃遇難已有 65 年了。 那麼，誰是真基督徒？誰是假基督徒？是每天在日記中摘抄《聖經》、禱告數次的蔣介石及宋美齡，還是引頸就戮、為學生捨命的張敏之，以及含辛茹苦、化劍為犁的王培五？在我的心目中，張敏之遠比蔣介石偉大，王培五也遠比宋美齡偉大。柏楊感嘆說：「我崇拜張夫人，她用五十年之久的時間，和邪惡奮鬥，所付出的痛苦，使人不忍細思，而這正提供了我們一個尊嚴的榜樣，一個戰勝巨大邪惡勢力的尊嚴的榜樣，她表面上可以低頭，但內心卻永不屈服！」柏楊晚年也受洗成為基督徒，與張敏之、王培五夫婦一樣，沐浴在十字架的榮光之下。 白色恐怖，從來都是不分省籍的，這塊土地曾經歷的許多傷痛，我們也一直共同承擔。我們不僅要忠實看見這塊土地過往的歷史，更要用愛和公義，面對歷史的錯誤。 族群、文化和思考的不同，不應成為撕裂這塊土地的元素，而應是豐富我們家園的多元色彩。」是的，臺灣社會的癥結，不是族群對立，而是如何用愛與公義的力量，去除獨裁傳統、奴才意識和暴力文化。 我期盼有一天，張家的故事以及澎湖山東流亡學生的故事，出現在臺灣的中學教科書中；同樣，天安門母親的故事，也出現在中國的中學教科書中。』 余杰在流亡海外後也已受洗成為基督徒，作家王鼎鈞赴美多年後也成為基督徒，張敏之校長夫人王培五女士早年就讀教會中學早已是基督徒。 余杰在此文中已痛罵蔣介石及宋美齡為「假基督徒」!這是何等嚴重的指控 ? 而其立論的基礎就是管仁健與王鼎鈞的報導文學 ! 國立濟南第四聯合中學的學生（713、425被逮捕者）之一的黃端禮(黃端禮在1970年代赴美後也成為基督徒)， 2017年撰文反駁冤獄說。 內容如下: 『國史館助修黃翔瑜曾於98年6月在《臺灣文獻》60卷2期發表〈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的發生及處理經過（1949-1955）〉一文，筆者親身經歷該事件，且是「713」、「425」的受害者，在閱讀黃翔瑜一文之後，認為黃翔瑜先生的論述與我們所經歷的、看到的有一些差距與錯誤。想到山東流亡學生來臺不到七十年，還有不少在世的學生，為了不讓這段歷史遭到誤解與造假，特別藉由《臺灣文獻》期刊，針對黃翔瑜先生的論述提出不同的看法，希望透過這樣的對話與比照，能平反忠實客觀地呈現該事件的歷史面貌，讓社會大眾瞭解該事件的真實過程，也可讓該事件餘生的受害者放下心中的怨恨。以下就針對黃翔瑜的論點，提出不同的論述。 壹、 前言 筆者是有憑有據白色恐怖的刀下餘生，「713」「425」都是親身經歷的受害者，想起713刀傷同學還有大恨，但面對造假史者，刀傷同學成了小恨。受主張青史不容成灰的同學們推舉，在此為真史發出誠摯的呼聲！ 早年大陸戰亂教育不普及，能讀中學的大多是地主、富農、商人的孩子，這些都是怕共的家庭。當共軍打進省垣時，學校宣布追隨政府流亡， 家長除了為孩子不輟學，也讓孩子逃出去給這個家留條根，自己一命交給毛澤東。 山東流亡學校在旅途中，教育部整編三校為一所國立聯合中學，計有：濟南第一至五聯中、煙台聯中、海岱中學、昌濰臨時中學，並空降聯合中學的總校長，原來的縣市立與私立中學成為分校。因為駐地分散，好多人沒見過總校長。 隨時局的惡化，最後到了廣州無處可逃了。山東省主席秦德純率各聯合中學的總校長，與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協議八所學校到澎湖。17歲以上的大男生當半受軍訓半讀書的兵，其餘成立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教育部發出認可的訓令，由軍方派船分兩次運抵澎湖。第一次濟南第一至三聯合中學，煙台聯合中學，乘濟和輪到澎湖，海岱中學從基隆到澎湖，5校同住漁翁島。第二批濟南第四、五聯中，昌濰臨中乘115號登陸艇抵澎湖駐馬公小學與澎防部營房。 1949年7月12日學校把男生交給軍方接管，準備13日編隊。濟南第四聯 中第二分校聽說編兵後不上文學校的課程，幹部說：「讀書不能打共匪， 共匪來了哪還有書讀」？大學長李樹民要同學暗中互傳13日編隊前集合衝回學校。屆時營門不放並增加上刺刀的槍兵。李樹民率學生吶喊激烈衝突，數名軍官簇擁司令官李振清入場登上司令台，要學生代表進前說話。 李樹民、唐克忠（他是跟李樹民吶喊的）走向司令台。李振清向台下的槍兵（少尉王藍玉）使了個眼色，刺刀刺向李的上臂、唐的臀部，同學們見血都屈服了。不久架走受傷的兩人，又逮捕幾名四聯中大個子的學生。命令學生就地坐下，等漁翁島的初中生進場，馬公島的高中生送往漁翁島， 下午編成115高中團，116初中團。 編兵後師生分離，校長老師不可隨便進營房。幾個月後，煙台聯中的學生兵傳來耳語：「煙台聯中總校長張敏之，第二分校校長鄒鑑，因支援學生爭取受教權，被以妨礙建軍捏造匪諜罪名槍斃了」，這話八校的學生想起713殺學生的粗暴手段都相信。筆者認為只有四聯中喊出「受教權」挨了刺刀，張校長是支援四聯中死的，所以替張校長喊冤60年。 震驚層峰的台中425事件，喊出退伍復學的第一聲，大概四十四年 （1955）剛過完年不久，台中的民聲報刊登了一則新聞。大意是：立法委員向政府質詢：要求准許山東流亡學生離營復學。而軍方的答復說：「他們都當了軍中的基層幹部，而且以軍為家並無退伍之意！」這則新聞很快傳遍了住鳳山步兵學校擔任示範營的57師169團第2營全營。大家憤怒地頭疼請假停止了步校的操課，因此驚動了國防部，將該營調往后里營房準備與81師花編。 同學們為了退伍復學做出不顧後果的大行動，44年4月19日化整為零到台中坐火車到總統府前靜坐請願，戒嚴時期現役軍人到總統府前請願確實是大事。台中北上的火車奉令不開，約七百人被阻於火車站前圍著蔣總統銅像靜坐絕食。中外記者拍照，據聞大陸電台開始廣播，當然震驚到層峰。晚間第一軍團政戰部主任易瑾，代表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蔣經國到場，周旋到深夜無效。乘大家困乏閉目小睡時，派一年輕軍官插隊坐下。然後說：「從這裡開始起立！」那位軍官站起來了，後面一個一個跟著站起來了，用這詐術騙到台中干城營房。同學與易瑾激烈辯論後，他手拍胸膛保證回后里營房不會秋後算帳。易瑾6天後食言，在44年4月25日逮捕了39人 所謂的領導者。 這些「准烈士」是：劉鎮堂、陳鵬武、黃端禮、曹慕廷、洪連吉、王殿祥、史孝群、曲樂生、沙紹義、李景安、李敬伍、李繼志、李成鏞、徐修起、唐功三、夏繼典、常松山、張志勳、賈繼述、劉道鈞、謝慶濤、黨懷寬、張思軒、楊學孜、陳作賓、張元修、劉新泉、何昌祥、林文璽、李斌、劉貫、鄒日生、祝建業、潘文潤、徐學榮、郁鐵民、常賓傳、王景濬、常永賡。 原準備槍斃一小部分殺雞儆猴，筆者流亡時的老師孫守唐時任第二軍政戰上校科長，親見蔣經國並力保都是地主的兒子絕不是匪諜，才大事化小找了四個判重刑的結案，其他的洗腦209天再分發到部隊。 抗爭雖平息，學生胡秉釗先跑立法院，繼求王叔銘的恩師王立哉，以流亡學生曾輟學救國今應退伍復學相求。民國49年國防部以木蘭案讓全體山東流亡學生（已任官者除外）退伍復學，部分考入花蓮師範學校，部分回母校員林實驗中學師範部，畢業後部分保送師大就讀。 民國98年發現煙台聯中張校長夫人王培五用全假話喊冤。 兒子張彤用不可原諒的手段，偷改國史館審查過的澎湖713事件紀念碑文，把煙台聯中的總校長張敏之改成8所聯合中學的總校長（經過寫在本文第13-19頁）。筆者為保留真史，開始出書反抗煙台聯中的假話集團，包括王培五、張彤、 馬英九、內政部營建署、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張玉法、許文堂。 今看到黃翔瑜助修的〈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的發生及處理經過（1949-1955）〉， 想到他在本案有對筆者說大假話的前例，不以人廢言，還是認真地讀了三遍， 他還是故意暗藏了關鍵假話。87歲的末學不能默不作聲，跟國史館的黃助修討論真假歷史。他的文章本可簡稱黃文，因兩方都姓黃，簡稱瑜文。 貳、 評論瑜文 瑜文的摘要:（重點抄錄評論）「『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共歷時12年，且經3階段發展。首先是1949年7月13日發生澎湖軍方強制將學生編入部隊的『713澎湖事件』即冤案引爆點；次為同年9月起，爆發一連串的『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是案發高潮；再次，當受編學生服役5年後，向國防部提出退伍復學要求，於1955年4月25日在臺中火車站前集結絕食，即『425臺中事件』係冤案餘波。」 筆者評論（以後簡稱評） 評「強制將學生編入部隊」： 瑜文在279頁第四行也知道學生赴澎湖當文武兼修兵的法源：教育部頒 「穗中字第5411號訓令」。不該說是澎湖軍方「強制將學生編入部隊」？ 評「713澎湖事件即冤案引爆點」： 澎湖713流血事件，是濟南第四聯中的學生，在馬公大營房抗議只練武不修文所引起的，與住西嶼的煙台聯中沒有絲毫聯繫。煙台聯中的校長被抓說是第四聯中「惹事」引爆的，這是什麼邏輯？煙台聯中的匪諜案不能套到第四聯中的頭上。 評「9月起，爆發一連串的「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是案發高潮」： 「冤獄」，八所山東流亡學校師生（包括筆者）喊了60年，到了民國 98年發現「苦主」王培五母子全是假話喊冤，筆者與知道被騙的同學們喊冤獄的信念起了動搖。黃翔瑜助修知道張家假話喊冤，更知道張彤偷改碑文侵國史館的權，國史館的助修在這裡不應「忘了」張家喊冤獄的雙重假話。 評「於1955年4月25日在臺中火車站前集結絕食，即425臺中事件係冤案餘波。」： 713，425，筆者都親身參加了，還是被逮捕者之一，當然知道都跟煙台聯中的匪諜案無關，怎麼又把425，與匪諜案綁在一起？ 評瑜文的前言 瑜文271頁的前言，大段述說在大陸早期的流亡學生與流亡學校，對瑜文的題目〈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的發生及處理經過（1949-1955）〉是不著邊際。對瞭解案情沒有幫助。即使下面的圖表是來臺的8校在大陸暫住的位置圖，與逃亡的路線圖，但與張敏之被抓扯不上關係，可以說話扯得太遠，是灌水文章，勞累讀者的眼神，與從推翻滿清開始寫有何不同？瑜文 大量引用陳芸娟的《山東流亡師生研究》，那就談談瑜文所依靠的這本資 料： 陳芸娟是濟南第一聯中陳永昌學長的女公子，讀師大的碩士論文寫 《山東流亡師生研究》，當然與他父親是流亡學生有關。這個題目不論哪 個時期，只要是山東流亡學生都可在她研究範圍之內，圖表地圖都很周詳 寫得不錯！但在她寫書的時候沒有煙台聯中匪諜案的檔案開放，連他父親 也跟筆者一樣全是聽煙台聯中的假話耳語。如果談713事件他的父親當時在漁翁島，是編兵後聽到的，陳芸娟聽到713的二手資料難免有流亡學生的情緒話。像永昌學長也把筆者被騙期間大罵白色恐怖「比二二八還二二八」 的回憶與吶喊，抓給女兒當寫書的資料之一。這本《山東流亡師生研究》 是好碩士論文，但對瑜文的《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的發生及處理經過 （1949-1955）》只是壯觀文彩沒有真實性。 瑜文第273頁21行說：「又如陳芸娟指摘國防部軍法局係遭韓鳳儀愚弄或有不當利益輸送等情事。」這兩句話瑜文是疑問口吻，筆者也表示懷疑的看法：她寫畢業論文應不會無的放矢，敢這樣指摘應有資料來源，不管誰給她的資料，筆者以理評論這項指摘：按軍中體系不得越級行文，韓鳳儀這少將師長沒有資格向國防部行文如何愚弄上上級？說「或有不當利益輸送」就是送錢買張校長7人死，有什麼仇？敢問提供資料者，有人向他 「不當利益輸送」會殺7個無辜的人嗎？這項資料實在令人懷疑其可能性。 除非這「不當利益」是金山銀山，重賞之下才有此勇夫（愚夫）。如果是買，殺錯張校長沒有責任？即使在澎湖問錯匪諜案，送臺北上級機關審問判刑他也沒有責任，能用到「不當利益輸送」去買嗎？如果資料是真的，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陳芸娟應把這項資料送給王培五到法院按鈴控告國防部收取「不當利益輸送情事」。 瑜文先貶王培五說假話又多處引用她的假話 瑜文282頁評論張家的假話說：「茲舉證如次：首先，考究張敏之當時身分僅是煙臺聯中校長，既非（按：8校）總校長，也非8校校長總代表； 其次，張王培五係冤案受難者張敏之遺孀，當時既非教員，亦非學生，應不至於、也不應該出現在澎防部現場，然卻活靈活現地描寫張敏之與李振清等系爭場景。」 瑜文又在283頁說：「這說明1949年7月13日根本沒有7千名山東子弟齊 集澎防部大院接受編兵，而煙臺聯中學生及張敏之等仍身處漁翁島，遑論 張李在大院之言語衝突。此知，張王培五構述的713澎湖事件恐有訛誤，對亡夫張敏之似過於浮誇溢美，甚至訛竄部分史實。」（這兩段瑜文批評王培五說假話以下還會用到，簡稱「瑜文282、283批評王培五說假話」） 以上兩段可以認定黃翔瑜重批王培五存心說假話訛竄史實，後面又大量採用王培五的口述假話回憶錄當資料。請看289頁引用王培五的假話回憶錄的說法：「對於不合作的女學生更加殘酷，將不招供的女學生私自帶往海邊，命其脫光衣服，躺在布滿壺藤的礁石上，任海邊熾烈的太陽曬傷， 讓尖銳礁石劃破肌膚，直至願意招供或承認自己是匪諜為止。另對頑抗不從、牢騷特多的學生更毫不留惰，不是予以槍斃，就是將之『拋錨』。」 以上王培五的假話回憶錄就是這樣說的。 評論：反抗暴政要大膽說實話，蔣家王朝已經倒了也不怕秋後算帳， 在馬場町槍斃的名字都能寫出來，請把王培五口中槍斃的，「拋錨」的， 女生被脫光衣服曝曬的名字寫出來，才能作為向世人控訴暴政的徵信。請問瑜文的作者查證這項資料的真假嗎？遮蓋暴政是「保皇黨」，捏造暴政是保匪諜，不是嗎？ 筆者也喊過「海拋」：就是身旁的鄰兵晚上一起就寢，起床時人不在了，老班長不說理由把那個兵的毯子洗臉用具收走了，大家認為是當時盛傳的「海拋」了。到了筆者退伍後，看到了當年同一連上認為被「海拋」的三個人都活著，據他們說：「關了一段時間查明不是匪諜，復補到別的單位。」 瑜文列出檔案局收藏的兩封要命的信 瑜文286頁，資料編號55，王治忠致永祥、永禧、本岳函，（民國38年 7月17日），……有許多不自由的地方，起來反抗都被刺刀刺了起來，請願見李老鄉（指李振清）有濟南第一聯中兩位同學被刺。所刺在腳部與臂部，這全是李老鄉所一手造成的……。 現張敏之可能做了少將參議因為是李振清這個老鄉王八但下書聘的， 張（指張敏之）幹不幹還是個謎，我們還記得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大，總有一天會爆發的。 另一封是王治忠致安祥經理函，（民國38年7月20日）： 以為可以被壓迫了，誰知同學心裡都是一樣的，都是一心一德要起來反抗這個澎防部司令李振清這個偽組織。 不可抗拒的力量，還不可抗拒力量的洪流這種力量的洪流，可以蔓延到整個的馬公的革命的力量，是整個人民的反抗惡勢力的壓迫。 那恐怕這個馬公要塞司令要垮入這批學生手中。 關於近來蔣李之矛盾及國內變化，解放軍進攻到何處？ 理性的評論不應用「今法判古事」 瑜文把上面的兩封信說是青年學子發牢騷，是不合38年朝野的共識。 說句公道話，這兩封信雖不能肯定是共產黨員，但是說的共產黨話（毛語錄），不光是不合官方的要求，也不合棄家流亡反共的心情。尤其當兵4天就化名發信，更不像正常人，像個不夠老練的中共小打手。 評瑜文的兩個醒目詞 瑜文在285頁尾與286頁說：「713澎湖事件」發生後，受編學生普遍不滿軍方粗暴對待，「日積月累」心中不滿激憤溢於言表，有形諸同儕間的私函，用語激烈，不在話下。然這不滿怨懟之文句在當年戒嚴肅殺氛圍下，更顯得禁忌與敏感；但萬萬沒想到彼此發洩情緒，抒解牢騷的私函，一封封地被政治單位查檢。駐地澎湖漁翁島的小池角村學兵王治忠（即後來判處死刑的王光耀）寫給署名永祥、永禧、本岳，及安祥經理的兩封私函中被查出詆毀李振清等與附匪的反動文字。這兩封信函無疑成為李、韓藉故「報復」的把柄，引發日後冤案擴大偵辦的伏筆。 評1、那兩封要命的信才當兵四天，與7天，可不是瑜文說的「日積月 累」的壓迫，不能誇張的形容長久受粗暴的壓迫才寫發牢騷的信，這是技 巧地混淆視聽遮蓋那兩封嫌疑信的動機。 評2、所謂「報復」人人都知道是甲方加害於乙方，乙方日後找機會， 或製造機會，也加害甲方。不知一位離職的中學校長有什麼力量先加害官方的澎湖王李振清？辦他殺命案的警方都要查為何被殺？很多人寫張敏之等冤案，為何沒人研究他們7人為何被冤殺？就為了「張敏之愛學生心切多 說話嗎？」現在多說話不光筆者說沒有，瑜文在282頁也說沒有。誰能說出李、韓為何要「報復」殺他們7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一群人也幫助李、韓要他們7人死，報復什麼？各聯中的分校校長在流亡的沿途要操勞學生的吃住還像個校長，到了澎湖學生交給軍方，像個沒受聘的老師一樣沒有說話的地方，煙台聯中第二分校校長鄒鑑怎麼也被「報復」？誰能解釋？ 看解密的判決書 瑜文291頁第9行起說：「11月進入審判程序，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指證，張、鄒兩人於1946年經匪黨周孟英、劉次蕭等介紹加入匪黨「文化 工作研究會」並利用「新聞記者聯誼會」吸收文化人士加入匪黨：1947年 藉訓練難童，宣傳共產主義，擴展組織，後升任共匪膠東區執行委員，派 駐煙台聯中領導匪「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該團係由共匪煙台市黨部委員 鄒鑑兼任主任，其間又吸收劉永祥、張世能入黨，再吸收譚茂基、明同樂入黨，壯大組織；1948年11月15日張敏之曾率領學生搗毀杭州車站；然 轉赴澎湖後，被編入陸軍39師各團之學兵更繼續活動，不僅破壞建軍，並 私下調查主管姓名，部隊裝備，及軍事要塞地形圖等，為匪進攻內應做準備，企圖顛覆政府；而王光耀更向香港區方報導我軍之各項活動情形，並 經查獲。」 在當年「治亂世用重典」、「速審速結」體制下，案交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不到10日的審期，11月10日即做成判決書，14日當庭宣判。本案判決主文稱：張敏之、鄒鑑、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輝（按為王光耀）等因犯叛亂罪一案共同意圖非法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罪證實確，各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12月8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批准照判執 行。同月11日於臺北市馬場町刑場槍決。 瑜文對本案判決的評論 本案審判過程，首先從審理期程研析，本案審理快速，為其不到10 日，本案從偵察起訴至判決有一貫性的脈絡；再就審判程序論，本案有為公平、正義原則，本案偵察者，亦為審判者，兩者角色衝突矛盾；再次就審判實體研析，本案論罪係採嫌犯口供孤證，而口供有脅迫、偽造不實之 虞，不足斷處。……案從審理至槍決41日，速效如此，難保不有冤抑產生 所謂「口供有脅迫偽造不實之虞」，在記憶中到民國80幾年新聞報導警察辦案還有刑求，回到38年老粗軍人辦案應該是有刑求。法官審訊犯人的口供都要經過犯人過目簽名（畫押）。上述判決書的內容如果是軍方捏造的，挨打也不能簽名，為何簽名？根據山東文獻第十五卷，第三期，濟南第一聯中劉澤民校長的文章〈張敏之故校長之二三事〉，其中他曾夥同多位民意代表訪保安司令部，力陳張校長冤枉，「副司令彭孟緝答應問案時可派人來參觀」。這一句話如果不是劉校長記錯，可以證明即使在澎湖有刑求，保安司令部對張校長不會刑求。因為他們准許民意代表問案時參觀，不光不會用刑，也不怕張校長在民意代表面前說出先前是刑求逼供為由推翻前供。 「速審速決」在臺灣張、鄒案不是獨一無二，第一個搶銀行的李師科就是速審速決。郝柏村當閣揆時也有一案，除了速審速決，還電視播放行刑的畫面警告世人，這是根據當時的社會情形決定的。 「本案偵查者，亦為審判者，兩者角色衝突矛盾」，在當今法院來說確實不妥，民初到撤退到臺灣，偏遠縣市無法院都是縣長升堂問案，就是一人幹兩角色。38年是戰時又是軍法沒有現在法院這麼周延的制度，李振清沒有問案就刺刀穿學生也沒犯法。所以今法不能判古事，戰時異於承平。茲舉戰時快審簡審殺大官一實例於下： 抗日戰爭初期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也是方面軍頭，處處與老蔣唱反調，兩人心裡都有疙瘩。韓是西北軍頭馮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不聽老長官馮玉祥的勸告，不聽戰區司令的軍令，與日寇勾結，不戰撤軍，被老蔣誘捕軟禁在武漢一處樓上，1月23日指派何應欽、鹿鍾麟、何成溶為審判官，徐業進、賈煥臣為軍法官，組成最高軍事法庭，以西北軍的鹿鍾麟為庭長會審西北軍韓復榘。 法庭沒要韓出庭，經過研究來了個缺席審理，給韓復榘定了十大罪狀，判處死刑。這十大罪狀是：一、違抗命令，擅自撤退；二、按兵不動，擁兵自保；三、勾結日寇，陰謀獨立；四、收繳民槍；五、縱兵殃民；六、派銷鴉片；七、破壞司法獨立；八、擅征和截留國家稅款，破壞稅制；九、侵吞國防經費；十、擾亂金融。 1月24日晨，有人上樓對韓復榘說：「何部長請韓主席。」韓復榘便由樓上走下來。剛走到樓梯底，身後忽然槍響，韓復榘一驚，大呼：「有，有刺客！」接著又是一槍響，韓復榘立定不動，隨即槍聲再響，他倒了下去。 以上的審判與行刑只有一天，比瑜文評論的還甚十倍。依今日法界來看，應大喊這是謀殺！但韓復榘的死後沒有受到各黨派的聲援，共產黨執政也沒給他平反。這就是戰時異於承平。 張敏之等蒙冤喊向蔣中正 瑜文293頁說：「1952年6月25日，革命實踐研究院研究員談明華藉蔣中正總統接見之機會，陳書疾言，指陳張、鄒兩校長及諸受難同學蒙冤遭刑，冀為其平反。蔣中正總統聞言，批交參軍處，並批示註明向當時已高升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李振清詢明，並具實陳報。」承辦人是總統府中將參軍張家銓，他向參軍長桂永清陳報張敏之係屬冤抑。其中的理由有：「當年山東學生抵達澎湖後多有謊報年齡，且有不願服役之具體事 證；」「又張、鄒兩人維護學生心切，過度發言，且多牢騷，亦為事實」 評張家銓的假話 評「謊報年齡」？ 當年編兵時大小通吃，高矮全要，根本沒問年齡， 就算真有謊報年齡的與抓匪諜扯不上關係。流亡學生的年齡與現在的學生不同，八年的抗戰與國共內戰，鄉村無學校，大多是超齡就學。政府戡亂失利各地淪陷前，不少年輕的公務員跟著流亡學校當學生逃難，編兵後的初中團有25歲的。 評「不願服役」是真的，但在廣州無處逃命的情形下，協議來臺當半軍訓半讀書的兵，四聯中是聽說軍方不讓半讀書才流血抗爭。其他七校沒提出當兵的異議。425大喊退伍復學是當兵六年後的事，不是張中將辦案時發生的。 評「張、鄒兩人維護學生心切，過度發言，且多牢騷，亦為事實」？ 這是煙台聯中發出耳語的假話，欺騙了八校師生（包括筆者），沒想到也 欺騙了總統府中將參軍張家銓。請看：「瑜文批評王培五說假話」這就是總統府中將參軍張家銓跟王培五一樣說假話，張中將沒舉出 「過度發言，且多牢騷」的事實證據。且編兵後校長沒有個別隨便向軍方發言的機會，請看劉澤民校長回憶文， 好像有一次八校長到澎防部開會， 也沒說張敏之特別發言。就算真是張、鄒兩人維護學生心切，過度發言， 且多牢騷，軍方就會因此殺七個人雪恨嗎？ 瑜文咬定總統府對保安司令部提出免復審不滿是自我猜想 不必逐條逐句辯論，蔣介石被尊為革命軍之父，退到臺灣兩岸瘋狂造神，都稱「民族救星」，「偉大的舵手」，等同皇上！軍人誰敢無理違抗他？1952年還沒老糊塗誰敢騙他？瑜文技巧地自稱「而總統府對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免予復審之處置，顯然不滿」。到處被喊「萬歲」的蔣介石，怎能對保安司令部「不滿生悶氣」？不知是醜化老蔣軟弱？還是美化他涵養好？說總統府不滿這是不懂軍中倫理的外行話，不必老蔣，就是參謀總長掌軍令權的上將下令，臺灣省保安司令部都不敢無理拒復審。必有理直氣壯拒復審的理由，希望層峰看到他們有理由有擔當，可以重用！ 論拒復審的責任 如果復審推翻原判決，比照上級法院改判下級法院的判決，原判法官無罪。如果被查出拒復審的理由是欺騙總統府與兩上將，可要背負冤殺張校長與欺騙總統的兩項大罪！因此拒復審料定是詳細考慮過理直氣壯的理 由。 看保安司令部所持拒復審的理由 （1）前39師政治部秘書陳福生不承認非刑逼供情事（按：校長遺墨只說學生受刑求沒說校長受刑求，為何認罪？）係李振清聽信受害學生所傳言，而張敏之等7人是否經受刑逼供未能確證，即所調查證據未能確認張敏之等有遭非刑逼供情事。 （2）張敏之等犯罪事實係經共同被告分別供認不諱。（按：這不是脅迫一人承認的孤證） （3）魯籍人士所提供之證據係張敏之過去經歷素行，無有力反證之效力，亦與犯罪事實無涉，不足證明張、鄒等應受無罪之認定，而相關證據不具參採價值，故無復審之必要，免予復審。 評：最早的耳語就是說張敏之過去的經歷素行，如是黨校畢業的，是忠貞的黨員，這不是有力的反證。如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的經歷素行比張敏之偉大得多，亡國前為留後路當匪諜被抓槍斃了；且亡國前軍政大員投共的很多。如美國調解國共停戰談判的三人代表：馬歇爾，張治中， 周恩來，亡國前張治中投共了。 煙台聯中的匪諜案，雖然政府給予平反等於推翻原判，但沒有公布原判無理判決的理論與證據，是「政治平反」不是「法理平反」。 中研院院士張玉法在內政部出席筆者與張彤的澎湖713碑文「辯論」時，民國98年5 月12日發表〈澎湖713事件始末〉，文末稱得到「平反」。經筆者當場評論是政治平反非法理平反，張院士同月20日再發表修正版，文末稱「政治平反」。 瑜文掛筆者的名錯寫臺中 425 事件 瑜文在296頁錯寫臺中425事件，說是筆者與馬忠誠在山東文獻寫的， 我們兩人絕不會錯誤說：「其中李樹民、唐克忠與營門衛兵發生衝突」。 這兩個人早就離開流亡學生部隊了，李樹民從挨刺刀後就不說話，以殘障身份退伍了。 唐克忠挨刺刀後考取政工幹校也離開了學生部隊，筆者這425的39位被逮捕者之一，當然知道425的全部經過，怎會寫他兩人在425事件中？ 瑜文把日期也說錯了，臺中火車站的一幕是4月19日，425是第一軍團政戰部主任易瑾拍著胸脯不會秋後算帳，學生兵從臺中回營房後7天食言逮捕39人的紀念日。鄭為元是駐新竹的第二軍軍長，不是第一軍軍長。與學生兵周旋的是第一軍團政戰部主任易瑾代表蔣經國去的。總之，瑜文這一段臺中事件全是假話還賴在筆者的頭上是小事，全假話寫在國史館裡可是大事。 參、瑜文的連番大假話與證據 沒有的事說有是造假，有的事說沒有也是造假，尤其寫歷史的人說影響歷史的假話更不應該。筆者姓黃找到姓黃的寫「隱惡揚善」的歷史，只得大義滅親不護短。 瑜文297頁寫：「張敏之三子張彤為父平反，認為本案冤死者應於澎湖建碑予以紀念，遂向民進黨、行政院等機關進行陳情。 2007年7月，行政院秘書長陳景峻交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委張景森進行規劃；……另碑文請受難家屬張彤出面邀集受難家屬共同撰擬，『日後 兔遭物議』。」 以上建碑經過看起來寫得好像很周詳，其實，豈止遭物議，隱瞞了發生過重大的風波，還是起自黃翔瑜助修向筆者「揭發」張彤暗改國史館審查過的碑文引起爭議。 下面是事情的經過：民國97年12月16日聯合報刊載 713澎湖事件紀念碑揭碑的照片，用放大鏡看到碑文如下： 「一九四九年國共戰火燎遍中國，約八千名山東地區八個中學師生， 顛沛流亡，暫抵澎湖，『以期遷臺復校』，七月十三日，澎防部司令李振清強徵學生充軍，『八校總校長張敏之』『煙台聯合中學校長鄒鑑』據理力爭，『三十九師師長及政工等人即製造「匪諜案」誣陷』與另五名學生同被槍決。該案株連極廣，苦毒萬狀，受難師生被冤判死刑者七名，遭脅迫『填海』入獄感化亦有多名，更有數千人充軍，為白色恐怖一大案， 為紀念張鄒兩位校長及『眾多莘莘學子，犧牲生命』，特立此碑以慰逝者」。 筆者向內政部營建署反映碑文錯了，他們回答只管工程碑文歸國史館，筆者向國史館發電子信詢問，國史館的助修黃翔瑜先生以國史館函用紙回覆如下： 怕原函看不清楚，打字抄寫於下： 端禮先生大鑒： 本年1月18、20日與2月4、15等日，來函敬悉。感謝指教。因本館電郵系統修復故，致函延岩，至感歉仄。 有關先生函示713澎湖事件碑文案，本館非本案之主管機關，亦非碑文撰寫者，又未被委託進行碑文審查。先生對碑文史實如有疑義，請逕洽主管機關辦理。 先生如有713澎湖事件相關史料，歡迎移存本館典藏，俾提供各界參考。知關錦注，特此奉達，順頌 大安 國史館 黃翔瑜 敬上 2009/03/02 筆者根據國史館回復的信，再去函給內政部營建署好好發頓牢騷。內政部營建署寄來國史館審查碑文的來往5張公文影本，顯示國史館的覆函是公然說假話。 下面的公文影本為了節省篇幅只貼出國史館審查碑文有關的2張，開會通知（筆者與張彤等於辯論）1張，出席單位有國史館（是黃翔瑜出席）。 內政部發出修改碑文函1張（國史館一定有收存）。 筆者接到內政部營建署來的公文影印本，心軟沒把此事呈報國史館長，不然黃助修可能要受到處分。電話向黃翔瑜助修質問，他瞬間語塞， 筆者根據內政部營建署准許張彤改國史館審查過的碑文，把煙台聯中的總校長張敏之升為8所聯中的總校長，壓得7校學生議論譁然。筆者出來向內政部「告狀」，請求在內政部與張彤辯論碑文的真假。內政部同意，下面是開會通知公文影本。 下面是張彤三次放棄辯論，內政部授權筆者修改碑文發出推翻張彤寫的碑文公函影本。 由以上可以看出黃助修應該知道內政部營建署張彤聯合作假，不揭穿內政部營建署與張彤的作假，還寫假話文章粉飾張彤寫的碑文「沒受到物議平安無事」。以上是黃助修處理歷史談歷史的品格。 參、 評瑜文的結論 瑜文的結論都是在前面分段討論過的，筆者也跟著評論過了，在此省略逐條評論，茲選特殊情形的評論。 瑜文在298頁說：綜觀本案的脈絡發展實與李振清之作為相屬，從國防部軍法局、國防部後備司令部等來源檔案，及補償基金會補償書類等諸卷帙顯示，可知「713澎湖事件」導因於前，致「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發生於後，李振清一等難脫干係。 評：「713澎湖事件」是臨時突發單純的事件，而且是住馬公島的濟南第四聯中「惹事」，怎不抓第四聯中總校長弓英德？偏偏抓煙台聯中的張敏之，不是太玄了嗎？筆者認為煙台聯中的匪諜案是導因於煙台聯中學生的兩封毛語錄信，不是導因於713事件，不應轉移匪諜案的焦點。 瑜文：當1949年9月底冤案爆發，至12月1日7名師生執刑期間，韓鳳儀等正在澎湖如火如荼地大肆搜捕師生，遑論面見彭孟緝或企圖影響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之審判；再以韓鳳儀軍中資歷，應無能力，也無必要去影響彭孟緝的看法。又1949年10月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副處長舒紹鴻等赴澎接手偵查，故張王培五、陳芸娟等說法，須重新審酌。再者，相關檔案已透析出李振清之關鍵地位。在偵結與判決書一貫脈絡下，其根源均係起於 1949年8月18日李振清一紙舉報島內潛伏張盟（有時寫孫盟那個對？）匪諜信函，無端地揭開整起冤案序幕； 評：筆者與八校同學不知道煙台聯中的兩封毛語錄信時，都大罵40 軍瘋狂抓匪諜蹂躪同學，天天小組討論會，「匪諜自首無罪」，「5人聯保」「橫的管理」，晚上睡覺早上少了一個人猜疑是「海拋」了（沒有海拋）。 筆者兩本書中都有「人人自危的抓匪諜」的小題。看到瑜文從檔案中找到兩封毛語錄信，現在才諒解40軍瘋狂抓匪諜。如果讓匪諜得逞，臺灣島上的人會過今日的生活嗎？按那兩封信的文句，與寫信人的年齡，如果是匪諜都會懷疑有上級領導，倘瑜文的作者擔任守衛澎湖的的司令，能不讓手下的師長抓小匪諜的領導嗎？ 再說陳芸娟學生時期寫的畢業論文類作業簿，當時匪諜案的檔案沒有開放，耳濡目染父輩跟著王培五喊假話（包括筆者），今天搬出陳芸娟助講，而且與瑜文282頁重批滿口假的人並肩「上陣」，何必拉著她蹚這渾水？ 瑜文299頁第23行起：「張、鄒兩人為爭取學生受教權益，正色赴死，值世人同情。而澎湖軍方不明事理，私心作祟，相關處置失當，致 發生流血「713澎湖事件」。事後，又「挾怨報復」，將一干師生置之死罪。 筆者也正色評論：「張、鄒兩人為爭取學生受教權益」？當兵幾個月後從煙台聯中同學耳語中聽到這句話，八校只有四聯中大喊「受教權」， 因此認為張敏之校長是支援四聯中蒙冤死的，所以筆者大喊張敏之校長冤枉60年！戒嚴時期小聲偷喊，解嚴後有憑有據的用筆喊，寫過「比二二八還二二八」，錄用在《山東人在臺彎》鄉野篇，也被瑜文推崇的陳芸娟碩士論文當資料之一，中央研究院影音網站有筆者97年的錄影談話都說張校長死得冤枉。1298年被張校長夫人母子「震耳欲聾」的大假話震醒，詳讀濟南第一、三聯中校長的回憶文，才知道張校長根本沒向澎湖軍方提出學生的受教權，著有《澎湖713的真相》與《搶救真史》為證。 請黃翔瑜助修不要忘了，他大作的第282頁曾說張敏之沒有與李振清系爭場景，就是沒有替學生爭受教權的機會，請看：「瑜文282、283批評王培五說假話」。怎麼到最後否定自己前面批張家說假話，自己也幫張家說假話：「替學生爭受教權」？要讀者相信黃翔瑜前面批王培五假說張校長替學生爭受教權跟李振清系爭？還是相信黃翔瑜回過頭來自己說張校長「替學生爭受教權正色赴死」？那個是真話？這又像黃翔瑜對張彤一樣，已經知道張彤偷改國史館審查過的713事件碑文，後面又說張彤寫的碑文沒有受到物議安全通過，要讀者相信前者？還是後者？瑜文隱瞞了國史館內有內政部推翻張彤寫的碑文那張公文，日期是：民國98年8月12日。文號是：台內營字第0980807201。可見同一論題左右搖擺自相矛盾者，雖居於廟堂（國史館是總統府的附屬機關）以不實語言「仰首伸眉論列是非」， 豈非輕青史誤導世人？ 插兩段張敏之校長不是「替學生爭受教權正色赴死」的參考文。 下面是《山東文獻》第十五卷，第三期，濟南第一聯合中學的校長，劉澤民先生寫的〈張故校長敏之二三事〉，其中可以看出頂撞李振清的是劉澤民不是張敏之，劉文說：「山東省政府已知因編兵問題，造成衝突，恐事情擴 大，派秘書長楊展雲、教育廳長徐軼千、財政廳長石中峰及名流傅立平、 史耀東、劉振策等來撫慰溝通。澎防部重要人員都參加，李司令官及韓鳳 儀亦在座，發言極為踴躍。最後要聽聽各位校長意見，大家都明哲保身， 噤若寒蟬。我按捺不住，立即起身發言，……散會後立平與耀東兩兄來勸 我說：話是很對，在此情況下，犯不著得罪這些愚昧悍將，行動要特別謹 慎！兩兄關垂，銘感五中。……乃赴敏之兄處辭行，因晚上我要隨山東省 政顯要及名流同船赴台。我對敏之兄說：為學生問題，嫌隙業已造成，處 處要小心。我今天在會上所講的話，可能更引起他們的仇視，萬一問題發 生，我首當其衝。如我走後，其次就是你！」（劉校長寫這篇回憶文時應 該還有其他校長老師在世，不可能是他自己的獨白）。 「……不久忽聞敏之兄在澎湖被捕，不勝詫異與憤怒，各方奔走與呼救，效果不彰。忽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紹公（德純）於某日下午由大陸飛抵臺北，（劉校長與秦主席熟悉）……秦紹公進公館，我搶先出迎，問好並道辛苦，紹公很驚異握住我的手說：你怎麼會在這裡？！我說：有事向紹公報告，他說：坐下來談！當將敏之兄被捕冤屈經過說明，並請營救。紹公問：張校長有沒有問題？我說：他沒有問題，他是老國民黨最忠實同志， 我們相交二十年，瞭解最深，如有問題我以身家性命作保！他安慰說： 明日我找陳辭修談此問題，並深入瞭解，絕對不讓張校長受冤屈。他拍拍我說：請你放心。此時請見人很多，我即辭出，有某人即隨我同行至我住處，對我說張校長有問題，而且證據確實，最好你不要多管！我說他有問題？如有，我願同罪，不歡而散，心中忿憤不平，久久不已。」 根據上面這兩段劉文，8校校長同時參與澎防部會議的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會中唯一不客氣發言者劉澤民沒被抓，713「鬧」出流血事件的弓英德總校長沒被抓。被抓的靠夫人編織713槍聲大作，子彈橫飛，張校長為了學生跟李振清吵架。被捕後山東省主席救不下一位山東中學校長。最後不知是誰想出「為爭取學生受教權益，正色赴死，」給黃助修作結論，知道實情的流亡學生怎能認同？ 瑜文在299頁又說：而澎湖軍方不明事理，私心作祟，相關處置失當， 致發生流血「713澎湖事件」。事後，又「挾怨報復」，將一干師生置之死罪。 評：這個話題在前面「評論瑜文的結論」第一個評論就說過了，「抓煙台聯中的張校長與四聯中的713無關」。再說對「713事件，」「挾怨報復」，就算澎湖軍方也跟瑜文一樣糊塗報復錯了，713「鬧事」已經用刺刀刺傷兩個人了還嫌不夠，再找臺灣保安司令部協助再殺與713無關的7個人洩恨，誰能相信這個報復的理由？寫到這裡可以看出瑜文的立論不合道理，甚至前言不副後語，這是一篇不成功的論文。 伍、結論 瑜文的305頁附錄：「1949年10月底運臺審判之45名山東師生刑度一覽表」，看到有兩位老師遣返大陸，是28歲的蘇若冰，與37歲的季道章。 筆者想問：既然把兩位老師遣返大陸，把張敏之等7人也遣返大陸不好 嗎？免得讓人罵白色恐怖濫殺校長與學生，非要槍斃不行真像有仇似的。 是什麼仇？替張家仗義執言的名人群說：張校長「替學生爭受教權」。 再加當年總統府中將參軍張家銓調查報告也說：「張、鄒兩人維護學生心切，過度發言，且多牢騷，亦為事實」。這些說詞前面申論過都是假編的，就算全是真的，問問今日黑道的老大，以他們的狠規矩，張校長這樣的行為能殺7個人嗎？殺了7個還嫌不夠，還要在臺北內湖與澎湖設兩個新生隊，感訓被槍斃者的學生。這樣還嫌不夠！還要把3女一男送「火燒島」唱小夜曲。仍然嫌不夠！還要把山東7所聯中的總校長與山東教育廳的官員通通再關起來，等調查後由民意代表來保出去。就因為王培五、張彤、張玉法、許文堂、管仁健、總統府中將參軍張家銓、黃翔瑜，這7君子異口同聲說的張校長「替學生爭受教權」這樣的罪狀，惹得李振清一連串的「報復」！台灣保安司令部的熱心配合，大殺沒有證據的「替學生爭受教權」者，讀者們誰能相信？筆者認為：只有國共奪江山殺紅眼時才會這樣？！放回兩個回大陸，不知是否能不殺就不殺？誰還有更合理的解釋？ 面對超過臺灣強颱大浪的紅潮隨時可能吞噬臺灣小島，看到當兵4 - 7 天「匿名連發毛語錄信，大罵臺灣偽組織，問解放軍到哪裡了？」瑜文說是青年學子4—7天是「日積月累」受壓迫的牢騷私函；看到張、鄒兩位沒受刑簽名承認的附匪供狀，說是孤證不足採；批張家說假話當煙幕，然後處處引用張王培五的假話回憶錄。這樣的論文很難讓筆者大聲鼓掌，只能說：對黃翔瑜助修的大作不以為然 !』 四位基督徒身分有受害者、受害者家屬、作家、歷史家，然而對本案的看法卻形成對立。 在回憶「澎湖有史以來第一大事」文中， 黃端禮反駁管仁健的說法(03/06/2011)： 『澎湖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七月來了八所國立聯合中學，約98％的男生在這裡被迫放下書本當兵保衛澎湖五年。與大城市比澎湖算是荒涼的群島，能有八所國立聯合中學到此入伍從戎算是澎湖的大事！在這一過程中曾有兩位學生在入伍當日挨了刺刀，不久又有一位總校長，一位分校長，五位學生，被以匪諜罪名由澎湖送台北槍斃了，這也算是澎湖的大事吧！所以澎湖的網站應有這段大事的記載，可惜管仁健先生錯用別人的假話，上貼了一篇假話澎湖的大事記：[人間] 台灣的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 ◎管仁健 這篇假話不光扭曲了歷史真相，也讓菊島網站跟著假話蒙羞，請看下面我這事件主角的話： 我是山東流亡學校史中知道最多的主角二人之一，這個說法是因為山東流亡學校來到台灣遭逢三大災難，「713刺刀殺學生」我與沙紹義在場；「煙台聯中的師生匪諜案」我深入思考；八聯中學生爭取退伍復學的「44年425台中事件」關起39人以匪諜偵辦我與沙紹義都參加了，都被捕了，一起被洗腦七個月，因此我與沙紹義是山東流亡學生中經歷災難最多的。我又在內政部、國防部、國史館、歷史學者的聯合會議上，推翻了煙台聯中張敏之校長的小兒子張彤，替張校長表清白的假話，內政部與我共同刪修澎湖713紀念碑文。所以我是唯一知道山東流亡學校史最多的一位。 我離開大陸下船踏上澎湖的土地，拿起槍保衛澎湖五年，因此澎湖是我的第二故鄉。管仁健先生貼的；[人間] 台灣的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曾經貼在「澎湖713網站」，被我這故事的主角揭穿謊言，他的回答「等他查證後再答覆我」，結果，沒答覆我收灘子跑了，再在這裡看到這篇假話文章。我這半個澎湖人有權，也有責任把澎湖這段歷史說清，下面說這件大事完整的經過： 一、 山東流亡學校的形成（八校茲寫我所屬的學校為例）： 1、與父母生離死別的一刻 國共內戰的前段還打打談談，到了最後共軍的實力足可與政府攤牌一搏的時候，國軍陣營中的原軍閥傅作義，在北京一槍沒打投降了，致使共軍很輕鬆的節節南下。山東省在失守前很多中學追隨政府南遷。就拿我們嶧縣中學為例來說，學校因為國共一兩年的拉鋸戰，被迫從縣城遷到離戰場較遠的運河南，「偏安」在程莊一家土牆草屋的宅院裏。當戰火快蔓延到縣境的時候，校長宋東甫先生在大操場集合師生，以嚴肅的態度向大家宣佈說： 「學校從現在起停課，各位同學趕快回家告訴家長，學校跟隨政府南遷。願意跟學校走的準備錢和必要的衣物三天後到學校集合出發，不願走的留在家中自修不要到學校了。」 校長講完話同學們各自拿著東西匆忙回家。我的父母聽到我和姊姊轉達校長的話，認為學業不能廢，不管是政府號召或是接納追隨，跟著學校讀書就好，遂決定讓我和姊姊跟隨學校讀書。說到這裏我的母親已經是淚流滿面了！「兒行千里母擔憂」，面對從來沒出過遠門的兒女驟然在戰亂中遠行，和生離死別又有何不同？當爹娘交代幾句類似遺言的話，我和姊姊不敢大哭，淚水包著眼珠吞聲點頭已是心亂如麻。 我的復禮堂兄因為父親（我的三叔）已去世，家中兩弟尚小與母親無人照顧，身為長子自感責任重大，故決心不跟學校走。我的父親會同我大伯父力勸要他與我同行，並說家中三嬸子與兩位堂弟由大伯父與我父親共同照顧。這才一起出來了我和復禮堂兄、我的姊姊素雅、大伯父家的仲雅堂姊、淑媛從堂姊、親表弟王毓槃一共六人。 雖然說是為了學業跟隨學校讀書，但亦有另一種用意，在那個時期能讀中學的大部分是富農地主或商人子弟。家長們雖然痛恨部分中央軍的「一掃光」，但對中共不准辯護的鬥爭會也有極大的恐懼。年老的在家一命交給毛澤東了！能出去的大孩子希望換個環境躲過這一劫，留條根。 民國三十七年（1948）十月十一日（重陽節）的上午，學校集合的時候到了，每人一床被子包著書籍和講義夾綁在小板凳上當背包，走到哪裡坐在小板凳上，膝蓋上放講義夾聽老師講課，全校編了一個大隊下轄大概是五六個中隊，只記得大隊長是任廣明，中隊長有王振起、孫景瑎、張冠五、孫 濤、孫玉箴（女生）等。沿途有鼓號樂隊吹著號像遠足一樣走向賈汪上火車，當火車開動的時刻女生一片哭聲，從那大家成了「羈危萬里身」的異鄉人！ 流亡的第一站是江蘇省立徐州中學，像今日臺灣鬧水災的收容所一樣，駐進省徐的大禮堂。大家打地鋪，夜晚上廁所的人踩到別人引起哇哇大叫，還記得文化走廊的牆上貼著一張醒目的壁報，是悼念學生周鵬先在火車鐵軌喪生的，周君遺像兩邊寫著「讀書未成身先死；常使眾友淚滿襟」的輓聯。十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再乘火車南下經浦口、下關、鎮江轉抵瓜州駐進水上員警學校。中學生大部分不認識草字，看到一張褪色的標語，寫著「行憲先聲」，最後這個聲字是草寫的，看起來像七風，有位走在路上看到什麼都要念出來的同學，大聲念「行憲先七風」，這個小插曲至今沒忘。聽說一個星期不會再走，我和復禮堂兄看到有人回家探望，也結伴回家再看看爹娘。 2、共軍換上了「人民解放軍」的臂章 我和復禮堂兄、徐文俊同學（他現在是北京的詩人）從瓜州經鎮江坐不要錢的火車（那時流亡學生坐車不要票）回到逃難的家──薛莊。父母看到我和堂兄回去，雖然家中已經很窮了，還是包了一頓牛肉水餃給我們吃。我知道家中沒錢不忍心再吃水餃。母親說： 「你們在外面一定吃不好，趕快吃吧！聽說中央軍是守不住的，到那個時候不要說沒錢吃，就算有錢也不敢吃，要是被兒童團聞香隊聞到了可不得了，我們全家吃最後一頓餃子吧。」我聽完母親這段話雖然心中很淒涼，還是強作鎮靜說了下面的話安慰父母： 「爹不是國民黨員，也沒做國民黨的官。帶兵打遊擊時是抗日也沒打過共產黨。共產黨也抗日，爹應該算是民族鬥士。更早當自衛團連長時雖然處決過一名土匪頭目，那是在戰場活捉的並不冤枉，而且因縣府受賄縱囚，激怒全連一致要求槍斃的。共產黨得了天下也會打土匪，所以不會替土匪報仇。請爹娘放心。」兩位老人聽了我這段話稍覺安慰，剛吃完飯不久，聽到北面運河一帶槍聲不停，機關槍的曳光彈閃閃發光。父親判斷是共軍大舉渡運河南下，要我和復禮堂兄趕快走，並且要再帶著大伯家的三妹妹、復兄的二弟弟一起走。 我背著一包煎餅準備在路上吃，連徐文俊五個人匆忙跑到縣立中學。兩位老師也是我的族叔祖介瑞、介瑩公也正準備要走，我們走進去剛坐下又進來一位我叫表兄的韓聘之。他說他在路上看到共產黨的部隊大隊人馬南下，胳臂上帶著「人民解放軍」的臂章。介瑞老爺認為這是共產黨以「弔民伐罪」的姿態正式大打仗了，決定馬上走。 ……………… 3、學校奉令整編 我三位姊姊在江邊終於盼到了我兄弟兩個衝出戰場回到學校。不久政府決定不讓知識青年留給中共所用，以「堅壁清野」的原則帶出這眾多學校。由教育部派員接待、輔導，並整編為八所國立聯合中學。那就是：濟南第一至五聯合中學、煙臺聯合中學、昌濰臨時中學、海岱中學。我們學校由嶧縣縣立中學改編為濟南第四聯合中學第二分校，學生原第一中隊改為第二十中隊依序向後排。因為我們是第四聯中，學生知道應該有一二三聯中，不知道是否有第五聯中，更沒聽說有煙台聯中，到了日後當兵學生混合編在一個單位才知道八校的名稱與各校的總校長，分別是： 一聯中：劉澤民 二聯中：陳震 字子雷 三聯中：王志信 四聯中：弓英德 五聯中：毛儀庭 煙台聯中：張敏之 昌濰臨中：杜仁山（未到職）主任劉書芬代 海岱中學：校長不詳 這時國共的徐蚌會戰方酣（共軍叫淮海戰役），十一月二十四日晚再乘火車南下，車抵上海停了一段時間沒人敢下車，到了衢縣車站一簍一簍賣橘子的很便宜，大家都搶買橘子全車都是橘子味道。經過江西某段，火車比牛車還慢，有人跳下去還能再爬上原來的那節火車。經過七天七夜抵湖南郴縣，次日原車回頭開到棲鳳渡，步行到洞尾村，住進了李家祠堂。那間祠堂很大，與祠堂相連的房子好像是「適存中學」，北方學生第一次看到湖南人做米飯。用木板像做水桶似的做成一層大蒸籠（桶），先把米放在鍋裡煮半熟，撈出來再放在蒸桶裡蒸。全校同學就吃這沒有菜的白飯。 4、登上不守信的船 不久政府決定偏安臺灣，這八個國立流亡中學，從山東離家經過幾個省沿途都有專列的火車輸送，到了廣州來臺灣這一段聽說有一些波折，有關人員如何協商的，我當時只是一介學生不知詳情，只是在黃埔上船前後聽老師說：「到臺灣一半受軍訓一半讀書」。也就是說「一半受軍訓一半讀書」是協商的結論。茲將山東文獻雜誌社出版與發行民國八十五年（1996）初版的山東流亡學校史，其中濟南三聯中校長王志信先生寫的八聯中來台經過，有關廣州到臺灣部分，扼要摘錄於後： 「流亡學校到達廣州，教育部毫無善策。適時任國防部次長兼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到廣州，他非常贊同八聯中赴台。東南長官兼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亦到達廣州，秦主席向陳誠面商學生赴台事，陳誠慨然應允。 教育部同意各校遷台後，即與國防部、山東省政府、東南長官公署會商學生去台後的安置辦法。於三十八年（1949）六月二十日以穗中字第五四一一號訓令，頒發八聯中員生安置辦法要點如次： 一、 十七歲以上及齡男生集體從軍，不得任意進退。該項學生保留學籍，對各年級應修之主要課程，仍得繼續補習，以完成其學業。應屆畢業年限學生，其成績考核及格者，照章發給畢業證書，就業或升學。 二、 幼年男生及全體女生，由教育部另行設立『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安置，自三十八年（1949）七月一日開始。規定學生名額二千名，按月發給膳食費，不得收受原在各臨聯中學以外之學生。該項學生逐年畢業後，不得招收新生，自然結束。 三、 該校教職員名額一四零名。此項名額遞減至學生完全畢業為止。 四、 自三十八年（1949）七月一日起，原有番號一律取消。」 據王志信校長披露的這份資料，與前面我所說的，上船時聽老師說：「到臺灣一面受軍訓一面讀書。」完全吻合。 民國三十八年（1949）七月三日濟南四、五聯中(可能還有昌濰臨中記不清了)從廣州的黃埔港登上九千多頓的一一五號登陸艇，艙底裝了幾十輛美軍二次世界大戰時用的戰車，與民國初年的銅硬幣。師生都擠在甲板上每人發了一大包餅乾，不知為什麼兩天後才開船。上面是太陽下面是鐵板同學們差點成了「人乾」！除了上面曬下面烤的「旱」災，又遭逢了兩次水災。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大水沖遍整個甲板。有的餅乾也被水泡了，剛剛用布擦用扇子搧乾了又是一次大水沖來。有人說是中共的情報人員故意打開船上的淡水阻止開船的日程，不知是真是假？到了七月五日開的船，經過三十四個小時七月七日到達澎湖駐進馬公小學。五天後老師要大家排隊到澎湖防衛司令部去點名，並說點名才有飯吃。我一面走著一面說： 「奇怪，女生為何不要點名就有飯吃？」一位比我聰明的同學說： 「我們一半受軍訓，就是準備八路（抗日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把共軍編為第八路軍）打來了要我們男生去『擋』，女生去有什麼用？」 大家七嘴八舌的走到防衛部大院。那是一處日本建的兵營，房子高出地面一公尺多，下面是一排排水泥涵洞可以隔地下的潮氣，玻璃窗兩側有線繩滑輪可以上下拉動，論建築的格局與品質在那個時候是相當不錯了。我們四聯中二分校的同學被分到進了營門對面那棟樓上。我心裏很滿意的想，有這樣「半受軍訓半讀書」的校舍真不錯！ 時間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越看越不對，老師沒來，也不准回學校，甚至沒有行動的自由。和從家鄉帶我們出來的老師隔絕了，像孩子失去了父母，可以用「心急如焚」來形容。我們問看管我們的下級幹部： 「怎麼沒有老師來給我們上課？」他得意洋洋的表示： 「你們已經編成兵了，上課能打敵人保臺灣嗎？以後要聽話，軍人以服從為天職。」 5、眼看學長挨了刺刀 同學們聽到已經編成兵了，老師們不再來上課知道上了「賊船」，憤怒和恐慌交織在腦際。不久同學們互相商議也互相通知，在七月十三日上午大家到大操場集合，然後衝出營門回學校。時間一到幾棟營舍的同學奔向大操場，準備出營門被衛兵擋住。很快營門與操場四周架上了機關槍，步槍也上了明晃晃的刺刀！同學們心裏想這是嚇我們的，從山東到廣州沿途軍、憲、警都給予乘車通行的照顧，食宿雖然不好，在戰亂中教育部也盡了最大的力量，把我們看成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來到有秩序的臺灣國軍絕不敢殺未成年的學生。高年級的學長帶著我們高呼口號： 「三民主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追隨政府的流亡學生萬歲！」 大家看著武裝部隊高喊： 「他們的槍是打共匪的，不能打學生，大家不要怕！」 我和同學劉俊超、家兄黃復禮、表弟王毓槃站在一起，都小聲說這裏不是在大陸戰亂的地方，他們應該不敢殺學生。不知道是我們天真還是他們野蠻，轉眼間一群軍官簇擁著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一瘸一拐的(他因作戰受傷)拄著棍子走上司令台，要學生代表到司令台前說話。這時從人群中走出了兩位學長，一位是我門四聯中二分校的李樹民學長，另一位是一分校的唐克忠學長。他們還沒走到司令台的近前，先指派好的殺手沒等學生代表說話，從身後猛然用刺刀刺傷了李樹民與唐克忠兩位學長！ 雖然是想用血來鎮壓反輟學的學生，沒準備置他們於死地，都是刺在上臂或臀部。被殺的同學疼得蹲了下去，鮮血流了一身，灑在自由中國的土地上，給自由中國留下擦不掉的汙點。我們不是殺人造反，只是一群沒成年的孩子要跑回學校，怎可用刺刀穿？這是國民革命軍的汙點，事後國家不糾正不處治就是國家的汙點。 這突如其來的殺人流血，確實震驚了全場的同學！十六七歲的孩子誰見過這樣的場面？正滿心想著他們不會用槍殺學生，一下子兩位同學滿身是血倒在面前。我們學校的李樹民學長離我只有五步不敢去救。有的同學流淚而不敢出聲，全場都面如土色，有的同學看到機關槍嚇得蹲了下去。我們都屈服在國軍的刺刀下，再也沒人敢提回學校三個字。 這裡要說的關鍵話：在馬公防衛部大營房刺刀殺學生，是濟南第四聯合中學沒有校長老師的一群學生。濟南第一二三聯中煙台聯中都住在漁翁島，都沒看到殺學生的場面，下午八校混合編隊時，在耳語中聽四聯中的學生說，上午因爭取半受軍訓半讀書兩位學長挨了刺刀，因此誰也不敢再提讀書的事。 6、煙台聯中的匪諜案 流亡學生大多只認識分校校長，因為他們是流亡前的縣市立中學校長或私立中學校長，是朝夕相處的校長，總校長是流亡時整編教育部派的，甚至有的學生沒見過總校長，各校的駐地相距百里當然更沒見過他校的師生。我們四聯中的學生推理想到應有一二三聯中，當兵混合編隊才知道有煙台聯中。當兵不久在耳語中聽說煙台聯中的總校長張敏之與分校校長鄒鑑被以匪諜罪槍斃了，又聽說張校長是因聲援學生的受教權被以「妨害建軍」栽贓匪諜罪槍斃的，八校的同學都相信這一說法，也視同自己的校長被殺一樣的感情。在戒嚴時期，在抓匪諜時期，沒有人敢再討論校長被殺的事。 直到退伍復學給校長平反的呼聲才浮上臺面，但是出現了令人不解的一片假話，煙台聯中說謊，推死去的張校長盜演了濟南第四聯中的713刺刀傷學生事件的主角，說被軍方殺學生是煙台聯中，假說張校長在場保護學生與李振清司令官吵架，誇大了「屠殺」學生的的場面，本來只有兩刺刀說槍聲大作，子彈橫飛，血流成河，很多學生四肢受了槍傷，這段謊話說得太玄了！子彈橫飛都沒打到頭上肚子上單打四肢，好像子彈有眼？又謊說七校都是張校長帶來的八千子弟，讓煙台聯中以外的聯中學生不瞭解不認同以上的謊言。發出一連串的為什麼？？？為什麼編假話替死去的校長喊冤？這些假話寫成了書—————「十字架上的校長」，這本書是張校長的遺孀王培五老師口述，高惠宇、劉台平二人整理的。 「十字架上的校長」不光把713事件的現場假話擴大，也把主角濟南第四聯中換成煙台聯中，更把不在場的張敏之校長化裝成事件主角。我找到了編這段謊言的首創者： 在「山東文獻」第十五卷，第三期的目錄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周紹賢」，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始終懷疑「十字架上的校長」其中的編兵經過謊言是出自周紹賢的手筆。因為該書的謊言，與我早年（民國六十幾年）看到在美國的華文報紙，周紹賢寫的編兵經過相同，可惜的是，當我看到說煙台聯中的校長在編兵的現場，與李振清、韓鳳儀周旋，槍聲大作，子彈橫飛，很多學生受了槍傷，一時生氣丟入垃圾桶裡，沒留下那張證據，一直不便直指周紹賢是713編兵謊言的根源。在山東文獻中，周紹賢寫的「澎湖冤案始末」，雖然沒有再寫：編兵時槍聲大作，子彈橫飛，血流成河，很多人受了槍傷。但還是找到了與「十字架上的校長」說的假話有很多雷同處。 我對煙台聯中的匪諜案有了進一部的認識，但不能找出正確的答案，根據張敏之校長夫人在回憶錄中說，是煙台聯中一分校的校長趙蘭亭向澎湖軍方檢舉張敏之校長是匪諜，至此，張校長等人是不是冤枉的？不敢論斷，但不是煙台聯中們說的澎湖軍方以「妨害建軍捏造匪諜罪」逮捕的，而是澎湖軍方據報逮捕張校長等人，那時辦案酷刑逼供應該有的，轉報臺北保安司令部可能沒聽張校長等人的辯護而判死刑。我們大膽批評的：假編虛假的故事替張校長喊冤，可能給人諸多懷疑？ 張校長的遺孀王培五老師口述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時，採用了周紹賢的假話，管仁健又抄錄「十字架上的校長」假話到處傳播。 九十七年，張敏之校長的小兒張彤，以一篇大假話申請民進黨政府給他父親在澎湖建國家紀念碑，國、民兩黨互為反對黨，是可以用白色恐怖來形容當年冤殺張校長，但不可以用假話，可能民進黨政府失察准了，因澎湖王縣長不同意在商業區建碑，拖延到馬政府接辦，承辦的營建署按照民進黨政府批准的碑文興建竣工，我看到碑文很多假話，更荒唐的，張彤是留美的博士，竟然不顧國家沒有這樣的體制，私自給他父親升官！升他父親是八聯中的總校長！要知道，聯中就不是正常的學制，因為流亡，把三所中學編為三所分校，上設聯中總校長，張彤要政府刻在國家紀念碑上他父親是八校的總總校長，能說不荒唐嗎？被我一狀告到內政部，要求與張彤辯論。內政部受理回信說： 「黃先生您好： 您於98年3月14日的電子郵件所提意見，茲答復如下： 有關「營建署國史館共同為假史護航建713澎湖事件紀念碑羞辱中華民國政府必須責成改回真史」一事，本部營建署將邀集國史館、國防部等有關單位及系爭兩造（端禮與張校長的小兒張肜）開會釐清史實。」 張彤如果出席就熱鬧了，除了請他收回升他父親八聯中總總校長的荒唐事，更要求替他母親的回憶錄公開聲明，盜用濟南第四聯中713事件是錯誤的，更公開宣佈八聯中的八千子弟不全是張校長帶出來的。可能張彤知道我將有前面說的這些要求，他沒出席，來信表示接受我黃端禮寫的碑文。沒想到張彤沒來反而跟與我同校濟南第四聯中的張玉法熱烈的辯論，真沒想到他是四聯中的學生，面對煙台聯中盜演四聯中的713事件，不加反駁，還以中研院歷史院士的身份幫煙台聯中的假話護航，更替煙台聯中的假話代言，如：他主張碑文有「妨害建軍」，「捏造匪諜罪」，我認為這是無據的猜測話，不可寫在國家紀念碑上。內政部採信了我的話，派兩位官員帶碑文草稿到高雄我家，由我全權刪修，然後官員與我共同簽字生效，並重建澎湖的紀念碑文。 張玉法不光在修正碑文會議上幫煙台聯中說假話，又以假資料給龍應台寫「大江大海」中山東流亡學校在澎湖編兵的部分，造成龍應台被騙寫假書，李敖根據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寫「大江大海騙了你」，李敖、龍應台都是因為張玉法的那篇假資料受騙。 下面是我給張玉法的信： 「玉法兄： 因為不願看到同鄉的歷史院士光環沉沒在龍應台的大江大海裡，所以 又向您進忠言。 龍應台的新書「大江大海」，因為書中有對山東流亡學生的描述，我在目錄中看到「棲鳳渡一別」的小節題目，知道是寫我們的學校， 書中是引用您的話敘述的，龍應台寫書前找您是最恰當的了，既是流亡學生又是歷史院士。寫這種書是可以用鋪排手法誇大描寫，但畢竟是以歷史為背景，還有幾百人（嶧中的學生）活著作證，不可以憑空捏造假話，更不可以技術誤導關鍵性的歷史醜化政府。書中確有這兩項情形，不知是龍應台造假？還是您說了假話？ 茲舉出「沒有的事」與「技術誤導關鍵性的歷史醜化政府」兩項： 書中敘述從棲鳳渡去廣州的的原文：「車頂上爬滿了人，孩子們用繩子把自己的身體想方設法固定在車頂上，還是不免在車的震動中被摔下來。火車經過山洞，大家都緊張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幾個人。慌亂的時候，從車頂上掉下來摔死的人，屍體夾在車門口，爭相上車的人，就會把屍體當作踏板上下。」 從棲鳳渡去廣州爬車頂是真的，全校在世的同學還有幾百人都可證明沒死一個人。從棲鳳渡到廣州沒有看到戰場，不是危機逃命怎會踏著死人的屍體上車？何況沒有死人。同學們互相傳述這段踏死人上車的說法，大家都說：「張玉法的光環沈沒在龍應台的大江大海裡」！如果是龍應台亂說的，您應該記者招待會說明是假話，我們很多同學（您要一百都有）願意作您的後盾！ 另一件是技術誤導關鍵性的歷史醜化政府，書中只強調學生不是來當兵的被強制當兵，老師為學生申辯。這是向政府耍賴的假話，教育部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穗中字第五四一一號訓令頒八聯中赴台後員生安置辦法為憑男生當兵。怎可以誣陷政府強編學生當兵？ 更嚴重的，書中原文說： 「以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為首，為山東流亡少年們奔走疾呼的七位師長，全部被當作匪諜槍決」。 七位師長是龍應台記錯了，被「當作」匪諜槍決是說政府隨便殺人，這是技術誤導關鍵性的歷史醜化政府的白色恐怖。 張、鄒兩校長案，八聯中師生都認為是冤枉的，但外人評論是懸案，政府平反是政治平反，不是證據法理平反。我們八聯中都說因為妨害建軍硬抓張校長，這是道聽途說，是自我想像的話。其實，澎湖軍方是根據有人檢舉才抓的，這話是張校長夫人回憶錄說的，「十字架上的校長」第162頁，第五行：「當年誣告敏之為匪諜的一分校校長趙蘭亭……」。 可見「妨害建軍」抓張校長是煙台聯中老師捏造的。 …………。敬祝 秋安 鄉弟 黃端禮 拜上」 這封信如石沈大海，因為他的假話被我揭穿，他既不能抗辯，又不願認錯，當然是石沈大海。 最後再談談管仁健先生貼的那篇假話文章： [人間] 台灣的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 ◎管仁健 我要問管先生，要讀者信大作的哪一段？ 我不是政治人物，曾經被白色恐怖關了七個月調查與洗腦，中間差一點被槍斃，與管先生的爭論只是爭歷史真相不是政治鬥爭，以客觀理性的態度提出對這篇文章的疑問： 先摘錄文章中的一段話看，是澎湖軍方給張校長羅織匪諜罪逮捕的 ，文章說 ： 而韓鳳儀為了想取代李振清「澎湖王」的位置，竟親自去台北面見陳誠，羅織張敏之為匪諜，也趁機分化李振清與這批山東學生的感情。在陳誠與韓鳳儀各懷鬼胎的合作下，台灣最恐怖的政治整肅案揭開了序幕。韓鳳儀有了陳誠這一句：「檢舉匪諜人人有責，你回去就告訴李振清，說是我叫你辦的，你是現任師長，匪諜出在你的部隊裡，你也脫離不了關係。」李振清自知無法再顧及鄉誼，只能將張敏之與八千學生交給韓鳳儀處理，自己去臺北參加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三個月的訓。韓鳳儀於是找了政治秘書陳復生，羅織了張敏之等一百名師生，嚴刑拷打後送往臺北市西寧南路三十八號，就是白色恐怖時期，人人談之色變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 再摘錄文章中的另一段話說是煙台聯中的分校校長檢舉張校長才被捕的，文章說： 「而當年誣告張敏之為匪諜的煙台一分校校長趙蘭庭，他的女兒與張磊竟成了同班同學，王培五就以聖經的話語提醒女兒：「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結果兩人成了好友，上一代的恩怨未曾波及下一代。」 按前一段文章的說法，是白色恐怖期間隨便羅織個罪名就抓起來槍斃了。按後一段文章的說法，是張敏之總校長的下屬趙蘭亭向軍方檢舉的。軍方根據另一校長的檢舉，才抓張、鄒兩校長。 請問管先生：我們讀者要相信前面的那段話？還是相信後面的那段話？又：韓鳳儀與陳誠的對話，管先生如何知道的，有文字的證據嗎？ 再：韓鳳儀想取代李振清的職位，他心裡的圖謀，管先生如何知道的？這樣圖謀長官的事會隨便說出的嗎？如果全是想像假編的，就不像基督徒寫的文章，也是拿讀者當小孩子騙。不是嗎？ 再看下一段是替國民黨抹粉 再摘錄一段讓人納悶的說法： 「王培五有次暫住父親好友家中，第二天一早出去辦事，回來時全家的行李卻已放在門外。她咬緊了牙根，沒掉一滴眼淚，帶著六個子女默默離去。最後靠著神的眷顧，在比高雄更南邊的屏東縣潮州鎮萬丹中學，她找到了一分英文教職，開始了艱困但有尊嚴的生活。」 既然是父親的好友知道她的丈夫張校長被以匪諜罪槍斃了還讓她暫住，證明確是好友，就算受到治安機關的壓力，也應該等她辦事回來說明原委讓她自己帶行李走吧？怎會不等她回來把她全家的行李放在門外？被人偷走了怎麼辦？不會說話的行李都不能等她回來，那麼孩子有沒趕出門外？ 既然治安機關趕盡殺絕逼他父親的好友不能短暫收留，憑一黨獨大的國民黨的力量可以控制全台灣學校的人事，屏東縣潮州鎮萬丹中學能有抗拒中央的膽量嗎？不光萬丹初中校長有膽量跟治安機關對上了，還有更多的高中都不甩治安機關那一套，請看文章說 ： 「王培五由於出身名校、英語流暢，加上教學認真，又有愛心，在萬丹初中很快就成了名師。潮州高中的教導主任，也就是名導演李安的父親李昇，禮聘她去任教。後來她又轉任善化中學、台南女中，最後北上成為超級明星學校建國中學的英文老師。」 我們相信國民黨在那個時代不要誰當高中老師沒人敢給張校長夫人聘書，難道張校長夫人是全台灣找不到比她再好的老師，全台第一名校建國中學不顧是國民黨討厭的人，非要聘所謂的「匪妻」不可？這樣說，不管是管先生，還是王培五老師，你們確實替國民黨臉上抹粉，證明白色恐怖是假的？有那麼多的文人校長都不怕老蔣，都跟治安機關唱反調，證明老蔣的白色恐怖是沒有牙的紙老虎，不是嗎？我要問：到底是國民黨給王培五一連串的教職，還是神的眷顧給她一連串的教職？ 再看文章中說： 「張磊因家境關係而讀了公費的護校，畢業後在立法院當護士。」 不可否認的，在立法院當護士一定比偏僻的地區待遇好，根據這一對母女的工作來看，真讓人摸不清國民黨的怪招，所謂的「匪妻」「匪屬」比普通人享了不少好像特權似的的優待！不是嗎?』 黃端禮問：為什麼編假話替死去的校長喊冤？ 『直到退伍復學給校長平反的呼聲才浮上臺面，但是出現了令人不解的一片假話，煙台聯中說謊，推死去的張校長盜演了濟南第四聯中的713刺刀傷學生事件的主角，說被軍方殺學生是煙台聯中，假說張校長在場保護學生與李振清司令官吵架，誇大了「屠殺」學生的的場面，本來只有兩刺刀說槍聲大作，子彈橫飛，血流成河，很多學生四肢受了槍傷，這段謊話說得太玄了！子彈橫飛都沒打到頭上肚子上單打四肢，好像子彈有眼？又謊說七校都是張校長帶來的八千子弟，讓煙台聯中以外的聯中學生不瞭解不認同以上的謊言。發出一連串的為什麼？？？為什麼編假話替死去的校長喊冤？這些假話寫成了書—————「十字架上的校長」，這本書是張校長的遺孀王培五老師口述，高惠宇、劉台平二人整理的。 「十字架上的校長」不光把713事件的現場假話擴大，也把主角濟南第四聯中換成煙台聯中，更把不在場的張敏之校長化裝成事件主角。我找到了編這段謊言的首創者： 在「山東文獻」第十五卷，第三期的目錄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周紹賢」，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始終懷疑「十字架上的校長」其中的編兵經過謊言是出自周紹賢的手筆。因為該書的謊言，與我早年（民國六十幾年）看到在美國的華文報紙，周紹賢寫的編兵經過相同，可惜的是，當我看到說煙台聯中的校長在編兵的現場，與李振清、韓鳳儀周旋，槍聲大作，子彈橫飛，很多學生受了槍傷，一時生氣丟入垃圾桶裡，沒留下那張證據，一直不便直指周紹賢是713編兵謊言的根源。在山東文獻中，周紹賢寫的「澎湖冤案始末」，雖然沒有再寫：編兵時槍聲大作，子彈橫飛，血流成河，很多人受了槍傷。但還是找到了與「十字架上的校長」說的假話有很多雷同處。 我對煙台聯中的匪諜案有了進一部的認識，但不能找出正確的答案，根據張敏之校長夫人在回憶錄中說，是煙台聯中一分校的校長趙蘭亭向澎湖軍方檢舉張敏之校長是匪諜，至此，張校長等人是不是冤枉的？不敢論斷，但不是煙台聯中們說的澎湖軍方以「妨害建軍捏造匪諜罪」逮捕的，而是澎湖軍方據報逮捕張校長等人，那時辦案酷刑逼供應該有的，轉報臺北保安司令部可能沒聽張校長等人的辯護而判死刑。我們大膽批評的：假編虛假的故事替張校長喊冤，可能給人諸多懷疑？ 張校長的遺孀王培五老師口述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時，採用了周紹賢的假話，管仁健又抄錄「十字架上的校長」假話到處傳播。』 謊言的首創者周紹賢 黃端禮在「山東文獻」第十五卷，第三期，找到編製「機槍掃射學生」場景的原創者周紹賢: 『我找到了編這段謊言的首創者： 在「山東文獻」第十五卷，第三期的目錄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周紹賢」，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始終懷疑「十字架上的校長」其中的編兵經過謊言是出自周紹賢的手筆。因為該書的謊言，與我早年（民國六十幾年）看到在美國的華文報紙，周紹賢寫的編兵經過相同，可惜的是，當我看到說煙台聯中的校長在編兵的現場，與李振清、韓鳳儀周旋，槍聲大作，子彈橫飛，很多學生受了槍傷，一時生氣丟入垃圾桶裡，沒留下那張證據，一直不便直指周紹賢是713編兵謊言的根源。在山東文獻中，周紹賢寫的「澎湖冤案始末」，雖然沒有再寫：編兵時槍聲大作，子彈橫飛，血流成河，很多人受了槍傷。但還是找到了與「十字架上的校長」說的假話有很多雷同處。 我對煙台聯中的匪諜案有了進一部的認識，但不能找出正確的答案，根據張敏之校長夫人在回憶錄中說，是煙台聯中一分校的校長趙蘭亭向澎湖軍方檢舉張敏之校長是匪諜，至此，張校長等人是不是冤枉的？不敢論斷，但不是煙台聯中們說的澎湖軍方以「妨害建軍捏造匪諜罪」逮捕的，而是澎湖軍方據報逮捕張校長等人，那時辦案酷刑逼供應該有的，轉報臺北保安司令部可能沒聽張校長等人的辯護而判死刑。我們大膽批評的：假編虛假的故事替張校長喊冤，可能給人諸多懷疑？ 張校長的遺孀王培五老師口述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時，採用了周紹賢的假話，管仁健又抄錄「十字架上的校長」假話到處傳播。』 四位基督徒立場對立又互相指控，這是很嚴重的事情，張敏之校長夫人王培五老師口述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時，如果引用周紹賢的錯誤資料， 我的看法是「不忍苛責」，因為王培五老師本就不在現場，如果有人撰文回憶，很 自然會被家屬採用。 個人認為一位優秀的歷史家應該是個大偵探，能夠從蛛絲馬跡等微物證據找出真相，為冤獄平反。在此我提出一項有力旁證，解讀張敏之校長的冤情。 2013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建設「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海澱區四季青地區西山國家森林公園。 無名英雄廣場的花崗岩牆上則用陰文素鐫著846位在台灣被處決的「隱蔽戰線烈士」姓名，其中有部分為空白，代表未留下姓名的無名人士，以便今後隨時增補。 至今11年過去，張敏之校長冤死案中犧牲的七位師生，沒有一位被承認為中共烈士身分，這也說明犧牲的七位師生，沒有中共派遣人員在內。 張敏之、鄒鑑兩位校長因何事賈禍? 張敏之、鄒鑑兩位校長匪諜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中一段記載: 「其最顯著的不法行為，為聯中學生自煙台、青島等地流亡上海，轉赴湖南，於卅七年間途經杭州時，張匪敏之、鄒匪鑑、劉匪永祥等，藉端領導全體學生，搗毀杭州車站。」 山東籍國大代表裴鳴宇老先生，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他老人家始終奔走陳情，根據立法委員崔唯吾老先生(張敏之校長的初中老師)提出二十六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指出判決書十四項錯誤， 崔唯吾氏回去後，又派人送來立法院信紙，囑咐吳墉祥重新謄寫。 這一段記載的離奇之處在於「山東流亡學生」隊伍並沒有進入杭州， 如何在杭州火車站肇事 ? 此事卻在煙台二聯中流亡學生申志敏與申家祿姊弟二人的日記，巧合地留下線索。 「火車開到湖南省安化縣橋頭河鎮，這裡是煙台聯中二校預定復學的地方，但開課還沒半年，就發生一分校趙蘭亭校長跟二分校鄒鑑校長鬧不合的事件，兩派人馬為了拱誰當總校長，如何安排為數不多的經費，弄得相當不愉快。 爭執中趙蘭亭校長一度拔出手槍，誤傷煙台聯中的學生馬鴻福，學生們群起奪槍，用槍柄擊傷了趙蘭亭後腦，趙蘭亭則因為這個衝動的舉措，被迫離開聯校的隊伍。」 殊不知這匆匆落幕的校長之爭，已為這支流亡隊伍埋下凶險殺機。 澎湖713事件後風聲鶴唳，有人開始散播匪諜潛入這群「山東流亡學生」之中，濟南聯中跟煙台聯中的校長們雖然都願意為學生擔保，絕對沒有任何危險思想，但是謠言很快就吹到了張敏之跟鄒鑑兩位校長身上，一度傳出是他們授意或暗示學生製造反動抗爭。截至七月底，總共逮捕了上百位學生。 讓713事件擴大為匪諜抓捕，最後造成張敏之、鄒鑑兩位校長死刑，以及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五位學生被判處死刑的關鍵人物，居然就是那個獨自前往上海，轉進臺灣的趙蘭亭校長。因為爭奪總校長的舊故，他舉報鄒鑑、張敏之校長及其他師生為匪諜，才讓澎湖713抓兵事件演變為匪諜疑雲，成為「外省人的二二八」。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是沒有監督制衡的軍事單位。 2024/04/11我曾經撰文分析: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於1949年6月21日，是由下野的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台北召開東南區軍事會議，將嵊泗列島、舟山群島、福州、廈門及台灣融合成一個攻守整體，經行政院政務會議於7月18日通過，公署設於介壽館，名義上轄有江蘇、浙江、福建、臺灣四省。 1949年12月7日行政院遷臺，也搬入介壽館後，公署與行政院在角色及功能上都重疊，1950年3月15日，復行視事的蔣總統下令撤廢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人員與業務轉移至總統府及行政院。 僅僅運作8個月24天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卻留下多年難解的冤案，供人憑弔。其中原因值得深究！ 首任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轄下的江蘇省保安司令丁治磐、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福建省保安司令劉建緒、臺灣省保安司令彭孟緝成為雄霸一方的四大金剛。 陳誠，丁治磐、湯恩伯、劉建緒、經歷過八年抗戰。軍功顯赫。都是上將，唯獨彭孟緝資歷較淺只是中將。 「保安司令部」屬於戰時戡亂體制，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權於一身，沒有監督制衡的相對單位。 江蘇、浙江、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當時都忙於撤退工作、沒有真正實權，而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剛經歷過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危疑震撼風暴，台灣省保安司令彭孟緝卻是有實權的軍政長官。 1949年12月12日，〈中央日報〉與〈新生報〉均以黑體字報導「煙台聯中匪諜案」，說明前山東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等七人， 由大陸遷至澎湖後，因匪諜嫌疑被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死刑， 於三十八年報經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陳誠核准執行一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定兩位校長（張敏之、鄒鑑）五名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1949年12月6日，陳誠批示:照判執行，1949年12月11日，七人於臺北市馬場町刑場槍決，這一年，張敏之四十三歲，鄒鑑四十三歲。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號》，一般簡稱為《臺灣省戒嚴令》，是一個於1949年5月19日由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佈的戒嚴令，內容為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含臺灣本島、澎湖群島及其它附屬島嶼）實施戒嚴。 陳誠當時有三重身分，分別為「東南軍政長官」、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彭孟緝則有雙重身分、台灣省保安司令和臺灣省警備副總司令。 當其一意孤行的作為時，雖然有山東省議會議長裴鳴宇的辨冤書，立法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當時任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台灣省保安司令的彭孟緝一概置之不顧，時人有「戰亂時代人命不如螻蟻」的感嘆，在本案尤其明顯。 匪諜案爆發後，全案交39師少將師長韓鳳儀與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偵查，學生遭受酷刑逼供認罪，包括電刑、掌嘴、吊刑、鞭打或灌水等無所不用其極。 九月底，韓鳳儀向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報告，已破獲中共膠東區南下匪諜張敏之等數十名，保安司令彭孟緝即派保安處少將副處長舒紹鴻等三人親赴澎湖調查。10月6日舒紹鴻報告，已查出匪諜八十餘名或近百名，依李振清建議，將情節嚴重者解送台北，情節較輕者就地自新。 十月二十七日， 韓鳳儀將南下匪諜張敏之解送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繼續審訊，十月三十一日 該批嫌犯由馬公鎮搭海穗艦解往台灣基隆，交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繼續審理。 1949年11月1日，彭孟緝即派舒紹鴻為審判長，王傳鑫與陳煥生為審判官，審理匪諜案。 學生被迫當兵 只有軍事操練，不提就學讀書的承諾，引起學生不滿，胸中怨恨無處發洩，與同學通信發牢騷，住漁翁島的學生王治中(即王光耀)寫給朋友信中有詆毀李振清內容，又引用毛澤東言論，兩封信都被政工人員查獲。1949年8月18日澎湖防衛司令部司令李振清向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舉報，查獲澎湖島內匪諜分子，此時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仍為爭取學生半讀半訓協議四處求援，去信前山東省主席秦德純、前山東省教育廳長徐軼千，促請諸位山東大家長調查，信全被政工人員查獲。 39師少將師長韓鳳儀與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構陷張敏之校長的經過 根據曾經被扣案的「張敏之校長求救字條」記載: 『仲躋翰〔字墨園〕先生係空軍老軍官，赴馬公參觀，適逢馬公案情發生， 據云韓部欲加敏之以妨碍建軍罪，學生受酷刑逼學生承認匪諜，學生高聲說「是」即停刑， 逼學生說出作匪諜的介紹人，學生受不過，順口說「校中陳先生」， 問口供的說不是，再加刑，學生說苑主任，問口供的說不是，再刑！ 學生說:「張校長」，問口供的說：「對啦！ 對啦！你早這樣說不就好了嗎 ?」 孫盟組織我絕未參加， 在馬公韓部強迫學生承認匪諜， 並強迫學生牽掣我入案， 我被捕遭酷刑，韓部捏造口供， 強迫我繕寫簽字，來到台北等候法官二次傳訊，我一定要把以前被捏造口供的事實說明， 因為第一次法官問我的話很簡單，不讓我多講話。』 紙條中內容分析起來，可以察覺冤屈之所在。 仲躋翰字墨園 ，1885年出生，山東省黃縣海岱鄉河口成家村人。1916 年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5期步科學習，因學習進度延遲，與第7期同學畢業。1919 年9月，派任中東路護路軍司令部基層軍官。1923 年轉投晉軍，歷任山西學兵團連長、第9旅營長等職。1926 年9月任第46團團長，是年10月入晉綏軍軍官教導團受訓，旋調山西航空預備學校受訓。1927 年2月預校改稱山西陸軍航空學校，仍繼續受訓。1928 年8月任第3集團軍航空處處長。1929 年9月航空處改編為航空學校，改任校長。1930 年1月航空學校改為山西航空大隊，改任副大隊長，是年4月任大隊長，6月任反蔣聯軍第3方面軍高參，10月調任軍官教導團軍官第2隊隊長。1931 年10月任山西民航局檢查處處長。1932 年3月民航局改編為晉綏航空隊，改任隊長。1936 年8月任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第5期副主任，1937年6月任軍事委員會高參。1939 年6月任軍事委員會駐伊犁軍事研究所主任。1943年12月任第3戰區軍法執行部分監部分監。1946 年5月晉任陸軍少將，並退伍為預備役。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移居臺灣。1974 年在臺灣屏東病逝。 仲躋翰來澎湖後，赴馬公參觀，適逢馬公案情發生，因同鄉情誼告訴張敏之校長，39師韓鳳儀師長，欲以妨碍建軍罪誣陷張校長，並告知學生受酷刑逼學生承認匪諜罪，不料， 除了眾學生受酷刑取供，張敏之校長也遭酷刑，韓鳳儀部捏造口供，強迫張敏之校長繕寫簽字。 紙條中所提及的「苑主任」是苑覺非先生，乃前任台大哲學系主任教授苑舉正的父親。 紙條中所提及的「孫盟」是「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的簡稱, 在國民黨反蔣派別中, 孫盟是個較小的組織, 它於1945 年春在重慶開始醞釀, 1947 年春在南京碑亭坊東方旅社幾度秘密集會後, 正式宣告成立, 其目的是要從蔣政權內部分化瓦解蔣政權。 1948年春, 在南京賀耀祖的秘書龔雲村住宅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 通過孫盟的政治綱領, 提出以堅持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反蔣聯共為宗旨, 並在江蘇、浙江、南京、上海等地建立秘密組織, 運用各種機會與各種名義, 從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秘密開展反蔣活動。 回顧山東流亡學生的路程，很難想像在青島帶領學生流亡途中的張敏之校長，如何能分身去參加一個1948年春才在南京秘密運作的「孫盟」，又是未被公開的反蔣活動。 無奈當時國民黨剛從大陸敗退來台，處於風雨飄搖、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危疑震撼階段，對任何人都不敢信任，保安處少將副處長舒紹鴻任審判長，王傳鑫與陳煥生任審判官，審理匪諜案時。三人見到張敏之校長與「孫盟」有所牽扯，雖然張敏之校長的老師崔唯吾邀集山東來台的“省府委員” “議會議長” “立法委員” “國大代表”等要員名流二十多人，聯名致函，向當時任「東南軍政長官」、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的陳誠、台灣省保安司令和臺灣省警備副總司令的彭孟緝陳情鳴冤，也是無力為其平反，而鑄成遷台後最大冤案！ 構陷張敏之校長的內容從妨碍建軍罪開始，推導出匪諜，再構陷張敏之校長參加孫盟組織，把張敏之校長貼上一個「反蔣」的標籤， 難怪張公度參軍(中將參軍張公度即張家銓，是清代兩江總督張之洞曾孫，時任總統府中將參軍)初步調查後，認為書面資料沒有違失。 張敏之校長的老師崔唯吾老先生保證張敏之校長是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的第一期畢業生，堅定追隨政府才會來台，不可能「反蔣」，更不會參加共產黨，無奈逃難中的國軍看到黑影就開槍，主事者皆無暇追查真相。 現在來分析39師少將師長韓鳳儀與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的角色， 韓鳳儀師長經歷過國共內戰，手下只剩500多士兵， 李振清司令的40軍已被中共全部接收，他本人當時因為養病，不在 前線，因此是孤身一人抵達澎湖，二人見到八千位家鄉子弟來到澎湖，頓時對於東山再起充滿了希望，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揣摩上意之餘，當然對張敏之校長的不合作態度非常反感，把張敏之校長向敵我矛盾的方向推去，顯然最省力，澎湖案的發生，先天條件 俱足。 但是我在此必須提出一種可能: 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才最可能是中共派遣人員，製造冤案讓人對國民黨反感，才是他的最大目的。 動用刑求手段取供，把張敏之校長加入「反蔣」的孫盟組織， 構陷的內容匪夷所思，尤其孫盟組織是共黨新創的秘密活動， 所知者甚少，政治部少校秘書陳福生卻能引用自如，可見其身分才是更加可疑，不幸在兵荒馬亂的當下，無法深究了！ 王中逵老先生在澎湖見到真相 作者: 許劍虹、 江飛宇 既是抗戰老兵，也目睹山東流亡學生被迫參軍的王中逵先生。（許劍虹攝） 在1949年7月13日，發生於澎湖的「山東流亡學生案」，由於的確造成許多冤案，許多學生也被迫服役，因此被許多人定位為「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在近年逐漸成了台灣政界、史學界與媒體界關注的焦點。 比方說，在2014年底的九合一大選期間，就有人為了影響國民黨選情，捏造了無黨籍候選人趙衍慶先生的「山東流亡學生」受害者身份。而今年7月13日，又有個團隊打算出版一套以此事件做為背景的互動文字遊戲。話題是愈炒愈熱，但真相卻愈發模糊，許多人只知道這是白色恐怖第一案，其他就任由想像力發揮了。 不過，真相仍然非常重要，因此《中時新聞網》記者去訪問了真實親歷「山東流亡學生案」的其中一位受害者，家住台北市松山區的抗戰老兵王中逵先生，他認為這起歷史悲劇所代表的，並不是社會大眾所以為的白色恐怖事件那般簡單。主要是涉及到國軍內部的派系鬥爭，老人家認為整起「山東流亡學生案」的背後，還有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故事值得討論。 受害者不是只有老師與學生 首先有大眾常常被事件名稱所誤解，其實「山東流亡學生案」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八千多名集中在「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的師長與學生而已。王中逵表示，幾乎當時所有被集中在澎湖的山東人，都可以稱得上這個事件的廣義受害者。他們當中除了老師與學生，還有軍人、警察、國大代表甚至立法委員，所以他認為，此案應該叫「山東流亡者案」更符合事實。 比如說，王中逵雖為受害者，但他自己並不是流亡學生。王中逵在當時已經是陸軍的無線電通信員，並追隨山東省保安第3師師長張景月打了三年的抗日游擊戰，所以當案件發生時，他其實已經是名老兵了。那麼，為什麼身為無線電通信員的王中逵，會出現在澎湖呢？ 原來，王中逵剛剛撤退到台灣後不久，就得到張景月的邀請，希望一同回到大陸從事反共游擊戰。當時張景月希望與時任大韓民國總統的李承晚合作，以一艘國軍砲艦為基地，對山東沿海地區實施騷擾。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因此張景月到山東青年聚集最多的澎湖去招兵買馬。 由於王中逵具有操作無線電設備的技能，也就加入了這支張景月的反共游擊隊，與其他五十多名隊員前往澎湖。沒想到原本答應配合張景月計畫的澎防部司令李振清卻突然變卦，王中逵一行人抵達馬公後,就遭到李振清的軟禁。王中逵回憶，他們一行人被集中馬公的媽祖廟內管理，平時可以自由活動，但是不可以離開澎湖。 顯然李振清不僅想要強迫青年學子當兵，同時也想併吞張景月手下的游擊戰士。張景月這才知道李振清這個司令是沒兵的，才要如此抓員充額，當然也就不可能允許其他人也在此召兵。這才是當年的事實。 當年李振清為了召兵，出現許多令王中逵感到荒謬的情景，其中最感到怵目驚心的就是李振清連撤退到澎湖的數百名青島員警都不放過。這群員警為了抗拒強制徵兵，警察們一度還拒穿軍裝，而是穿著黑色的棉衣、架起了重機槍，如同作戰演習一般準備與李振清的部隊決一死戰。不過到最後，由於李振清的行動得到了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的支持，警察們最後仍只得被迫屈服。 到底有多少學生死亡？ 由於自己沒有被限制行動，王中逵在1949年7月13日當天，僅隔著一道圍牆，全程目睹到「山東流亡學生案」的經過。那天一開始是李振清將軍給學生們訓話，由於距離很遠，訓話的內容他並沒有聽到。不久學生們就開始起鬨鼓譟，顯然是對李振清的演說感到不滿。接著，被激怒的李振清一氣之下將手中的棍子給打斷，然後要求學生選出一位代表與他對話。結果沒想到，那名學生代表才剛到台前，就被衛兵以刺刀刺中臀部而倒地。很快的就有幾名士兵將該名受傷的學生抬了出去。在當下王中逵還真的以為那位學生是被抬去槍斃。 但出乎意料的是，沒多久那名學生又被抬回到了操場，而且屁股上很明顯的有包紮的痕跡。王中逵才鬆了一口氣，瞭解李振清將軍還不至於惡劣到對學生下毒手。不過，為了防止學生逃離，李振清的一些手段也確實令人不敢苟同。比如他會派士兵拿棍子到碼頭邊埋伏，只要有人想要搭船離開就會被打。 王中逵表示，當時許多女學生為了逃離澎湖，刻意與在馬公整補的海軍官兵交好。而這些海軍弟兄有不少人是畢業自青島海軍學校的山東人。女學生希望透過這些來自海軍的男朋友，可以偷偷搭乘軍艦逃離澎湖。結果，事蹟敗露，李振清下令士兵對所有靠近碼頭者都不分男女給予棍子伺候，導致許多想要結交海軍男朋友的女學生也跟著一起挨打。 誰該為「山東流亡學生案」負責？ 在那段時間有傳聞指出不少學生在睡覺時被裝入麻布袋丟到海中淹死。王中逵表示他也聽過這類說法，但由於自己並沒有親眼目睹過，所以也無法證實傳聞的真假。不過他以當年的親身經驗，證明祖籍山東清平縣的李振清將軍並沒有許多人講的那麼冷酷無情。 在媽祖廟與數百名追隨張景月到澎湖的游擊隊員、鄉長、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一起被軟禁了一段時間後，王中逵認為這樣不是辦法，於是決定親自去與李振清談。許多與他一起被軟禁的山東人都勸他不要自討苦吃，李振清若被激怒，是會命令手下衛兵把人押到沙灘上曬太陽曬到脫皮為止。 不過，年輕氣盛的王中逵沒有聽勸，真就一個人與李振清談了好幾次的話。據王中逵回憶，李振清其實算是很簡樸，平常在司令部時連參謀與衛兵都沒有，可以直接走到他前面對話。去了幾次後，李振清可能是被這個毛頭小子纏到不耐煩了，居然還開了一張通行證，讓王中逵等五名電台人員得以安全離開澎湖。 事後回想起那段歷史，王中逵認為李振清可能並不是壞人。因為李振清將軍不但是名參加過台兒莊大捷的抗日名將，而且在國共內戰期間，李將軍指揮的陸軍第40軍在河南省新鄉與安陽一帶多次擋住解放軍大規模攻勢達三年之久，可見李將軍能征善戰，並不是庸才。只是連年征戰損兵折將，且李將軍的軍閥習性很難調整，所以在擔心自己部隊可能被併吞的心理壓力下，產生了強迫在澎湖的山東人都從軍的想法。畢竟，對於當時的軍事將領而言，要是失去了軍隊，指揮官可能性命難保。更不幸的是，李振清的40軍大多數是河南人，所以才會以如此粗暴的手段，對待不願意屈服的山東知識份子。 但是「山東流亡學生案」鬧到那麼大，整起悲劇總該是有個元凶在。對此，王中逵表示，當時下野，而且人在中國大陸的蔣中正應該稱不上是這起歷史事件的主導者。老人家認為，當時握有台澎地區軍政大權的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將軍，才是真正該為此事負責。 原來在日本剛剛投降的時候，陳誠從黃埔系將領的本位主義出發，裁撤了大批抗戰有功的山東游擊隊。結果內戰爆發後，在山東境內戡亂的中央軍嫡系部隊在得不到地方民團的配合下而慘敗，讓使得許多山東籍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氣得喊出了「殺陳誠以謝國人」的口號。這就造成了陳誠的戒心。 考證錯誤 歷史動漫虛實不分 所以，王中逵懷疑陳誠是否想要利用這起事件來整肅曾經威脅要殺他的山東人士。尤其事件的主角，也就是張敏之校長，在12月11日被槍斃，剛好是蔣中正先生在12月10日抵台的第二天。王中逵確信，陳誠是想趕快趁總裁瞭解事件原委前先殺人滅口，以造成既定事實。因此王中逵認為真正該為這段歷史悲劇負責的人是陳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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