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反正 如皋日報 郝建榮(2015-12-02) 「民國滬上初版書」中，有一部對研究《紅樓夢》極有價值的書，即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以下簡稱《索隱》）。該「滬上初版書」扉頁上錄有周谷城先生一段話：「五四時期及其後的一段時間裡，中國幾乎變成了世界學術界的縮影，各種主義、黨派、學派、宗教紛紛傳入，形形色色，應有盡有。一個時間，中國歷史上出現了春秋戰國以後的又一次百家爭鳴的盛況，在學術思想界、文化教育界，產生了許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眾所周知，蔡先生這部研究《紅樓夢》的開山大作，曾轟動一時，並形成以他為首的「索隱派」。後卻被胡適先生以率先考證出《紅樓夢》所謂真正作者的優勢，登上全國紅學研究殿堂，同時將蔡元培先生的研究成果，斥之為「走錯了道路」 「大笨伯」 「猜笨謎」 「舊紅學派」。自然蔡先生的《索隱》，也從此被打入冷宮。可是，鄧小平同志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胡適所考證的那個曹雪芹，一直未得到文學界、史學界的完全接受，在公開出版物上，一直將《紅樓夢》書名和作者名，列為「中國未解之謎」。2014年4月，民國滬上初版書·複製版，又將蔡先生的《石頭記索隱》重新出版，並附有「出版人的話」。現簡錄如下：「如今的滬上，也只有上海三聯書店還會使人聯想起民國時期的滬上出版，因為那時滬上的新知書店、生活書店和讀書出版社，以至後來結合成為的『三聯書店』，始終是進步出版的代表，我們有責任將那時滬上的出版做些梳理，使曾經推動和影響了那個時代中國文化的書籍拂塵出現。」 筆者由此有幸讀到蔡元培先生的原著《石頭記索隱》，驚人地發現：在100年前，蔡元培先生就為我們將《紅樓夢》創作的主旨、朝代、地域背景、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作者到底是誰的線索，均考證出許多重要的史實，我們應該為其反正，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辨證唯物主義，以徹底解開紅學未解之謎，姑掇其要試言之。 一、首先得為蔡先生的索隱法正名 索隱法本來是古今中外考證文學作品常用方法之一。其實蔡先生當時在《索隱》第六版自序《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以下簡稱《商榷》）中，已經辯駁得很清楚。「胡先生謂『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作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的情節。又謂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作者究竟是誰？作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 蔡先生辯駁道：按考證作者、時代、版本之材料，固當尋求，從前王靜庵先生作的《紅樓夢評論》，有云：作者之姓名（查遍各書，未見曹雪芹何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為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為尤要，顧無一人為之考證者，此則大不可者也。……即胡先生所謂情節者，決非無考證之價值，例如我國古代文學中之楚辭，其作者為屈原、宋玉、景差等，其時代在楚懷王、襄王時，即西曆紀元前三世紀頃，久為昔人所考定。然而，「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慮妃佚女以譬賢臣，虹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為王逸所舉者，固無非內容也。其在外國文學……皆情節上之考證也。俄之托爾斯泰，其生平、其著作之次第，皆無甚疑問。近日張拜銘、鄭陽和兩先生所譯英人托爾斯泰傳，有云：凡其著作，無不含自傳之性質。各書之主人翁，如伊爾屯尼夫、鄂蒼玲、聶乞魯多夫、賴文、畢索可夫等，皆其一己之化身，各書中所敘他人之事，莫不與其身有直接關係。又胡先生謂拙作索隱所闡證之人，多是『笨謎』，又謂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蔡先生答道：「拙作闡證本事，本兼用三法，具如前述，所謂姓名關係者，僅三法中之一耳，即使不確，亦未能抹煞全書。況胡先生所溢為笨謎者，正是中國文人習慣，在彼輩方以為必如是而後值得猜也。」蔡先生的答覆是有理有節，倒是胡適自己沒有「小心求證」，以致誤導我們１００多年，至今對《紅樓夢》作者仍在爭論。 二、蔡先生的「政治小說」與「反清弔明」說，應為紅學研究之綱，也是考證《紅樓夢》首要切入口 《索隱》開宗明義即認定：「石頭記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冥，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最表面一層，談家政而斥風懷，尊婦德而薄文藝。其寫寶釵也，幾為完人，而寫黛玉、妙玉，則乖痴不近人情，是學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評本；進一層，則純乎言情之作，為文士所喜，故普通之評本，多著眼於此點；再進一層，則言情之中，善用曲筆，如寶玉中覺，在秦氏房中，布種種疑陣。」筆者認為蔡先生的「政治小說」 「反清弔明」之說，是抓住了紅學研究之綱、誰都知道：明清鼎革，不同於一般的朝代更替，而是少數民族入侵。滿清入關，特別清兵南下攻打南明政權領地，每遇南明政權官兵抵抗，得手後就下令屠城。同時頒發《薙髮令》，強迫漢人梳滿族人的辮子，誰不服從就被殺頭，叫「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據我們現已發現的史料，當時我國有多少人口？1.3億人，就被滿清朝廷殺掉６５００萬人，殺掉我們一半人口，真是頂級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巨大災難！胡適同為「五四」運動著名人物，他提出「考證《紅樓夢》的真正作者是誰？要考證作者事跡、家世。」但你認定的這個曹雪芹的家世他了解嗎？據２００７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前言中講：「曹雪芹的高祖父叫曹振彥，他『從龍入關』，隸屬於攝政王多爾袞統率的滿清正白旗，任佐領軍職，隨多爾袞征戰山西，立有軍功，做到從三品的浙江鹽法參議使。曾祖曹璽，隨王師征山右有功，任御前二等侍衛，後升任內務府工部郎中。從康熙二年（１６６３），直到二十三年（１６８４），任江寧織造２２年之久。由於政績卓著，康熙特加提拔，賞一品的工部尚書銜，其待遇相當於內閣大學士。雪芹的祖父曹寅，由於母親孫氏曾是玄燁（康熙帝）的乳母，從小當玄燁的伴讀。曹家到南京後，曹寅１６歲那年又被選進宮內任御前侍衛。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曹寅由內務府郎中出任蘇州織造。三十一年（１６９２），正式繼承父職為江寧織造。自四十三年（１７０４）起，又兼任兩淮巡鹽監察御使。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曹寅病逝揚州。」試問這樣家庭出身的曹雪芹，怎麼可能寫出「反清弔明」的《紅樓夢》？而且是「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順便說一句：「上文說曹寅是康熙五十一年病逝揚州的，而曹雪芹是哪年出生的呢？一說是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出生的；一說是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出生的；一說是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４）出生的，他怎麼可能是胡適考證的「隨其先祖寅江寧織造之任」呢？且「先祖」在此處應作「祖先」講！ 三、蔡先生探索的「先南後北」的地域背景，應同為紅學研究和考證作者的重要環節。而胡適考證的卻是「先北後南」，同樣也是胡適錯了。 蔡先生在《索隱》中考證道：「《石頭記》常言『賈政逼寶玉讀書。』第8回『秦鐘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溫習舊課，其父秦業知賈家墊中司墊的乃賈代儒（蔡先生原註：『偽朝之儒也』）現今之老儒。』第9回『賈政對李貴道：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第81回『賈政道：前兒到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南邊人。』又『寶玉講後生可畏一章，講到不要弄到……說到這裡，向代儒一瞧，代儒說：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寶玉才說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均與性理諸書老成翰林等相應。又熊賜履湖北人，張英安徽人。所謂南邊人，代指張、熊等。」筆者認為：所謂「南邊人」，還有一層意思：即戰爭時期軍事割據或一國中同時存在兩個朝廷或政權，通常也是稱：「南邊人」 「北邊人」，或「東邊人」 「西邊人」。而且所謂「安徽人」，安徽省是明朝或南明才有安徽省，滿清朝廷消滅南明政權後，將江蘇和安徽合併為『江南省』，安徽省就不存在了。 還有《紅樓夢》第5回為證：「寶玉進入門來，只見有十數個大櫥，皆用封條封著，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地名。寶玉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條看，遂無心看別省的了。只見那邊廚上封條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的地方，怎麼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個女孩兒呢！』警幻冷笑道：『諸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著錄之，下邊二櫥則又次之』……」按胡適說的《紅樓夢》是作者自傳體小說，金陵當即今南京，那麼這段故事及作者，就都是發生今江蘇省。筆者最近還從網上發現一篇佚名文章，題為《曹雪芹的奇蹟》，文中云：「近百年來由於曹學一枝獨占，百花齊暗，不管康乾時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曹氏家庭是個什麼樣的家族，不但故事情節硬往曹家上湊，連紅樓氣韻、紅樓文化，都一股腦兒歸攏到北方文化、滿族文化、叛逆文化甚至革命文化上去，把好端端的紅樓文化扭曲得不成樣子。」他提出「紅樓文化是四種文化——末世文化、情本文化、江南文化、才女文化。」他提出「紅學世界無論從地點、環境、氣候、物產、民俗、景觀、植物、語言，無不呈現的是江南水鄉氛圍，其中桂花、芭蕉、紅菱、蓮藕、蓴菜、螃蟹，都是地地道道的江南動植物，根本無法搬至北方。秋天悼雪，花園鬥草，北方人聞所未聞；寄名乾娘，焚斗香燒紙馬，北地風氣迥然，更兼吳儂軟語，小橋流水，哪有半點北方風光？《紅樓夢》裡描寫了眾多的廟庵生活，事實上這些活動都賦有濃郁的江南寺廟文化特徵。……現在連曹學家也不好意思自說《紅樓夢》裡北方文化，只能將曹家在南京的時光來掩飾心中虛弱的惆悵。江南文化是《紅樓夢》的根，是紅樓人物的魂，抽去了這條根、這縷魂，《紅樓夢》就是泥塑草胎，劣紙一張。 四、「四次接駕」係南明甄（鄭）家接駕四位南明皇帝登基，非指曹寅四次接駕康熙南巡。紅學也絕非「曹學」。 蔡先生在《商榷》文中說：「《石頭記》自言著作者有石頭、空空道人、東魯孔梅溪、曹雪芹等，而胡先生所考證者唯有曹雪芹。《石頭記》中有許多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證者唯南巡一事。將亦有任意去取，將沒有道理之誚歟？！」蔡先生是實話實說，提醒胡適不要一味去指摘人。可是不但當時胡適本人置若罔聞，還誤導我們也陷入這條死胡同，以致至今《紅樓夢》作者仍然還只考出1個，多許大事還只「四次接駕」，再有就是將賈府的人儘量往曹家湊。同樣也都是風馬牛不相及。 先說「四次接駕」，100年前蔡先生就在《商榷》中說：「若因趙嬤嬤有甄家接駕四次之說，而曹寅適亦有接駕四次，為甄家即曹家之鐵證。則趙嬤嬤又說賈府只預備接駕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賈府亦即曹家乎？」 其實胡適在此有個極大的疏忽：《紅樓夢》書中明明白白寫的「甄家接駕四次」。甄家與曹家是兩個不同的陣營，「甄家」即「真家」，代表正統，指的是明朝和南明朝，其中南明和滿清朝廷，在歷史上南北對峙打了19年之久。且《紅樓夢》書中多次提到一個叫南安府的府第，南安府是誰的府第？原來是明朝南安王鄭芝龍的府第，其子鄭成功更是赫赫有名。鄭字與甄字偕音，實際「甄家接駕四次」，是鄭家接駕四次擁立朱氏皇族子孫登基為南明皇帝，非指曹寅四次接駕康熙南巡。其中一次還與如皋有關係，據南通博物館編印的《清初農民起義資料記載》：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孫南明唐王朱聿健曾逃匿如皋。其資料來源錄自《清世祖實錄》卷三十四第十頁有關內容：「（清順治）四年九月辛亥，淮安土賊張華山，用偽（按：雙方互指對方為「偽」）隆武年號，嘯聚賊眾千餘，攻據廟灣（按：在今柴灣至海安西場境內），游擊潘迊吉、同知耿嘉樂棄城（按：指如皋城）走，俱革職拿問。」「既於八月十一日，孫勝宇引附而行，揣其相貌，頗與偽義王相似。既然稱復如皋，或因敗仗同歸，未可知也。……十一月初一日，據揚州道僉事胡江塘報：十月二十七日酉刻，據標下領兵把總熊長儒報稱：本月二十一日，職蒙本道標前往如皋。……」後南明王於如城躲於如皋西門磚橋洞內躲過敵人搜捕，由抗清起義軍救護過江，被明南安王鄭家軍接駕至福州，即位南明隆武帝。至今在如皋西門城內仍留下「救駕橋」、「迎駕巷」的古橋名、古巷名。隆武帝登位後，認為是當方土地公公救了他，派人送了3片砌皇宮用的黃琉璃瓦，如皋人在救駕橋北側，砌了一座全國最大的土地廟，將這3片黃琉璃瓦安在廟脊正中，人們又背地裡偷偷把這座石橋改名「謝恩橋」，在清代和民國《如皋縣誌》上，都可以查到這座「謝恩橋」。 蔡先生又謂：「胡先生因賈政為員外郎，適與員外郎曹頫相應，隨謂賈政即影曹頫。然《石頭記》第37回，有賈任學差之說。第71回，有賈政回京復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頫固未聞曾放學差也。且使賈府果為曹家影子，而自書又為曹雪芹自寫其家庭之狀況，則措詞當有方寸。今觀其17回焦大之謾罵，第16回柳湘蓮道：『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似太不留餘地。」 五、蔡先生並已探索到《紅樓夢》與如皋冒辟疆、董小宛及水繪園的關係，且提出《紅樓夢》52回「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下句即謂水繪園。 蔡先生在《商榷》云：「以學琴於師之故事有關，而推辟疆。」《索隱》更詳細敘述：「辟疆有姬曰董白，其歿也，辟疆作《影梅庵憶語》以哀之。有曰，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令梁寄余西洋布一端，薄如輕紗，潔比雪艷，以退紅為裏，為姬制輕紗，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登金山，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為神仙。又曰，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早夜出入，皆爛漫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上軍持想受，或隔歲便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石頭記》49回：「湘雲又瞧著寶琴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51回:「賈母一看四面粉妝銀砌，忽見寶琴披著，站在山坡背後遙等，身後一個丫環抱著一瓶紅梅，……喜的忙笑道：「你們瞧這雪坡上，配上他這個人物，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麼？眾人笑道，就像老太太房裡掛的仇十洲畫的艷雪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裡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那樣好……。」 蔡先生接著寫道：「辟疆之別墅曰水繪園。《石頭記》52回有曰『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上句言其不忘明室，下句則即謂水繪園也。」 又曰：「古人常以千里草影董字，後漢童謠千里草何青青是也。《石頭記》50回：「李綺燈謎，以螢字打一個字，寶琴猜是花草的花字。黛玉笑道：『螢可不是草化的。』殆亦以草字影董字也。……」 六、結語 《紅樓夢》這部奇書，從它300多年前問世，就引起世人為其批註、考證，而且經歷兩次巨大的論戰：一是「五四」運動時期，二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可是對其書名和作者名一直仍是6個字：「中國未解之謎」。號稱世界四大文明古國——我們偉大的祖國，就真的永遠無為而跟著胡適糊塗下去嗎？我們應該重新認識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另闢蹊徑，徹底解開《紅樓夢》未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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