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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19 10:41:29瀏覽318｜回應0｜推薦15 | |
| 張敏之校長與“山東流亡學生澎湖強迫從軍案”
作為煙台聯中負責人的張敏之校長，率流亡師生由廣州抵達澎湖後，為讓學生繼續學業，堅持抗拒軍方強徵學生入伍，遂被台北保安司令部以“涉嫌匪諜” 等項罪名判處死刑，製造出台灣自1949年5月19日頒佈“戒嚴令”之後的首宗大案，史稱“澎湖案”，亦有後人稱之為“澎湖煙台聯中冤獄案”。 張敏之獄中所寫求救信手跡 1949年6月上旬，張家隨同山東流亡師生抵達澎湖，由大陸渡海而來，欲避開內戰的險惡，卻迎面撞上意想不到的無妄之災。9月15日，張敏之校長因抗命軍方強徵學生入伍，被澎湖防衞司令部關押囚禁，軍方施以刑訊逼供，捏造“罪名”，又於11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偵辦。隨後，張敏之的夫人王培五女士便帶着六個未成年的兒女去某高雄友人家中暫時落腳。王培五明知丈夫的罪名是“莫須有”，起初以為到台灣後便能為他洗清，奔走台北以圖斡旋營救，先是求援於張敏之昔日的恩師，時任“財政部司長”的崔唯吾。崔的太太是“國大代表”，王培五在求援信中説： “生以孤立無援，叩天乏術，敢乞吾師代為剖白，設法營救，倘蒙為力，請派代表前來，拍電已屬無及。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崔唯吾邀集山東來台的“省府委員” “議會議長” “立法委員” “國大代表”等要員名流二十多人，聯名致函，向時任台灣警備總司令、副總司令的陳誠、彭孟緝陳情鳴冤，未得到任何回覆。做過山東省參議會議長的裴鳴宇老先生，奔走各方，提出了26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指出判決書14項錯誤，也於事無補。當年12月11日，張敏之校長在速審速結的指令下罹難於台北馬場町，成為遷台後這裏最早的一批政治殉難者。 “澎湖案”因在當時牽連無辜甚廣，故而長期成為台灣的政治禁忌，案情真相諱莫如深。直到上世紀末，台灣當局為張敏之冤案平反，除恢復名譽另給予家人最高基數的理賠，他的家人把這筆新台幣600萬元的鉅款，全數捐贈家鄉煙台第二中學。 張敏之校長遇害後張家的生活 張敏之遇害的次日，暫住高雄氣象站的子女們尚不知情，母親去台北營救。當長子張彬看到當天報紙上登載的一行“台灣豈容奸黨潛匿，七匪諜昨伏法”的粗大黑體字時，不知所措，渾身發抖，他猛然意識到已失去温良慈愛的父親。他趕緊去找姐姐張磊，姐姐也已知道噩耗。六個孩子焦慮地等着母親的歸來。 兩天後，匆促料理完丈夫後事的王培五回到高雄，帶上一家人就此開始形同逃難的生活。王培五在高雄火車站找到張敏之昔日的一位學生，説明身背“匪諜眷屬”之名有可能給他帶來的麻煩，這位年輕人痛快地答應師母一家先安頓下來。可是沒多久，“警總”人員尾隨而至，以解聘相威脅，張家只好離去。張敏之昔日的同學李先良，從台中發來電報説，前青島保安旅高芳先將軍率部駐紮彰化，願意照料張家母子。張敏之擔任青島市參議期間，為高芳先上過課，高感念舊誼，在故舊家人落難之時伸出援手。 他們在彰化住的時間並不長，終於在夏天盼來了好消息，經李先良等人的擔保，介紹王培五去台灣南部屏東縣偏僻的萬丹中學擔任英文教師。在張彬的回憶中，荒僻的屏東縣鄉下生活異常艱苦。 “匪諜眷屬”陰影依舊，猶如天羅地網般的監控如影隨形，王培五皆默默地承受。 • 1951年起，王培五任教於屏東潮州中學七年 憑藉王培五的忍耐與出色的教學業績，張家艱難生活一步步有了起色，1951年王培五在屏東潮州中學教務主任李昇邀請下，轉往潮州高中。這一年長女張磊考上台北高級醫事職業學校，因為公費，減輕不少家庭的負擔，其他子女的教育也逐漸步入正軌。儘管張家無時不在警察和警總人員的監控之下，但張家人已學會如何應付他們的問話，以表面的順從掩蓋內心的抗爭。 • 王培五90歲時與兒女合影 1958年後，王培五先後任教於台南善化中學、台南女子中學、台北市建國中學，到退休時，六位子女均已自立，事業有成，其中培養出三位博士。張家子女在母親王培五帶領、養育之下，始終保持着做人的尊嚴，熬過了艱辛歲月。 張敏之校長冤案平反 張敏之冤死後，在山東去台人員羣體中始終餘波未平。 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在抗戰中曾與張敏之共事，深佩其人。1952年，他利用蔣介石接見的機會，為冤死的張敏之陳情，蔣介石指示“總統府”參軍張公度予以複查，陳誠卻答覆説“要為國家留點顏面”，對“澎湖案”的複查拖延擱置。1954年，台灣召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時，秦德純、裴鳴宇、張敬塘、談明華和張志安5人聯名向大會登記重提此案，提出懲辦兇手、慰問被害人家屬、解除株連人士的歧視待遇、准許被捕從軍的學生復學四項要求。陳誠聞之緊急約見秦德純等人，以怕影響美援為由，不允提案，答應當選“副總統”後進行復查。但是曾辦理此案的彭孟緝，正獲兩蔣的重用與信任，與陳誠一樣都不希望翻案，只是象徵性地究辦了當年辦案的幾個小人物，平反冤案未果。 1970年，山東籍的老“國大代表”又追問此案，蔣介石説： “待復國後再究辦。”可是蔣至死也沒能完成“反攻復國”。1982年談明華病逝，至此5位提案人已全部過世，而“澎湖案”的平反依舊遙遙無期。與美國“斷交”後，長子張彬以“傑出學者”身份獲邀來台，本想借此為父親平反，受到“戒嚴令”有關條款限制，願望落空。 上世紀90年代，是台灣社會的轉型時期，當年流亡到台灣的山東學生，許多人已成為政界軍界的領導人，其中當過十年台灣大學校長的孫震，1993年接任“國防部長”；跟隨張敏之來台的學生中，還出了三位二級上將，但平反政治案件的制約力量仍舊存在。直到1998年6月，台灣當局公佈制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同年9月，設立“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啓動了台灣“戒嚴”時期所遺留的大量“冤假錯案”的甄別、平反和補償。張敏之冤案由此柳暗花明。 張敏之校長的家人向“基金會”遞交的請求補償申請一度被退回，反倒是國民黨外的“立法委員”們為其仗義執言，出面申請。最終基金會於2000年1月，終於審查通過張敏之補償案，並獲得最高基數600萬元的理賠。這意味着張敏之等人的冤案獲得真正意義的平反。 張家後人回饋桑梓 在安居立業打拼生活中，故國與故鄉也是張家人的牽掛。1979年，年近七旬的王培五女士回到故鄉濟寧，受到當地官員的歡迎與接待，中國大陸此時開啓了改革開放的新局，夢中的故鄉又變得親切起來。1989年，王培五在6個子女的陪伴下，回到台灣，舉辦“張敏之校長、鄒鑑校長罹難40週年紀念會”。1999年，王培五口述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出版。 • 王培五口述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 長子張彬的人生多半在美國度過，從獲得博士學位到得到終身教授的榮譽，一步一個腳印，在教育及實業領域取得不俗的成就。他的故土之情，從未因身着西裝、操説英語，而有半分淡漠。王培五對故土也念念不忘，多次對張彬講：“你應該去大陸做點事，去教教書啊！” 張敏之案平反後，張彬與三弟張彤共同發起，在煙台二中設立了“張敏之教育基金”，捐款修建張敏之教學樓。多年來，已經有數百名品學兼優的二中學生，成為該項教育基金的受益者。2007年，退休後的張彬承襲父輩的志節，終於實現其來大陸做事的願望，應當時教育部邀請，赴海南大學公益講學。儘管他言明不要任何薪酬，大學領導到年底還是發給他不菲的薪水，張彬推辭不掉，只好把這筆款項放在系裏，在海南大學四年間，全用在捐助汶川震區的受災家庭學生以及貧困學生助學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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