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大概十多年前，筆者初次結識王苾芬大姊是在《高雄縣醫訊》編輯委員會，王苾芬大姊給人的印象是非常開朗幹練的現代婦女，已經移民加拿大十多年，因為文筆非常好，寫過許多移民加拿大甘苦談的文章，登在《高雄縣醫訊》，後來才知道她也是鳳山市外科名醫陳文澤醫師夫人。

    也許是移民加拿大的見識廣博，王苾芬大姊非常健談，談笑風生之間，完全看不出她竟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王仁厚前輩的女兒。

    後來有一次無意間，看到公共電視特別節目訪問王苾芬大姊，

才知道王大姊的父親與二伯父王清佐律師都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2017年4月王大姊前往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內「台灣人菁英牆」憑弔父親王仁厚先生及同為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的二伯父王清佐律師，巧遇紀念館在展示《保密局台灣站 二二八史料彙編》新書第壹至第肆册。詢問館內人員，經電腦查詢後，告訴王大姊：「《保密局 台灣站 二二八史料彙編（二）》的第338、386、387、396、397、410~413頁內都有王仁厚之記載」。館方很貼心，贈送該系列書籍的第二冊給王大姊，詳閱之餘發現該書中有詳述其父親當年二二八事件時被誣陷的所謂「犯行內容」；王大姊恍然大悟，這就是經歷半個多世紀以來她們一家人想要追查的文件：王大姊父親如何被冤屈加害的『官方文件』。

    閱讀之下，王大姊的第一印象是書中的所有情治人員在往來的通訊密件中居然情緒性以謾罵、侮辱、輕蔑、歧視之口吻污衊當時台灣社會菁英份子，更捏造各種罪行做為逮捕或槍決他們的口實。

    翻閱到屏東「三四事件」之記載，發現該書中有位叫「簡清榆」的擔任屏東市參議會秘書的情治人員，即俗稱之特務，屢屢出現在二二八事件慘案的場景中，他積極為陳儀政權蒐集「保密局台灣二二八臺民叛亂屏東市區叛徒名冊」；在屏東市被羅織為首犯暴徒的記者莊迎和副議長葉秋木兩人，亦即由特務簡清榆和當時屏東市長龔履端提列為「叛亂暴民」，而後遭到軍憲逮捕槍決。

    王大姊又讀到特務簡清榆處理完屏東市事件之後，旋即轉往萬丹區公所蒐錄萬丹鄉民「不良份子」名冊。此刻，赫然發現王大姊父親王仁厚，及離父親的住家不遠處的鄰居黃登雲醫師的獨子黃宏基，及一些王大姊熟悉的萬丹人名，例如王大姊小學五年級導師簡德祥(他是張山鐘的鄰居，為人十分親切和藹的一位好老師)，居然都被當時的萬丹區長「張山鐘」列入「不良份子」名單。王仁厚和鄉民黃宏基二人更被張山鐘在「不良份子」的欄位上方加註了「要犯」兩個字。閱讀該書又發現書中每有提及張山鐘之事跡時，張山鐘必提及王大姊父親和黃宏基欲加害他的行跡。這使王大姊不得不做出邏輯合理的推斷，張山鐘這居心叵測之徒一直想利用倆位萬丹有名的士紳菁英來為他抬高身價，又想利用二二八事件的混亂局勢，在人民缺乏法治保障人權的時期，他藉機隨意將人誣陷，將士紳通報為「暴民」，圖謀為陳儀政權去除台灣菁英，也為自己立功於國民黨政權。又依據《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史料編彙》所載，每有被情治人員提報為「要犯者」幾乎都遭到軍方追緝、逮捕，甚至槍決的下場。試想，王大姊父親與黃宏基被歹毒的張山鐘提報為要犯時，他們的生命已注定懸於一線，甚或不保的狀況。

    王大姊大概是第一位能親眼見到情治機關機密文件，詳載冤屈過程的受難者家屬，自然百感交集，但是簡清榆與張山鐘兩人翻雲覆雨的手法為何能成功 ? 陳儀與國民黨政權為何又完全信任他們兩人回報的消息 ? 這中間的曲折離奇過程，是更值得探討的關鍵要點。

以下的兩人歷史也許能解開七十六年前的謎團。

王大姊的二伯父高雄分團主任王清佐律師，首次被點名批判，就是在這份密電。

李友邦將軍壯烈犧牲

   歷史學者許劍虹仔細追蹤李友邦將軍投身革命全面的歷程如下：

〔1952年4月22日命喪馬場町的李友邦將軍，可以稱得上是今日海峽兩岸紅藍綠三方的「最大公約數」。對國民黨而言，李友邦象徵的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到大陸參加抗戰，效忠中華民國的歷史。李友邦最後被蔣中正下令槍決的悲慘結局，則讓民進黨找到了蔣家父子迫害台籍精英的最佳案例，並警告其他台灣人選擇效忠國民黨不會有好下場。
    然而李友邦這位到祖國投入對日抗戰的台灣人，其最符合的恐怕既不是中國國民黨，也不是民主進步黨的政治正確性。李友邦既然最後的下場是為蔣中正要求判處死刑，那意味著他效忠的對象不是中華民國。擁有強烈祖國意識的李友邦如果生活在今天，必然會大力反對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從各種跡象來看，真正有資格紀念李友邦的，恐怕還只有中國共產黨。
    許多跡象已經表明，李友邦並不能被視為白色恐怖冤案的「受害者」。因為其實早從李友邦1924年前往大陸報考陸軍軍官學校第2期開始，他就深受黨代表廖仲愷的影響而日益左傾。接著李友邦又因為思想左傾，在蔣中正下令清黨以後一度被關入大牢。李友邦要等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才因為國共合作的政治氛圍獲釋。
    所以有理由相信，這位當到國軍少將的台籍抗日志士，早在北伐時代就已經為中共吸收。而伴隨著本土意識在90年代以後逐漸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北京高層也發現吹捧外省籍的國軍抗戰將領，不只無助於對台統戰，還有導致大陸人民開始懷念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進而衝擊到共產黨延續統治的政治風險。反而是具有本省人身份的李友邦，一下子就能拉近兩岸人民的距離。
    這還不止是在於民進黨喜歡宣傳白色恐怖，讓共產黨以一位台籍白色恐怖受害者來投台灣人所好而已。假若李友邦只是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人，那麼他的歷史地位就與鄒洪、黃國書、蘇紹文以及陳嵐峰等台籍國軍將領無異。但是李友邦卻不只是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人，還是親近共產黨，甚至於聽命周恩來的台灣人，這一切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台灣人的抗日隊伍
    李友邦與鄒洪、黃國書、蘇紹文還有陳嵐峰等台籍將領最大的不同，在於他是唯一一位開宗明義給自己隊伍打出台灣旗號的國軍將領。他指揮的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手下的官兵近80%以上為台灣或者閩南人士。不像其他被任命指揮常規國軍部隊的台籍將領，手下帶的通通都是大陸籍將士。很多人甚至因為台灣是日本殖民地的關係，怕被當成日諜選擇迴避自己台灣人的身份。
    目前定居舊金山的賴樹炯老先生，曾經在鄒洪指揮下的陸軍第35集團軍下服役。賴樹炯坦承在2016年9月接受訪問以前，都只知道鄒洪是廣東省五華人，並不知道老長官其實是來自台灣新竹的客家人。換言之，只有李友邦可以公開聲稱自己是抗日台灣人的代表。不過更重要的一點，則是李友邦指揮的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他們的主要任務並非到戰場上投入對日作戰，而是從事宣傳、醫療、生產以及翻譯等政治工作。換言之台灣義勇隊與少年團的上級單位，其實是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是陳誠，但是真正大力推動並參與台灣義勇隊和少年團工作的，卻是在國共合作歷史背景下擔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來。從頭到尾，周恩來也是李友邦唯一聽命的對象。
    實際上，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成立時所仿效的對象，正是金元鳳於1938年10月10日在漢口成立的朝鮮義勇隊及三一少年團。朝鮮義勇隊與三一少年團同樣隸屬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並接受周恩來的指揮。台灣與朝鮮一樣，在當時都還是日本殖民地。抗戰初期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沒有從日本人手中收復寶島的把握，周恩來只能將台灣人與朝鮮人一視同仁。
    換言之從當時中共的角度來看，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與朝鮮人都只是中國人民推動共產主義革命的「國際友人」。有趣的是，金元鳳領導的朝鮮義勇隊後來又因為與更受到蔣中正支持，由金九指揮的韓國光復軍不合，脫離重慶國民政府的編制逃到延安投靠中共，並正名為朝鮮義勇軍。等到日本投降，朝鮮義勇軍又被納入金日成的指揮下，成為朝鮮人民軍的重要組成部份。
    所以台灣與北韓不只曾經是日本統治下的「同一個國家」，而且還在中華民國國軍的編制下，又有過共同接受周恩來指揮抗日的歷史淵源。翻閱整個東亞近代史，可能沒有任何部隊比台灣義勇隊和朝鮮義勇隊更能反應中國、日本與韓國三方複雜的關係。然而李友邦指揮的台灣義勇隊與台灣少年團，不僅深受周恩來的影響，而且還可以稱得上是新4軍的外圍部隊。

新4軍的外圍部隊
    縱然為了抵抗日本侵略而停止內戰，國共兩黨的合作畢竟只是暫時的。考量到台灣義勇隊與少年團可能因為親共嫌疑遭到取締，周恩來刻意與李友邦保持距離，兩人不曾有過直接會面。可這並不代表，台灣義勇隊與少年團就沒有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指揮與指導。事實上1939年2月22日成立於浙江金華，同屬第3戰區管轄的台灣義勇隊，一度還是新4軍的外圍部隊。
事實上台灣義勇隊與少年團的成立，從一開始就經由李友邦過去坐牢時的獄友，時任中共浙江省委員的駱耕模向中共浙江省委統戰工作委員會進行了匯報。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劉英在獲得延安黨中央同意後，派遣本名張啟權的黨員張一之到台灣義勇隊與少年團擔任李友邦的秘書。透過張一之，延安的毛澤東與重慶的周恩來能更有效率的向李友邦傳達中共的命令。
台灣少年團的主要任務，就是將流亡大陸的台籍青少年訓練為未來接收與建設台灣的幹部。然而根據目前定居萬華，抗戰期間參加台灣少年團的曾東昇先生回憶，掌管少年團一切教育工作的人就是張一之。甚至就連《台灣義勇隊隊歌》與《台灣少年團團歌》，都是由張一之這個共產黨人親自創作。其中《台灣義勇隊隊歌》最早的版本裡，還出現了「解放台灣」四個字。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曾東昇表示台灣少年團最早的六名成員中有一個外省籍的小女孩朱倬。朱倬的母親不是別人，正是1950年6月10日因涉嫌吳石匪諜案被槍斃於馬場町的朱楓(朱諶之)。抗戰時朱倬之母因為在新4軍內從事宣傳工作，沒有辦法照顧女兒，所以就把朱倬安插到了李友邦的隊伍裡面。從這裡不難看出，台灣少年團還成為了照顧新4軍幹部子女的托兒所。
    後來張一之於1940年12月離開了台灣義勇隊，但是接替他出任秘書的華雲游與潘叔華亦都是秘密的共產黨員。另外一位少年團成員郭輔義回憶，1941年1月在皖南爆發新4軍事件以後，台灣義勇隊還曾經暗中收留，並且醫治過新4軍的傷兵。而在新4軍的正式番號已經為中央政府撤銷的情況下，李友邦救助中共傷患的消息一旦曝光，那可絕對是殺頭的死罪。
接受共產黨教育的好處，是官兵全體上下都士氣高昂，並且非常團結。壞處則是思想考核與政治鬥爭無所不在，讓很多參加台灣少年團的孩子們天天提心吊膽過日子。郭輔義對潘叔華這位政治導師的印象就非常惡劣，認為這些共產黨員對小孩缺乏愛心，動不動就給予精神與肉體上的羞辱。那段在少年團的日子，對於曾東昇與郭輔義而言，並不是天天都美好浪漫的。
    曾東昇表示，抗戰勝利後確實有王正南、徐光、馬中行、朱倬(後來改名朱曉楓紀念自己的母親)與黃月娟等少年團成員投效了中共。可是少年團90多名成員中，真正投入中共陣營者恐怕連10人都不到。他們當中絕大多數的人，除了後來在福建龍岩招募到的閩南籍青年外，絕大多數都還是選擇回到台灣。不幸的是，因為李友邦被當成匪諜槍斃的關係，他們在白色恐怖期間都遭到了政治迫害，很難不為自己的遭遇感到冤枉。

確立中共對台主權立場
    不過李友邦對中共最大的貢獻，並不是把他的台灣義勇隊與少年團打造成新4軍的外圍部隊而已。伴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台灣與澎湖重新回歸中國的機率越來越高。台灣人看在中共眼中，也從原本共同抵抗日本殖民主義的「國際友人」轉變為「骨肉同胞」。早期中共扶植台灣共產黨人推翻日本統治，建立台灣共和國的立場，被修正成爭取台灣同胞早日回歸祖國。
可是當時在1943年11月舉行開羅會議以前，同盟國關於戰後台灣主權的歸屬有不同的看法。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從南台灣起飛的日本海軍航空隊一舉摧毀了美國陸軍航空隊在菲律賓的主要力量，華府對台灣的戰後安排就是要避免這座島嶼落入「反美勢力」手中。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固然親美，但是卻有許多美國人懷疑中華民國是否有能力管理台灣。
以海軍情報員葛超智（George H. Kerr）為首的「託管派」便主張，既然國民政府連維持中國大陸統一的能耐都沒有，且缺乏強大的海空軍武力，所以戰後台灣不該被移交給中國。「託管派」的聲音，在1942年8月透過《時代》（Time）、《生活》（Life）與《財星》（Fortunate）等3家美國知名雜誌以備忘錄的模式發表出來。
這本備忘錄附送了1本名叫《一條橫越太平洋公路》（a trans-Pacific highway）的小冊子中，主張台灣是一個理想的海空軍與後勤基地，應該被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手中。小冊子建議中國在台灣的特殊地位應該得到尊重，但是只允許國民政府在島上設置海關與貨幣制度。台灣在戰後的主權將不留給日本，也不歸還給中國，而是由國際共同託管。
立法院院長孫科與外交部情報司司長邵毓麟等國府官員，為此向美國表達了激烈的抗議。可是抗議最大聲也最有力量的，居然是來自於在重慶兼任台灣革命同盟會領袖的李友邦。在1943年2月出版的《日本在台灣之殖民地政策》一書中，李友邦特別寫了篇名為《佈滿細菌的太平洋公路》的文章來回應《一條橫越太平洋的公路》。
有趣的是，當時在延安的中共為了爭取美方的外交承認與軍事援助，並不敢大力批判美國。結果李友邦在這篇《佈滿細菌的太平洋公路》中，反而喊出了中共當時所不敢表達的民族主義主張。他不只提出了自己對華府意圖製造兩岸分裂的懷疑，還明確表達了反對美國在擊敗日本以後把台灣轉化為海空軍基地的戰略佈局。
針對「託管派」的主張，李友邦在《佈滿細菌的太平洋公路》中不只給與了批判，而且還預料到他們試圖把台灣建設成圍堵共產主義勢力擴張的西太平洋前沿基地。他特別指出：「在使台灣脫離其祖國上，充分地對中國，是取一種不信任的態度，懼怕中國富強以後妨礙其在南洋的利益，故事先排除我東南海疆的屏障，攫取中國南部國防海空軍的根據地，以保其控制中國的地位。」
最後華府方面擔憂將台灣納入國際託管，會逼中國民族主義者走向美國的對立面，甚至轉而與日本合作抵抗盟軍，決定將台澎歸還給中華民國。於是就有了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開羅會議上，做出支持蔣中正收復台灣與澎湖主權的決定。不過台澎的主權固然是歸還給中華民國，但是美國仍保有在台澎地區維持軍事力量的權力。
反對美軍進駐台灣，正是李友邦與國民政府在對美立場上最大的不同之處。基於對蘇聯還有共產主義的防範，蔣中正雖然堅持台澎在戰後回歸中國，但卻支持美國在台灣維持軍事力量。有趣的是，等到大陸淪陷還有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向蘇聯「一面倒」政策以後，李友邦的這些想法反而全面的為北京當局吸收，成為中共對台的固有政策。
1950年11月20日，隨蘇聯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中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伍修權，就順著與李友邦將軍一模一樣的邏輯，指控韓戰爆發後開始巡弋台海的美國海軍第7艦隊對中國領土進行「武裝侵略」。1957年爆發「劉自然事件」時，中共除了聲援民眾衝撞美國大使館與美國新聞處的行為外，還慫恿台灣人進攻美軍協防司令（Taiwan Defense Command）。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共始終將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還有從台灣撤軍視為北京與華府「關係正常化」的三大條件。歷屆美國總統從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到卡特（Jimmy Carter），都試圖在維持對台駐軍的情況下與北京建交，可是所有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百般無奈下，卡特接受了「斷交、毀約、撤軍」三大條件，才讓美國與中共建立起了外交關係。
看在靠民族主義起家的中共眼中，讓美軍從台灣撤退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勝利。縱然台灣在實質上沒有被納入中共的統治之下，但是卻也讓鄧小平完成了一個自清末以來諸多仁人志士想要實現，卻沒有辦法實現的夢想，那就是讓外國軍隊全面撤出中國國土。這不只是毛澤東與鄧小平奮鬥的目標，同時也是李友邦等台籍抗日志士的夢想。
尤其台灣又在甲午戰爭後割讓給日本長達50年之久，卻遲遲無法「回歸祖國」，又多年來被美軍用來當圍堵大陸的「不沉航艦」，讓歷屆中共領袖深感丟臉。即便沒有辦法把五星紅旗升上總統府，那麼將美國的軍事力量從寶島趕出，也稱得上是中共通往成功的第一步。然而中共將美國軍事力量趕出台灣的努力，其實並沒有成功。
因為直到現在，美國仍透過《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向中華民國政府出售武器。無論執政的是中國國民黨還是民主進步黨，都因為美國的干預而得到「抗拒統一」的本錢。假若讀者把李友邦《佈滿細菌的太平洋公路》看完一遍，就能夠體會出為什麼中共大力反對美國維持與台灣軍事交流的原因，這背後確實有太多難以言喻的苦痛。
如果我們再從這個角度出發，也就能知道如果美國海軍真的派出軍艦來停靠高雄，會導致北京做出多麼強烈的回應。當然，李友邦在1942年寫《佈滿細菌的太平洋公路》的時候，肯定想像不到中共到了今天能發展出突破美軍海空包圍圈的軍事實力。很顯然的，美國想要控制台灣的原因，是要把共產主義的勢力圍堵在亞洲大陸內。
換言之，《一條橫越太平洋的公路》針對的對象並非中國而是蘇聯。李友邦維護的，就算不是蘇聯的利益，也是包括了蘇聯與中共在內的共產國際利益。共產國際已於1943年解散，蘇聯則在1991年垮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大也最強的共產主義國家。李友邦當年為共產國際的奮鬥，到了今天當然可以被解讀成為中國共產黨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抗戰論述的新寵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出於統戰國民黨人的目的，曾經大力吹捧過許多國軍的抗日英雄。先是1965年「回歸」大陸，抗戰時擔任第5戰區司令，後來又擔任過中華民國代總統的李宗仁。由於指揮過台兒莊大捷，李宗仁一度是國共兩黨共同敬仰的英雄。可是他既然「回歸」大陸，從兩蔣父子的角度來看就是背棄中華民國，所以中共難以利用李宗仁來對台灣進行統戰。
因此在1986年於大陸上映的《血戰台兒莊》中，得到吹捧的國軍將領就不是只有李宗仁而已了。他們還包括王銘章、孫連仲、池峰成、龐炳勳以及因為《英烈春秋》而在台灣享有高度知名度的張自忠。然而無論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川軍的王銘章還是西北軍的孫連仲、龐炳勳與張自忠等電影中歌頌的將領，都並非來自於與蔣中正有淵源的黃埔系。
曾為擊敗日軍立下汗馬功勞的湯恩伯將軍，在《血戰台兒莊》中被描述成了勝負已定後才出兵搶戰果的投機份子。電影還透過呈現蔣中正在漢口誘殺韓復榘將軍的方式，將這位領導中國抗戰的領袖描繪成熟悉於操作政治手段的權謀家。不過導演楊光遠同時也以蔣中正出席王銘章烈士公祭時，遭遇日軍轟炸卻臨危不亂的表現，首度將委員長愛國的形象呈現於大陸觀眾眼前。
《血戰台兒莊》在兩岸間獲得巨大好評，據說蔣經國總統決定開放大陸探親的原因，就是因為親自觀賞了這部作品。後來為了加倍拉近兩岸之間的距離，杜聿明、戴安瀾、鄭洞國以及邱清泉等中央軍嫡系部隊的將領，也陸續獲得大陸肯定。拍攝《血戰台兒莊》，還於1995年再製作了一部名為《鐵血崑崙關》的電影來歌頌這些來自第5軍的名將。
可惜兩岸關係又因李登輝訪問康乃爾大學而緊張，以國家主席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領導階層，害怕太過度的歌頌國軍抗戰會引起大陸人民質疑紅色政權的正當性，下令禁演《鐵血崑崙關》。要等到2005年連戰訪問大陸，《鐵血崑崙關》才解禁，國軍抗戰的貢獻才又再度成為對岸民眾關心的議題。在大陸的民間，甚至還出現了照顧國軍抗戰老兵的志願者團隊。
新一代的國軍抗戰英雄，除了孫立人、廖耀湘、衛立煌與李彌等遠征滇緬的英豪外，還包括了在孟良崮戰役中為共軍擊斃的張靈甫。大陸文藝工作者與導演還結合了數名國軍將領的形象，在電視劇《亮劍》中塑造了與8路軍團長李雲龍並肩抗日的晉綏軍358團團長楚雲飛。只是到了這個時候，台灣年輕人因為「去中國化」教育，對抗日戰爭的歷史普遍無感。
無論中共怎麼美化抗戰國軍，在促進海峽兩岸統一大業上似乎一丁點的幫助都沒有。反而是大陸年輕人越瞭解抗戰真相，越是討厭中國共產黨。所以在身為「知台派」的習近平上任以後，中共改變了在抗戰議題上單方面「討好」國民黨的態度。習近平比他所有的前任領袖更加瞭解只有不威脅到中共建政正當性，而且又讓台灣年輕人有感，有能促進兩岸統一的抗戰論述，才是好的抗戰論述。
或許李友邦早期曾經主張過台灣獨立，但是他所謂的台灣獨立畢竟還是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獨立。也許李友邦剛開始效忠的是共產國際，但是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已經不復存在的今天，中共才是共產國際歷史傳承的真正接班人。更何況李友邦身為一位台灣本省人，漢民族意識十分強烈，後來又積極主張台灣該回歸中國，是不折不扣的統派代表人物。
更重要的是，李友邦的存在不只彰顯了台灣本省人的祖國意識，同時還驗證了中共建政的正當性。因為一個如此熱愛中國，不惜離開故土也要到大陸參加抗戰，並致力於爭取台灣光復的本省人，最後卻死在國民黨政府的手裡。而槍斃李友邦的蔣氏父子，套一句新黨青年委員林明正的話講，又是靠「美日帝國主義勢力」協助維持在台統治的「漢奸政權」。
中共統治海峽兩岸的正當性，又有誰比李友邦更有資格來證明呢？反正無論如何共產黨都無法從中華民國手中搶走抗日戰爭的歷史話語權，那不如直接搶奪台灣光復的歷史話語權。反正中共的終極目標，畢竟還是奪下台灣這塊土地作為突破美軍封鎖的海空軍基地，並徹底消滅中華民國以奪取中華正統的地位。李友邦與台灣義勇隊的歷史，恰巧賦予了中共這樣的正當性。
最後，則是白色恐怖的歷史在馬英九上台以後，一度成為民進黨、時代力量還有其他反對勢力用於詆毀國民黨的政治工具。直到蔡英文執政，民進黨政府仍打著轉型正義的旗幟，藉由包括李友邦被槍斃的白色恐怖案件清算中國國民黨。即便許多被槍斃者，真的是計劃配合解放軍佔領台灣的共諜，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仍將他們視為本土英雄看待。
在獨派人士天天奢想砍下蔣中正銅像腦袋的今天，反國民黨成為了台灣社會上唯一的政治正確。大多數的百姓早已遺忘中共佔領台灣的最大障礙，正是實施了白色恐怖的兩蔣父子。蔣家父子與中華民國一旦被全面否定，中共完全可以用白色恐怖的歷史趁虛而入，建立與本土反對人士，包括部份民進黨人在政治上的「最大公約數」，進而一舉奪下台灣歷史的所有話語權。
李友邦就是一個讓中共可以消滅國民黨，進而瓦解獨派抵抗意識的歷史標竿人物。所以瞭解本土派政治性格的習近平，想不好好運用李友邦的歷史都不行。當然歷史上親近共產黨，為了建立中共政權而喪命的台灣人不是只有李友邦，但是李友邦與台灣義勇隊、少年團的歷史將不可避免成為未來中共宣揚兩岸一家親的理論依據。

1. 到大陸參加抗戰的李友邦將軍，是紅藍綠三方共同推崇的台籍抗日志士。
2. 在新北市蘆洲李宅，也就是李友邦故居的展區裡，曾經出現周恩來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時穿國軍軍裝的照片。這張照片的出現，是否暗示著李友邦與中共的特殊歷史淵源？
3. 李友邦向台灣少年團成員王正南贈送錦旗，該員在戰後投奔了中國共產黨。
4. 台灣少年團與閩師附校兒童劇社共同演出，雙方打扮與使用的旗幟符號，都有濃烈的左派味道。〕

    看完李友邦將軍從投身抗日，戰亂中成長到滅亡於國民黨之手的過程，就知道，李友邦被派來台灣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區團，而毫不避諱接收全部老台共成員進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區團，這件事被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偵知又回報南京以後，李友邦已失去蔣介石信任，造成李友邦與全體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區團，團員全部被清除的命運，王大姊的二伯父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主任王清佐，父親萬丹分團主任王仁厚，俱被無情整肅，就是一個必然的後果，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正是最好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