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願做「吳鳳」

1947年調７０軍離台本是蔣介石的建議。他在二二八事件前四個月的光復節來台，在中山堂的陽台見萬民歡呼，極感安慰。在與陳儀到日月潭的途中，蔣就說內地局勢不穩，全面內戰將啟，台灣局勢安定，問駐軍可否調回大陸？陳儀一口答應。蔣介石後來還在中央會議中讚許陳儀這種無私配合中央之舉。

湯恩伯、林蔚（時任蔣侍從室主任）和毛森（上海市警察局長）聯合飛來台勸阻，說：「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變，何以應付？」毛森說：「徐學禹（徐錫麟姪、蔣徐乃錦伯父）也從旁力勸，湯恩伯與陳爭得舌敝唇焦，那時大家最大顧慮，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需駐軍防變。」

「我以至誠愛護台灣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

這是陳儀對湯恩伯等所講的話。

陳儀說出願做吳鳳的話可見於《毛森回憶錄》。

陳儀，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續妻陳月芳也是日本人，他是中國少數受最完整日本軍事教育的人。陳儀本是孫傳芳部下，北伐中歸順蔣介石，歷任要職，但他與行政院長孔祥熙不合，掛冠而去，後出任福建省主席，槍斃了跋扈侵權的軍統局福建站長張超，故後遭難，也有毛人鳳重提軍統局舊怨的關係。
台灣光復，中央大員有興趣治台者不多，福建省主席陳儀以知日、近台，為首任行政長官之不二人選。他行寬容政策，台灣自由氣氛比內地高，陳想把台灣治理成三民主義模範省。

但陳儀帶來的多是福建幹部，所謂的外省人即福建人，來台的軍隊是第７０軍部隊，因此台人心生鄙夷不滿，陳儀乃要把軍隊調走。

目前在台灣的歷史學者均認為：

「陳儀起初還盡量安撫，他在三月四日還致電蔣說事情已平息，不需派兵，是駐台的憲兵第四團張慕陶向司令張鎮報告，說台中已被謝雪紅部隊控制，嘉義機場也被圍，情勢危急，指陳儀在「粉飾太平」，蔣才在五日決定派兵。及令派兵，還一再交代赴台宣慰的白崇禧說要注重軍紀，又手令不可報復。三月九號劉雨卿的二十一師入台以前，台灣可謂不設防，只有高雄要塞有三百名兵，清泉看守張學良有點武力，加上基隆要塞有點兵。九號以前死的最多的是高雄，約百餘人。基隆搶軍火庫，也死了些人。二十一師入台後，劃了七個綏靖區，每天的戰報也不過一區死三、四人，幾天加起來死了四十三人，亂就平定。」

但是陳儀請兵電文公開後，歷史學者們全部被打臉了，電文明明白白記錄著：

36年3月3日18時15分郁茂林譯，於19時呈國民政府主席。

在台灣的歷史學者也認為：

「其實共產黨在事變中作用並不大。日本行法西斯，防赤反共，雖戰後社會主義為風潮，李登輝也加入謝雪紅組織，但其力量仍不太大。事變主因還是皇民仇中的心理造成。可是陳儀為了自辯，報蔣說是共黨煽動，加上確實是有向台灣獨立之發展，蔣才同意軍事鎮壓。」

在《楊克煌遺稿》公開後，歷史學者們又被打臉了，《楊克煌遺稿》公布中共黨員張志忠與謝雪紅聯絡的細節，如下：

 「1945年12月下旬，張志忠來找謝雪紅，張說他是最近才由大陸回台灣的；他聽了謝雪紅談我們在終戰後的一些活動後，就回去了。

(說明:1945年12月下旬，張志忠來找謝雪紅，此為中共正式代表張志忠與前台共首次接觸 )

    當時，謝雪紅對那些來訪者的政治面目還不了解的人，即叫我迴避，不要參加談話；所以，第一次之後，張志忠再來過一、兩次，我也都沒有參加他和謝的談話。

    我們當時急著要和中國共產黨派來台灣的人接觸，當時對有幾個由大陸回來找謝雪紅的人，我們都反來復去地分析他們是不是中共派來的，例如由上海回來的謝雪堂的哥哥。

    l946年元月間，張志忠約一星期來找謝雪紅一次，張來兩三次之後，他對我們的情況已基本了解了；於是，他才告訴謝雪紅，他是中國共產黨派回來的中共黨員，而謝也向他說明我們已成立了一個籌備會之事。這以後，我們的政治活動和各項工作就都和張志忠商量，聽取他的意見；且在互相了解政治身份後，張志忠來找謝雪紅時，我大都在場參加談話了。

    這時，謝也把在台北的楊來傳、廖瑞發、林良才、楊克村等介紹給張志忠。後來，因克村是個小攤販商人，又無參加政治活動，張志忠即利用克村的住所做為連絡站，並在那兒存放秘密書刊和物質——這些物質是當時上海的組織為供给臺灣地下黨的經費，由當時「救濟總署」領來的，大部分是藥品。不久，張志忠說這些藥品放久了恐會變質，要求謝雪紅協助出售，謝即介紹張去找陳有傳，幫忙張處理那些藥品；陳有傳後來自己因此還經營了一家小藥店。

    台南的陳錦雲也是在這個時候被介紹給張志忠的。

    這個時候張志忠則向謝雪紅介紹了李友邦的情況，他說李在抗戰期間在浙江（或福建？）地方組織了一支「台灣抗日義勇少年軍」，該隊的幹部中有好幾個黨員，如林雲、張峰、洪××等，李的政治傾向是靠攏黨的。去年（1970年）謝還對我說，有一個最了解李友邦為人的幹部（他的名字謝忘了），曾對謝說，如有人要了解李友邦可介紹去找他。李友邦為黨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妻子嚴秀峰也很能幹。終戰後，國民黨為處理義勇隊的善後問題，即決定把該隊調到台灣作為三青團在台建團的骨幹，並任命李友邦為該團在台灣的負責人或總幹事。義勇隊在回到台灣後，其中的知識分子大都被任用為各地的中、小學教員。

( 說明: 張志忠知道李友邦為共產黨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妻子嚴秀峰也很能幹。戰後，國民黨為處理義勇隊的善後問題，即決定把該隊調到台灣作為三青團在台建團的骨幹，並任命李友邦為該團在台灣的負責人或主任。義勇隊在回到台灣後，其中的知識分子大都被任用為各地的中、小學教員。此為中共黨員大舉介入教育界管道 )

    張志忠又說：李友邦有意要謝雪紅到台北參加政治活動，因此叫他妻子嚴秀峰（當時任國民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去動員謝娥寫信來請謝雪紅去台北。這可能就是去年（1945年）十二月問謝娥由台北寫信給謝雪紅，請她去玩的原因；其後又再來一、兩次催謝去，謝娥此時在台北太平町開一家門診所，相當富裕。

( 說明:李友邦妻子嚴秀峰也是中共黨員 ) 」。

一位年輕歷史學者意圖為陳儀洗白翻案：
「二二八，陳儀一點沒錯，錯的是行仁政，錯在自信太過。他潔身自惕，清廉奉公，在辦公室放一張小床，以便當果腹，處處為台灣著想，結果竟被誣為「顢頇肥痴」。台灣教科書說陳儀的統治是『窳政』，這個字真是用得妙，即當時並不是暴政、惡政，或誤政，只是不是好政，說不出來哪裡不對。

分析二二八的起因，舉出的什麼糧食價格飛漲、菸酒公賣、經濟蕭條等，都是戰後的現象，世界很多地區都如此。台灣因為日治已久，與祖國隔閡，因此有期待的落差，從當初的欣喜到後來的不滿與鄙夷。但當時台灣並沒有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情事。如果大陸人有欺壓台灣人，那台灣人應有『懼』，但是又沒有。」

《楊克煌遺稿》記載:「有一天，群眾包圍偽台中市政府，並開始示威，反動派調來偽軍企圖鎮壓、開鎗，群眾毫不畏懼。我看到堂兄楊克均（泥匠）拉著匪軍士兵的步鎗，制止他們開鎗，這種現象也是日治時代未曾見過的。」

楊克煌堂兄楊克均的壯舉，如果在日治時代，也許早就被當場槍斃，顯然陳儀的軍警

沒有執行暴政的現象。

但是在當時民辦的報紙上，為何又充斥責罵貪官汙吏的言論 ?

《楊克煌遺稿》的提示很重要:「1946年3月間，王思翔、周夢江（均是溫州人）第一次來找謝雪紅。王等說他們剛來台灣，一到台北就聽到謝雪紅的名字，因此到台中立即來訪問。他們說是要來台中籌辦《和平日報》——當時我們還不了解該報的性質。——又說了一些客氣話要求我們幫忙。其後，他們就常來看謝，尤其是王思翔隔一、兩天就來。我們和他們的談話中了解他們的思想是比較進步的，他們還帶來《群眾》雜誌（章漢夫在香港辦的）等給我們看；一度我們猜想他們會不會是民盟分子。

    我們把這個情形告訴張志忠，張說和平日報就是《掃蕩報》，是終戰後才改名的;該報是國民黨軍隊系統的報紙。張又說：『他們來找你們可能是因初到台灣，人地生疏，為了找幾個地方人士做靠山，以利於他們辦報；但他們想利用我們，我們也可以利用他們，例如安插一些我們的人進去該報。王思翔等人也可能在該報社是比較進步的分子。』

    至四月間，王思翔仍常來找謝雪紅，有一、兩次還帶樓賓來，王說和平日報快要出版了；這時，我們即同他談起安插人進去報社的事。首先提到我的問題，王思翔均答應回去同李上根社長商量；後來他說李上根均已同意了。

    關於我進去該報社的問題，我們最後徵求張志忠的意見，他也同意了；張說進去該報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該報來擴大敵人內部的矛盾。」

事實上在當時無論公辦與民營的各報，地下黨都安排了許多自己人。

地下黨員宋斐如所創《人民導報》，地下黨員蘇新《中外日報》，青年黨人李萬居接收《台灣新生報》，盧冠群、總編輯俞棘《中華日報》，樓賓、李上根《和平日報》，即使是國民黨主辦的報紙，也有地下黨人暗中鼓動言論趨勢。

當時各報緊追的台灣省貿易局長于百溪及台灣省專賣局長任維鈞貪汙案，驚動監察委員劉文島親自來台調查，結果法院查無實據，判決不起訴。

于百溪在1949年以後身分曝光，是個老牌地下黨人，既然稱為地下黨，互相不知

對方真實身分，地下黨打擊地下黨的現象，非常普遍，就像劉斐和郭汝瑰

曾經互相檢舉，也以查無實據結案。

網路作者小鈺撰文說:

「二二八後來台善後、後做台灣經濟部政務次長汪彝定曾說，如果台灣再晚收回十五年，台灣是日本的。也就是說台灣在皇民化之下，已成了日本之土，這也是美國海、陸兩帥尼米茲和麥克阿瑟爭論要不要打台灣之因。麥主打，但尼米茲認為台灣反抗激烈，美軍會有死傷，因此主張跳島攻日，台灣才得保全。否則台灣的死傷會比硫磺島大數倍。太平洋戰爭中，台灣人參軍二十萬人，戰死五萬人，包括在馬尼拉戰死的李登輝哥哥（照道理，台灣人反美應更甚於反中，因為美國人殺台灣人百倍於外省人）。他們也一樣使用慰安婦，這批前「皇軍」後來是二二八中的主要武力，那二二八是中國抗戰及二戰的延續，怎可怪陳儀的「施政不當」？

再說，如果施政不當？那為何陳儀帶出來的嚴家淦、任顯群、孫運璿及很多官員，在台灣後來皆有不錯的政聲？所謂的「貪官污吏」，有名有姓找出了哪些？

還有，所謂的『外省人』，都是陳儀帶來的福建幹部，多是福建人，即台灣人的家鄉人，如果有壓迫，那不是自己人在壓迫自己人？後來的暴動鎮壓，不是自己人殺死自己人？」

「二二八時，外省人大量被毆辱殺害，許多福建人逃回了福建，在基隆露宿等船的有幾千人。翻查當年的報紙，那批福建人談起台灣的可怕，個個咬牙切齒，驚恐莫名。那誰才是受害者？

陳儀和其幹部，有橫暴欺壓台灣人嗎？有如日軍對付中國人、納粹對猶太人般的種族滅絕嗎？當然沒有，那就算政策上有些失當，戰後經濟蕭條，生活受影響，就足以殘殺外省人（就算統治者吧）、要推翻政府、另立政權嗎？」

「二二八叛亂，國府的鎮壓和報復是必然的，任何國家，任何地區都如此。美國人佔了伊拉克，也說要行仁政，全世界也盯著看，伊拉克人反抗，美軍還不是到處殺人，幾度屠城，至今伊人已死二十萬。也就是因收復台灣還不是異族侵佔，固死傷不是太大。」

「再分析事發原因，菸酒專賣是日據時代就有的政策，後來台灣的裁員及軍公教薪水也都靠此，那執行取締私煙的公權力行為有何不當？流氓暴民毆打執勤人員，後者自衛開槍，有何錯？如此就要暴動燒殺，陳儀無兵在手，無奈，待國府派兵來台，當然要鎮壓緝兇，追究罪責。」

「當時台灣只剩高雄、基隆的要塞司令部有些部隊及一些警衛兵。暴民準備火燒壽山。三月六號九點高雄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彭明敏之父）率眾上山與彭談判，其中涂光明等三人以學生軍身分，持械要司令彭孟緝繳械投降並對彭行刺，彭孟緝補之，然後入高雄市平亂，在市府前遭機槍掃射，有十五名士兵死傷，士兵斃傷暴徒百餘人，高雄平復。那這種事是彭對，還是涂對？若涂是烈士，後人領補償，那中華民國何在？任何人皆可糾眾入軍區喝令繳槍投降？

後來彭孟緝被說為『高雄屠夫』，中研院的黃彰健、朱宏源拿出歷史常識講了些公道話：『涂光明等人是社會人士、不具學生身分，當時雙邊人馬經過一番談判。但涂光明卻亮出槍械，威脅彭孟緝接受九項條件，被彭孟緝身邊的人逮捕，移送軍法審判。三月八日，涂光明等三位自稱學生代表者被依軍法槍決。』

黃彰健指出，『涂光明等人提出的九項要求太過苛刻，但台灣官方提出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裡面，只提到涂光明等人有九大要求，卻不願將詳細內容呈現出來，有誤導國人之嫌。彭孟緝的軍隊是在士兵被槍殺後開始反擊，並非一開始就對高雄市政府、火車站、高雄第一中學的民眾掃射。』」。

「二二八後，陳儀給蔣介石一報告，外省人死傷約八百人，事件前後本省人被殺的也是八百人，這是根據「二二八補償條例」來申請補償的人數所得出的數字，因為台灣人都有親戚，誰死了都知道，而外省人，常常隻身來台，死了也沒人知。九十四年二二八那天《聯合報》有份投書：〈父親，雖受害不怪罪他人〉。作者樂台說︰

『民國三十五年過完春節，我祖父在廣東家鄉因社會動盪、經濟蕭條，在親房牽線下，帶著十八、九歲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來台謀生，由於沒有專長，只好到台中鄉下當燒炭工人。民國三十六年三月間，我祖父及父親挑著火炭到台中市交貨，被穿著日本軍服、手拿日式木刀的一群年輕人攔下問話。因我們是客家人，而（廣東長樂腔）客家話與台中地區的又有些不一樣，對方是講閩南語的，雙方雞同鴨講，沒幾句，對方就有人大叫：『伊是阿山仔，給伊死！』瞬間木棍、磚塊齊下，我祖父倒在血泊中，父親則因在後面且年輕閃得快，僅左腳受點傷，驚慌之餘拼命逃開，等脫離險境，再回去找祖父，但怎麼找都沒有音訊。』」
網路作者小鈺撰文說:
「所以說二二八殺了兩萬人實為虛構。台灣當時人口不到六百萬人，若殺掉二萬人，五六個城市中至少一城殺三千人，這非小數目。當時的公開槍決也就那麼多，有組織的抵抗也只有二七部隊，全台灣並無激烈的戰鬥，因此死的人應不致過千。若沒什麼戰鬥還死兩萬人，那必然有行刑隊，隨意濫捕濫殺，若有，又是由誰指認判定呢？難道是逐戶搜殺？暴民難道不會躲起來？」
台共老黨員陳明忠，曾是二七部隊突擊隊長，有一次應邀赴美演講，談到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本省、外省各約千人左右，有一位台僑站起來大聲責罵道:「你這個假台灣人說謊，我所知道，當時高雄市就死了十六萬人!」，陳明忠回答說: 「你的故事很驚人呀，當時高雄市登記人口是八萬，要去別縣市再找八萬來殺嗎? 我的祖先400年前來當台灣人時，你的祖先還不知在哪裡吧 !」。

網路作者小鈺撰文說:「以前國府威權統治時不談二二八並沒錯，不是二二八鎮壓不對，而是它退到台灣，總不能說殺你暴民活該？無錯可認，無功可耀，不談最好。

現在台獨當政，是非顛倒，二二八竟成了起義抗暴，但中華民國的招牌仍掛著，把二二八當開國紀念日尚不到時候，因此先當國定假日，慢慢再去中國化，待台獨建國成功，當然這八百人全入忠烈祠，那些原來抗日剿匪的中國烈士全作廢。

現在很多人強調本省外省互相扶持的溫馨故事，此出發點是求族群和諧，但此實有避談史觀是非之嫌，也不符學術求真之義。即外來政權若皆是貪官污吏或共犯，民反有理，打殺應該，為何保護？若事件是如台獨所稱的起義抗暴，革命建國，那保護外省人的本省人不成了叛國反革命？殺人的暴徒可以平反補償，那保護外省人的義民豈不更應嘉獎補償？怎麼沒見『二二八阻止加害獎勵條例』出現？

國民黨也附和說「官逼民反」，那貪官污吏在大陸上比台灣豈不多得多？最後通貨膨脹，民生凋蔽也比台灣可怕太多。民反有理，那是不是應肯定領導民反的中國共產黨？那國府為何不在大陸等待解放，還繼續逃到台灣治民反，還把民財黃金全劫到台灣來呢？」
網路作者小鈺撰文說:「大陸也一直紀念「二二八起義」，因為當年國共鬥爭，二二八也被視為推倒國民黨統治的先聲。而當時社會主義好，李登輝也宣稱他是台共，二二八中也有些左派共產黨人，謝雪紅領導的二七部隊是其一，後來還有分化台灣人與國民黨的統戰考慮。但陳儀又因主和平，被蔣介石所殺，成了正面人物，對其多所推崇，結果形成了好人做壞事的歷史矛盾。而且二二八現在明顯成了台獨的同義字，再談紀念二二八變成了矛盾尷尬。

政客炒作二二八，請問，『官逼民反』？當初反對國民黨『窳政』的總指揮是共產黨，紀念二二八，為什不升起五星旗？

陳儀並非有歧視壓迫台人，他反是在『政治上放得太鬆』。台灣當時的言論自由皆超出內地甚多，黨特系統也對陳太鬆有不滿，認為危險。此也是事變後鎮壓，陳儀即便是仍愛台人，他對罰酒也說不上話了。此也是陳雖離台而蔣信任如故，危難時還用其做家鄉省主席，也就是認為他在治台上並沒錯。

比起三十六年二二八前的台灣社會狀況，三十八年大陸的社會狀況更壞，壞到不可想像，買菜要挑一籃鈔票去，通貨膨脹至今為世界紀錄，那說二二八是台人抗暴、是起義、民反有理，那是不是更應肯定共產黨在大陸上推翻蔣介石、扳倒三座大山、死了無數的志士的壯烈之舉？那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不是也應分一塊在今日的『台灣民主紀念館』前？

陳儀如果政治緊縮，經濟隨他便，大軍在手，吃喝享受，管他台灣人，不愛國，只自私，如許多官僚然（不只國民黨，很多黨都一樣，都是愛國的官僚倒楣），他是不是反可安享榮華，被人歌頌？一句話，難道是陳儀不會做官，EQ太差？」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陳儀離台前留下這首詩：

『事業平生悲劇多，循環歷史究如何，
癡心愛國渾忘老，愛到癡心即是魔。』

 曾任海軍陸戰隊參謀長、海軍陸戰學校校長的賈尚誼將軍，當時是一四五旅四三四團第一營少校營長，他回憶到：「1947年3月6日，當時我正率部在蘇北如皋附近剿共，突接團長電令：第一營為旅之先遣營、立即以急行軍趕赴連雲港，搭乘海軍運輸艦海運赴台，在基隆港登陸，抵達後受師部直接指揮。受命後，立即晝夜兼程於規定時間在連雲港碼頭報到，全營官兵共約700人登艦後、立即起碇、並晝夜速航，於3月9 日清晨在基隆港碼頭登陸，師部參謀徐少校已在碼頭等候（時師長陸軍中將劉雨卿率其必要幕僚、及一四六旅之大部已先行搭機抵台，組成前敵指揮所坐鎮指揮），見面即交劉師長書面命令：四三四團一營賈營長尚誼率該營乘預置於火車站之列車，急駛台中火車站，向師部作戰參謀丘少校報到。我即刻率部徒行通過市街，街上行人均佇足在路旁觀看、店舖有開有關，已絲毫看不見曾經暴亂過的氣氛，民眾對軍隊通過表現得十分理性。部隊到達基隆火車站，列車早已停靠月臺，快速登車、直駛台中，因軍事需要皆遇站不停，其他民用列車概行避讓。」

這才是基隆港碼頭當時的真實狀況，與何聘儒的故事相差十萬八千里。

如果賈尚誼營長所部軍紀敗壞，他日後的軍旅生涯大概也不可能

升到中將海軍陸戰學校校長吧 !

「當時大陸京畿戰場，國軍威力原本大於共軍，雙方兵力之比相對懸殊，共軍更有吃不消的感覺。為此據說中共中央慌了手腳，即令飭謝雪紅，應在臺灣掀起戰亂，以吸引國軍兵力回流臺灣，來疏解中共蘇皖新四軍陳毅部之壓力，故中共高層三令五申催促謝女設法，而謝雪紅只得鼓其如簧之舌在臺各方遊說。」賈說道。

賈尚誼表示，臺灣光復之初，中央將陸軍70軍調駐臺澎，自然誰也不敢妄捋虎鬚。不過，當中央擬將70軍調離臺灣，改以整編21師（當時是美式裝備之精銳部隊）調臺接防，而整編21師又遲未調臺時，給了共黨可乘之機。
從駐軍離臺之日起，有心人士就在準備發動二二八事件，賈尚誼還說，販賣菸酒婦人作為導火線引發衝突，用以顯示警察濫用公權力，暴政虐民，激起民憤，爭取同情，連抱不平的民眾都是假的，預先安排好，並經精密設計。據說販菸女販的假戲都不知沙盤推演了多少次？定要使這雙簧劇演得天衣無縫。
賈尚誼質疑，當年通信與傳播工具，並不如今日之普遍，茍非預謀，何能於一夜之間，全省串聯？齊聲造反？行動一致，甚至連臨時政府也已組成，印信旗章亦已一應俱全，儼然政權轉移。
「以女共幹謝雪紅為首的潛臺共產黨徒，主要任務是企圖赤化解放臺灣，並聽命執行有助於中共整體戰略之行動。她才是這次事變的主謀者。」賈尚誼強調。

賈尚誼將軍，當年是親身參與事件的基層軍官，他的所見所聞與何聘儒的故事相比，何者才更接近真相 ? 台灣的歷史學者們也許該敞開心胸，開個研討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