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王」盛世才統治新疆始末

智效民

抗日戰爭爆發前後，一大批中共高級領導人和“左翼”文化人士去過新疆，其中包括周恩來、王明、康生、任弼時、毛澤民、陳雲、李先念、鄧發、周小舟、滕代遠、俞秀松、陳潭秋、方志純、孟一鳴、林基路以及杜重遠、茅盾、張仲實、王為一、趙丹等等。他們有的是路過，有的是到那裏工作。另外，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後，儘管只剩下三萬餘人，但還是組織兩萬多人向西挺進。因此人們自然要問：在那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他們為什麼要作出如此選擇呢？這一切，都與被 稱為“新疆王”的盛世才有關。

壹、1928年“七·七事變”

在介紹盛世才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民國以來新疆的政治狀況。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迪化（今烏魯木齊）和伊犁兩地的革命黨人立刻發動起義表示響應。結果，迪化起義因遭到新疆巡撫袁大化的鎮壓而失敗，伊犁的革命黨人則取得勝利。1912年1月，伊犁都督府成立以後，曾經派兵進攻迪化，但由於南北議和的消息傳來，雙方息兵停戰。不久，袁世凱任命原新疆按察使楊增新為新疆都督兼民政長，從此新疆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代。

楊增新（1867-1928）字子周（又字鼎臣），號藎臣，雲南蒙自人。他1889年考中進士，先後在甘肅、新疆兩地擔任重要職務。進入民國以後，隨著政局變化，他在1914年6月擔任新疆將軍，1916年7月擔任督軍，1925年1月改任督辦，一直掌握著新疆的軍政大權。在此期間，他完成了新疆與伊犁的 統一和阿爾泰地區的統一，使新疆從四分五裂的狀態下變成了西北地區的堅固屏障。不僅如此，楊增新在行政方面嚴厲打擊貪汙受賄，使官場風氣為之一變；在經濟 方面積極創辦民族工業，開墾農田，改變了財政不能自給的狀況；在外交方面與蘇維埃俄國友好相處，恢復了邊境貿易；在民族關係方面重視與宗教界人士的合作， 從而緩和了漢族與穆斯林的矛盾。這一切，既有利於維護其統治，也有利於社會穩定。

作為中華民國的封疆大吏，楊增新始終以保持新疆的穩定和統一為使命。他深知如果新疆出了問題，後果不堪設想。他曾經說過：倘若新疆一旦政綱失握，外有強鄰之虎視，內有外蒙之狼貪，恐此大好河山將淪陷於異族之手。為此，他對於內地的政壇風雲和軍閥混戰，採取了“認廟不認神”和“紛爭莫問中原事”的態度；對內地到達新疆的人員，則注意嚴加防範。北伐戰爭勝利後，楊增新發表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通電，因此他被任命為新疆省主席兼保安總司令。就在這時，新疆交涉署署長兼軍務廳廳長樊耀南突然發動政變，將楊增新殺害。

樊耀南（1879-1928）字早襄，湖北公安人。他18歲考中秀才，1904年被湖北選送日本官費留學，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據說他是一位自奉謹慎、 品學兼優、多才多藝的人。樊學成回國後正值清朝末年，因不滿現實，遂在家鄉設館教書，不問政事。辛亥革命爆發後，樊耀南重出江湖，先後擔任新疆法政學堂教員和民國副總統黎元洪的顧問。1917年黎元洪當了總統以後，任命他為新疆阿克蘇道尹，後來又擔任迪化道尹兼軍務廳長、交涉署署長和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監督 （校長）等職。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專門學校舉行首屆畢業典禮，邀請楊增新等政要參加。典禮結束以後，樊耀南舉行宴會。宴會期間，楊增新被樊耀南埋伏的殺手殺害。

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正當樊耀南以為大功告成，前往省長公署宣布自己執政時，民政廳廳長金樹仁一面派部隊固守要隘，保護省城，一面率省政府衛隊包圍了省長公署。於是，樊耀南在混戰中被亂軍擊斃。這一事件在新疆歷史上被稱為“七·七事變”。當然，也有人懷疑刺殺楊增新並非樊耀南主謀，而是金樹仁所為，或者是蘇聯在幕後操縱。

金樹仁字德庵，1883年生於甘肅河州。楊增新早年擔任河州知州時，因整頓吏治，興辦書院，使金樹仁受其恩惠。楊增新主政新疆後，金樹仁應其召喚，於 1915年西出陽關來到新疆。不久，金參加新疆全省縣長考試，以優異成績勝出，被委任為阿克蘇縣縣長。隨後他在基層歷練十餘年，終因政績顯著升任省公署政務廳廳長。

對於楊增新和發生在新疆的“七·七事變”，著名考古學家徐炳昶曾有如下評價：“藎臣將軍為一極精幹的老吏，實屬一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人種龐雜、政局不定之新疆，彼竟能隨機應付，使地方安靖，洵屬功多過少。不過其思想極舊，以為深閉固拒，即可成功；近二、三年政治變化，尤在他意料之外，近來因應殊未適宜，故致此變。”當時，徐炳昶是北京大學教務長，同時以中國瑞典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長的身份在新疆考察。考察期間，他與楊、樊二人多有接觸。此外，他還拿楊增新與慈禧相比，說楊“思想舊，好愚民，是他極大的短處。”

“七·七事變”以後，金樹仁將樊耀南用殘酷的磔刑處死，然後召開各級軍政要員會議宣布事變經過。於是，他被推舉為新疆省政府臨時主席兼總司令。隨後，南疆、北疆的軍事將領和少數民族的王公貴族也紛紛通電表示擁護。1928年11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承認新疆“七·七事變”之後的現實，正式任命金樹仁為新疆省政府主席。

二、1933年的“四·一二政變”

 金樹仁主政新疆後，在繼承楊增新統治方略的基礎上，又有很多創新。為了培養人才，他一方面派人到德國、日本留學，一方面在各縣設立中學、在50戶以上的村 莊設立小學。為了發展經濟，他在修築公路、興建牧場、改良品種的同時，還利用外資開發本地礦產資源。1929年甘肅大旱，他多次撥款賑濟當地災民，被譽為 “恩被全隴”。

當時新疆孤懸塞外，外敵窺伺已久，而中央政府又鞭長莫及，一旦發生衝突，後果不堪設想。為了鞏固國防，加強軍隊建設，金樹仁於1930年派省府秘書長魯效祖到上海、南京等地延攬軍事人才。當時正在國民政府參謀本部擔任科長的盛世才表示願意到新疆效力，經過考察，他終於如願以償。這一年年底，他辭去原來職務，取道蘇聯抵達新疆。

盛世才，字晉庸、又字德三，1897年（一作1895或1896）生於奉天（今遼寧）開原盛家屯。他小時候在奉天讀書，後考入上海中國公學政治經濟科，1917年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留學。1919年回國後棄文從武，入廣東韶關講武學堂學習。畢業後，他跟隨教官郭松齡返回東北。回到東北後，郭擔任了東北陸軍講武堂教官。當時張學良正在這裏學習。經張學良推薦，郭松齡被張作霖任命為奉軍第八旅旅長，於是盛世才在他手下當了一名排長。郭對盛非常賞識， 不僅讓義女邱毓芳（邱父時任團長，是盛的頂頭上司）嫁給他，還舉薦他到日本陸軍大學深造。1925年郭松齡倒戈反奉，盛世才應召回國，在郭手下擔任營長。 郭松齡兵敗身亡後，盛世才逃亡日本，在孫傳芳、馮玉祥、蔣介石等人資助下，才完成日本陸軍大學學業。1927年盛世才學成回國後，先後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中央軍校附設軍官學校教官和參謀本部第一廳作戰科長等職務。

盛世才入疆後，由於他來自南京政府參謀本部，金樹仁對他頗有戒心，只給了他一個“督辦公署上校參謀主任”的閑職。在此期間，盛世才委曲求全，惟命是從，想方設法獲得了金樹仁的信任。不久，他擔任軍官學校戰術總教官，這為他拉攏學生、培植親信提供了良好機會。

1931年2月，哈密王府軍官和加尼牙孜、總管堯樂博士發動武裝暴動，甘肅馬仲英乘機率部入疆，致使新疆陷入大規模民族仇殺之中。為此，金樹仁先後派魯效祖和張培元為總司令、盛世才為參謀長率部前去圍剿。經過幾個月苦戰，先後將馬仲英、和加尼牙孜擊敗。1932年，馬仲英派馬世明聯合和加尼牙孜進攻哈密，盛世才出任東路剿匪總指揮，又將敵人擊退。1933年初，馬世明率部進犯，盛世才兩次解圍，將馬世明打敗。盛世才屢戰屢勝，使他獲得“常勝將軍”的美譽。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參謀處處長陳中聯合迪化縣縣長陶明樾、航空學校校長李笑天等人，在歸化軍首領巴品古特的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歸化軍” 由十月革命以後流亡到新疆的白俄組成。因為這些人到達新疆後有“歸化”的要求，所以金樹仁便把他們武裝起來為己所用。於是，人們把這支軍隊稱之為“歸化 軍”。歸化軍驍勇無比，戰鬥力很強。他們不僅為金樹仁鎮壓各地暴動立下汗馬功勞，也因為與金樹仁的矛盾而萌發叛亂之意。

政變爆發後，金樹仁倉惶逃離迪化，並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叛。與此同時，政變領導人陳中也派人來到盛世才的駐地，請他支持政變，共同主持新疆局面。第二天盛世才率部達到迪化城外，但是卻按兵不動。這時，陶明樾找到東北義勇軍的首領鄭潤成，請他出兵支援。東北義勇軍是“九一八”事變以後從東北流亡到新疆的一支部隊，他們參戰以後，迫使據守在城內的政府軍很快投降，陳中等人遂控制了局面。4月14日，政變發動者召開會議，商量由誰出面維持局勢。由於政變各方均沒有足夠實力，而盛世才卻握有重兵且近在咫尺，再加上這幾年他已樹立一定的威信，於是大家一致推舉盛世才為新疆臨時督辦，推舉教育廳廳長劉文龍為新疆省政府臨時主席。這次事件在新疆歷史上被稱為“四·一二政變”。

三、盛世才控制新疆局面

盛世才上臺不久，便通過蘇聯駐迪化總領事向斯大林秘密提出將新疆劃入蘇聯領土並成為其加盟共和國的要求。但由於當時中蘇兩國剛剛恢復外交關系，再加上鑒於 1904年日俄戰爭的歷史教訓，斯大林對日本特別畏懼，如今中日兩國交戰在即，這將大大緩解日本對蘇聯的威脅，所以斯大林沒有同意。

1933年6月10日，南京中央政府派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飛抵迪化，名為“宣慰”，其實是為了調查“四·一二政變”的真相。黃慕松下車伊始，便與陳中等人聯繫密切，從而引起盛世才的猜忌。盛世才害怕陳中等人聯合黃慕松取代他的地位，便決定先發制人。6月26日，他以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為名，在督辦公署埋伏殺手，將應邀前來的陳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逮捕，隨後即以“謀叛罪”將他們押到東花園擊斃。於是，在盛世才的逼迫下，作為“欽差大臣”的黃慕松只好悄然返回內地。面對這一局面，南京政府因為鞭長莫及，無可奈何，只好順水推舟，任命盛世才為新疆督辦，劉文龍為新疆省政府主席。這一年年底，盛世才又以涉嫌謀叛的罪名，將劉文龍及其全家軟禁，並指定年邁多病的朱瑞墀擔任省政府主席。朱瑞墀於第二年3月病死，於是盛世才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開始對新疆實行獨裁統治。

當時，新疆還有馬仲英和張培元兩股勢力，與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馬仲英原名馬步英，甘肅河州人，是馬步芳的堂兄弟。馬仲英擁有兵力一萬餘人，活躍於北疆等地。張培元有八千多人，占據伊犁一帶。盛世才上臺以後，馬仲英和張培元先後率部進攻迪化，對盛世才形成夾擊之勢。盛世才除了率部迎戰外，還向斯大林求助。1933年10月，他派自己的外事處長以“看病”為名，到莫斯科與蘇聯當局接洽。隨後，他從前線返回迪化，與斯大林派來的特使簽訂了秘密協定，其中包括蘇聯向盛世才提供300萬盧布的軍火（內有30架飛機和機槍、通訊器材）等內容。作為回報，盛世才答應向蘇聯出讓開採黃金、石油和其他礦山的權利，並在新疆修築一條通向蘇聯的鐵路。此外，盛世才還答應要在新疆“推行和扶植共產主義觀念”。

在此前後，盛世才與蘇聯駐迪化總領事一直保持密切聯繫。他經常邀請總領事到家裏做客，飯後還請對方參觀自己的書房，並且說他在學生時代就信仰共產主義，書架上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和《列寧主義問題》等著作，就是他的秘密藏書和必修之課。除了這種“精神賄賂”之外，在客人離開時他還有貴重禮物相贈。 因此，蘇聯總領事向莫斯科匯報說：盛世才相信共產主義，對馬列主義研究頗有心得。（參見《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下冊，第648頁，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1版）

不久，斯大林派蘇聯紅軍進入新疆，換上中國軍隊的服裝，先後將張培元和馬仲英擊敗。張培元失敗後被迫自殺，馬仲英也退往吐魯番、喀什一帶。在此之前，盛世才還以召集軍事會議為名，把東北義勇軍首領鄭潤成等人逮捕並處以絞刑。至此，盛世才在斯大林幫助下消滅了全部異己勢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為了幫助盛世才在新疆的統治，斯大林多次向盛世才提供巨額貸款，其中1935年8月高達500萬盧布，1937年1月又提供250萬盧布。另外，“斯大林應盛世才之邀，向新疆政府派遣了政治、軍事、財政各方面的顧問和技術專家300餘人。這些顧問中，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或在蘇聯、共產國際工作過的，原來是中共黨員而後來又轉為蘇共黨員的中國人20餘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共黨的‘一大’時的共產黨員、化名為王壽成的俞秀松。”（同上，第649頁）

鑒於盛世才的種種表現和斯大林的戰略決策，共產國際於1934年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視新疆問題，並要求把新疆作為通向蘇聯的國際通道。為此，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1935年長征期間，他與毛澤東在四川懋功會晤，並召開了軍事會議。當時毛澤東提出進軍陜北、奪取寧夏、從而以外蒙古為靠背的“北進計劃”， 而他則提出三個行動方案：一是向川北、甘南以至漢中發展的“川甘康計劃”，二是毛澤東提出的“北進計劃”，三是向蘭州以西的河西走廊進軍的“西進計劃”。 他還說：“我們從情報中知道，蘇聯的飛機和軍隊，曾支持新疆省當局平復了馬仲英部的叛亂。從這個消息看來，蘇聯在新疆有相當的力量，新疆當局似持親蘇立場，如果我們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較多的幹部和軍隊，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區。缺點卻是離中國內地太遠，如果蔣介石封鎖了河西走廊，蘇維埃的旗幟就只能暫時在昆侖山阿爾泰山一帶飄揚。”對於張國燾的第三個方案，毛澤東也認為“新疆倒是紅軍可以休養整理的地方，只是離中國內地太遠。”（《張國燾回憶錄》第三冊，第230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第1版）由此可見，無論“西進”還是“北上”，都與蘇聯的支持和新疆的局勢有密切關係。了解這些問題，對進一步解讀中國近現代史頗有幫助。

1936年4月，盛世才在蘇聯的幫助下，頒布以“反帝、親蘇、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為內容的“六大政策”。 一時間，新疆各地紅旗飄揚，到處懸掛著斯大林和盛世才（據說還有毛澤東）的巨幅畫像。

四、全面奉行親蘇親共政策

 兩個月以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經過新疆，要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於是他成為長征以後與盛世才最早取得聯繫的中共高級領導人。隨後，中共中央果斷提出“寧夏戰役”計劃，其要點有二：一是占領寧夏，控制河西走廊，打通與蘇聯的陸上交通；二是與東北軍合作，建立西北國防政府。該計劃經共產國際批准後，由中國工農紅軍組織兩萬多人的西路軍渡過黃河向西挺進，以便打通前往新疆的“國際通道”。為此，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在 1936年9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

在克里姆林宮。

討論中國問題。

建議：認為可以同意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計劃草案（通過向寧夏和新疆運送武器支持中國紅軍等。）

9月11日，他又在日記中說：

確定對中國的決定：

“（1）同意中國紅軍的行動計劃，即占領寧夏的部分地區和甘肅西部，同時明確指出中國紅軍不得繼續向新疆方向推進，否則紅軍便有可能脫離中國的主要地區。

（2）提前決定在中國紅軍攻占寧夏地區後提供1．5萬-2萬支步槍、8門火炮、10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外國制式的彈藥。武器將於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將通過知名的烏拉圭洋行售出，為運進寧夏作準備。（《季米特洛夫日記》第46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從這裏，不難看出中國紅軍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

這一年10月，陳雲和滕代遠等人從蘇聯經新疆回國。在離開莫斯科之前，陳雲向共產國際再次提出需要大批軍火的要求。季米特洛夫對他說，經蘇共中央批准，已經準備了90輛坦克、90門大炮和其他武器彈藥，一併運往中蘇邊境。為此，季米特洛夫在12月2日的日記中有如下記錄：

1166噸箱裝貨物（這裏指向中共提供的援助——原註）。

由外貿人民委員會負責提供卡車、燃料、彈藥等。

已給財政人民委員會發電報，在撥出200萬盧布之外，再提供：50萬美元，5000盧布（其中15萬美元已用於訂購外國制式的飛機）。

484名相關專業的軍人（駕駛員、技術員、指揮員）將進入新疆政府服役。（同上，第48頁）

12月中旬，當陳雲、滕代遠等人抵達霍爾果斯附近時，看到蘇聯為他們準備好了大批坦克、大炮等軍事物質。但據說是由於西安事變的爆發，蘇聯當局改變原有計劃，致使陳雲一行以及大批軍火滯留在中蘇邊境的蘇聯一側。

這時，西路軍在河西走廊遭到馬步芳和馬鴻逵的頑強狙擊，再加上中央指揮失當，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1937年4月，西路軍殘部一千餘人被困在祁連山一帶， 當時還滯留在中蘇邊境的陳雲受命去號稱“新疆東大門”的星星峽接應。為此，盛世才派出專人專車，把陳雲、滕代遠等人從邊境對面接到迪化，並專門設宴招待這些遠方的朋友。隨後，他根據陳雲的建議，派數百名官兵和數十輛軍車，載著糧食、軍裝等大批物資，由迪化出發，前往星星峽尋找彈盡糧絕的西路軍殘部。當李先念等西路軍殘餘人員被找到時，他們被盛世才的舉動感動得流下眼淚。

1937年5月，西路軍殘部400餘人到達迪化，以督辦公署“新兵營”的名義進行訓練。這些人由盛世才提供給養，由蘇聯提供槍支、彈藥、坦克、火炮、裝甲車和飛機等軍事裝備。

同年10月，中共中央經過仔細研究，決定抽調50名得力幹部，由周小舟率領從延安來到迪化，秘密設立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對外稱“南梁第三招待所”）。當時因陳雲仍然滯留在迪化，於是中共中央委任他為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

                 五、盛世才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

 1937年11月下旬，王明和康生從蘇聯回國路過新疆，受到前所未有的歡迎。盛世才利用這次見面的機會，向他們提出兩個要求：一是請延安派更多的幹部到新疆來工作，二是他自己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對於第一個要求，王明立即答應；但是對第二個要求，卻因為事關重要他無權決定。據說，當時王明和康生聽了盛世才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話以後，非常吃驚。大家覺得：“盛世才如能加入中國共產黨，豈不意味著沃野千里、與蘇聯為鄰的新疆，不費一槍一彈便成了共產黨的天下？！”（《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下冊，第652頁）

據《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一書分析，盛世才的要求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興趣和重視。證據之一是毛澤東把他的弟弟毛澤民和數十名親信派往新疆，並被盛世才委以重任；證據之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則上同意了盛世才的入黨要求。因此，1938年3月任弼時到莫斯科匯報工作路過新疆時，曾經對盛世才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他入黨，“但由於多年來新疆與蘇聯的密切關係，此事非請示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不可。”（同上）

這時，盛世才與蘇聯的關係更加親密。1938年初，蘇聯未經中國中央政府同意，就派一個騎兵團和一個空軍支隊進駐哈密。為了掩人耳目，該團採用新疆地方軍隊的番號，對外稱歸化軍騎兵第八團，簡稱“紅八團”。這個團的實際人數有一個旅之多，是一支配備了飛機、坦克的機械化部隊。它不僅嚴重地侵犯了我國主權， 還扼守著我國內地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

與此同時，盛世才還先後辦了三件大事：一是以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戰的名義，將大批衣物和軍火運往延安；二是根據陳雲帶來的指示，盡快從新兵營中選拔一批優秀人才到新疆航空學校和獸醫學校學習專門技術；三是經八路軍辦事處第二任主任鄧發同意，從新兵營調黃火青擔任“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秘書長兼審判委員會委員長。

1938年10月14日，鄧發通過共產國際遠東地區聯絡員向莫斯科發來電報說：“飛行員訓練班的25人中已有24人能夠獨立飛行了，訓練班將於11月5日 結束，17名技師也在學習中取得了成績。但是督辦只有已經超過飛行期限並對高級飛行有危險的Y-2型和P-5型飛機。請撥給我們三架供高速飛行、轟炸和殲擊訓練的飛機。”為此，季米特洛夫要求“最好能滿足他對調撥教練機的請求。”（《季米特洛夫日記》第81頁）一年以後，盛世才又從“新兵營”中挑選30多 人送往蘇聯，以便為新疆培養更多的人才。

六、盛世才秘密加入蘇聯共產黨

 為了進一步討好蘇聯，盛世才覺得有必要親自去蘇聯一趟。於是在1938年8、9月間，盛世才攜全家以妻子“看病”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

  對於盛世才訪問蘇聯，國民政府並不知道。曾經長期在中國工作過的蘇聯外交官A．M．列多夫斯基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檔案和相關資料，對這次會談作了介紹。列多夫斯基說：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宮接見了盛世才。當他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其中包括新疆的托派、軍隊、資源和民族問題等等）之後，還向對方提出了加入蘇聯共產黨的要求。下面是有關這方面的檔案資料：

會談記錄中指出，他（盛世才）對自己要求入黨的願望作出的解釋是，他了解馬恩列斯的學說之後，知道這是惟一必須信奉的學說，況且他根據經驗確信，世界上惟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踐中援助較弱小的和被壓迫的民族，所以他要求入黨的願望增強了。現在他得到了這樣幸運的機會，親自同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斯大林同志交談，因此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表達自己的要求。如果斯大林同志認為可以接受他入黨，那他是很幸運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說，如果督辦非常堅持這個要求，那他不反對，但是伏羅希洛夫同志說，這會損害督辦的工作，因為蔣介石和楊大使（中國駐蘇大使）知道後都會很不滿的。

督辦回答說，這需要保守秘密，無論蔣還是楊都不知道此事。（《斯大林與中國》第223頁，新華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上世紀50年代，已經到了臺灣的盛世才也談到當時的情況。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

我對斯大林說：“我是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一九三七年，我通過陳紹禹、康生和鄧發，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政治局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紹禹、康生、鄧發、陳雲和任弼時等人對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說要與第三國際商量之後再作最後決定。”最後我說：“我希望能迅速受到黨的考驗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們（引者按：指斯大林等人）關於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定。”斯大林立刻明確地回答說：“你現在就可以入黨。你回新疆之前，我會再次和你談這個問題。”（轉引自李嘉谷：《新疆軍閥盛世才秘密加入蘇聯共產黨》，《百年潮》2000年第8期）

接下來盛世才繼續寫道：“當我們正準備返回的時候，一位黨的官員帶著斯大林的指示來旅館拜訪我。根據這個指示，這位格魯吉亞獨裁者（引者按：指斯大林）個人的意見是給予我特殊的照顧，立即吸收我加入蘇聯共產黨。換句話說，即使我是中國人，也可以做俄國共產黨員！這位特使又要我簽署了服從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書，而在這之後我將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猶疑不定的心情安靜下來之後就表示了同意。以後不久，第二位官員給我帶來了黨證，號碼是1859118和 一本黨章。”（同上）

隨後，盛世才還與蘇聯簽訂了不平等的《新蘇租借條約》（亦稱《錫礦協定》）。條約簽訂後，蘇聯在新疆獲得了駐兵、採礦、征用土地、出入境運輸、利用一切自然資源、裝設電話和無線電臺等特權。為此，美國歷史學家艾倫•惠廷認為：這個“協定給予莫斯科在新疆享有非常廣泛的特權，以致使新疆成為一個既不受烏魯木齊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國中之國。”（《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下冊，第657頁）

盛世才與蘇聯反目以後，曾經向蔣介石描述了這個條約的簽訂過程。他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蘇聯派員秘密到新疆來，給我一個絕對秘密文件，係租借新疆錫礦條約，內容非常荒謬與不合理，完全帶有侵略性質。彼時職要求修改內容，以及縮短租借年限，蘇方來員答覆謂：你一個字都不能修改，你係聯共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命令，更應該為蘇聯的利益作鬥爭。”（同上，第657-658頁）

此外，在1941年1月，盛世才再次向蘇聯提出成立新疆蘇維埃共和國並加盟蘇聯的要求，但斯大林基於其戰略利益的考慮，還是沒有答應。

七、毛澤民執掌新疆財政大權

 如前所述，抗日戰爭爆發前後，一大批中共領導人來到新疆工作，或者是經過新疆前往蘇聯“看病”，毛澤東的大弟弟毛澤民就是其中一個。

毛澤民字詠蓮，後改為潤蓮，1896年生人。他從小在家鄉務農，只讀過4年私塾。在毛澤東的影響下，他於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成為一個職業革命 家。1925年以後，他離開湖南，先後在廣州、上海、天津等地從事革命活動。1931年他來到江西瑞金，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銀行行長，協助毛澤東掌管財政大權。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他負責籌糧籌款和保障供給等工作。紅軍到達陜北以後，他擔任國民經濟部部長，繼續負責財政工作。

1938年2月，毛澤民攜第二任妻子錢希均（第一任妻子係小腳婦女王淑蘭）赴蘇聯“看病”，從延安路過迪化。盛世才要求他留在新疆，他經過中共中央批准，化名周彬留了下來。盛世才任命他為新疆省財政廳副廳長，代行廳長職務。

同年4月，毛澤民寫信向中共中央匯報新疆的財政情況和改革新疆財政的設想之後，又提出兩個要求：一是請黨中央派一批能理財、懂會計的幹部來新疆工作，二是希望把陜甘邊區政府制定的關於財經方面的法令、文件寄過來，以備參考。為此，毛澤東在批示中說：“請陳雲同志替他辦，財政事情第一要緊，不但那裏好，將來也大有助於我們。”（《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鬥爭紀事》第17頁，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出版）隨後，中共中央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和陜北公學選派一批黨員幹部，乘汽車來到迪化，其中有毛澤民的第三任妻子朱旦華。

朱旦華來到新疆以後，先在迪化女中擔任教導主任，後來又擔任反帝會女中分會指導，省政府政務委員會委員和省婦女協會秘書長等職務。反帝會的全稱為“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是盛世才成立的一個類似政黨的組織。它的會長是盛世才，歷任秘書長是俞秀松、黃火青、萬獻廷、王寶乾等共產黨人。

1938年9月底，新疆召開第三次全省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由黃火青和毛澤民等人起草的《大會宣言》等文件。為此，朱德、彭德懷代表八路軍發來賀電稱： “新疆自四·一二革命以來，在督辦的正確領導之下，……創造了有利於各族人民的許多事業，使政治、文化、經濟建設突飛猛進。”（同上，第20頁） 大會期間，毛澤民由財政廳副廳長改任代理廳長的職務。

毛澤民掌握新疆的財政大權以後，認為新疆幣制不統一給流通帶來很大不便，於是他進行了幣制改革。在毛澤民的提議下，官商合辦的新疆省商業銀行於1939年 元旦正式成立。該銀行官股占60%，為大洋300萬元；商股占40%，為大洋200萬元。2月1日，新幣在新疆全境正式發行，原有的舊幣一律作廢。為此， 毛澤民制定的兌換標準是“舊省票四千兩（後改為六千兩）兌換新幣一元，喀票（喀什地區貨幣）一百六十兩兌換新幣一元。”（同上，第27頁）與此同時，為了 完成幣制改革，貫徹新的稅制政策，毛澤民在全省財經系統和各地稅務部門安排了大批共產黨員擔任重要職務。

1939年11月，新疆省政府公布了由毛澤民重新修訂的《新疆省限制金銀出境暫行辦法》。該辦法“規定每人只限佩帶飾金二兩，飾銀五兩出境，超過規定者均沒收，並以擾亂新省金融，破壞抗戰後方論罪。”（同上，第41頁）

但是這一切非但沒有改變新疆的財政困境，反而讓整個社會陷入極度的物資匱乏之中。為了應急，毛澤民在1938年發動“募集寒衣運動”。據《新疆日報》報導：“迪化全市各單位共捐銀票六百九十二萬九千一百兩。……遠在蘇聯學習的盛世琪、陳秀英夫婦亦捐獻省銀票一百萬兩。”（同上，第22頁）盛世琪是盛世才 的四弟，他們夫婦捐獻的數額居然可以與全市總數相媲美，可見他們占有巨額的財富。

為了“支援前方抗戰”，毛澤民還發起“獻金運動”。據說在這次運動中，由於“各族各界群眾踴躍獻金，其中有六、七十歲手扶拐杖的老太婆和七、八歲的小娃娃，甚至乞丐亦將其平日僅有之一點錢交到獻金臺去”，所以“到1939年底，共捐款二百餘萬元。”（同上，第42頁）

1940年年初，擔任阿克蘇行政長的黃火青發布訓令稱：“本區發現貧民沿街沿門或在通街大道，橋梁要口呼喊乞討，有失地方觀瞻之雅。各縣應查實，對其中老弱病殘，無依無靠不能工作謀生者，每月發食麵三十斤以維持生活。”（同上，第44頁）

1940年2月，毛澤民從蘇聯“看病”回來以後，他的妻子錢希均已經離開新疆返回延安。據《革命與愛：毛澤東與毛澤民的兄弟關係》（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1年出版）一書說，錢女士後來有這樣的回憶：“當時，我很想不通，蘇聯派來許多飛機，運來大量的物資支援中國的抗日，我們不去抗日前線，卻在這裏與軍閥搞統戰。”於是在1939年冬黨組織同意她返回延安，並批准了她的離婚要求。

1940年5月，毛澤民經鄧發介紹與朱旦華結婚。第二年他們的兒子出生，毛澤民為了紀念這個出生地，為他取名毛遠新。毛遠新在文化大革命中擔任毛澤東的聯絡員，因此而紅極一時。

這時候，儘管新疆的財政危機已經非常嚴重，整個社會也陷入極度的物資匱乏之中，但是當局仍然在組織群眾大搞歌詠比賽。據有關資料記載，1941年1月29 日，“因市面羊肉缺乏，羊肉商趁機擡高市價。為了穩定市場肉價，改善群眾生活，財政廳召集羊肉商人開會，毛澤民講了話，他要求各肉商售肉以合理化為主旨， 不得任意擡高肉價，從中漁利。”（《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鬥爭紀事》，第57頁）到了2月25日，財政廳又組織平價委員會“召開商界大會，會上 宣布了對囤積貨商的處罰。毛澤民出席了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同日下午，反帝總會在總會辦公廳召開第六十六次常務幹事會議。秘書長王寶乾主持會議。會議決議編制反帝會會歌、新疆民眾俱樂部組織章程，舉辦維族歌詠比賽會和關於四月革命宣傳問題等”事項（同上，第59頁）。

                      八、杜重遠“四渡天山”

 就在盛世才訪問蘇聯的時候，斯大林發動的“肅反”運動已經進入高潮。當時，所謂第三次“莫斯科審判”剛剛結束。這次審訊的對象是以布哈林、李可夫為首的 23人，罪名是“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審訊結束後，布哈林和李可夫等20人被秘密判處死刑。隨後，被稱為“殺人魔王”的葉若夫，也因為其助手貝利亞的告發被處死。與此同時，就連斯大林、加里寧、莫洛托夫等人的家屬和親戚，也紛紛被逮捕或處決。

從蘇聯“取經”回來以後，盛世才以斯大林為榜樣，開始了大清洗運動。時任新疆學院院長的杜重遠就成了第一個清洗對象。

杜重遠原名杜乾學，1897年4月27日出生於吉林省懷德縣，1917年東渡日本攻讀陶瓷製造專業。1923年畢業回國後投身於實業救國的同時，曾發動抗日示威抵制日貨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他化裝逃往關內，在上海與周恩來取得聯繫，並買下位於淮海中路的一幢花園洋房。從此，這裏就成為中共特工密使、上海救亡人士以及政府高官要員來往活動的場所。1933年，鄒韜奮、胡愈之主持的《生活》周刊被查封後，杜重遠於第二年創辦《新生》周刊，其寓意和目的顯而易見。

1935年5月，《新生》刊登《閑話皇帝》一文。該文因涉及日本天皇而受到日方非難後被上海當局查封，杜重遠也因此鋃鐺入獄。1936年春，杜重遠“因 病”獲准在上海虹橋療養院就醫，張學良曾化裝赴上海探望。借此機會，他向張學良提出與中共以及楊虎城、盛世才實現西北大聯合的建議。不久杜重遠提前出獄， 赴西安與張學良共商大計，並參與策劃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杜重遠在太原與周恩來再次會晤並達成共識。他們認為，抗戰的勝利取決於中蘇聯合，而新疆既是中蘇聯合的交通要道，又是抗日戰爭的重要根據地。因杜重遠與盛世才有同鄉、同學之誼，周恩來建議他去新疆工作。

1937年10月13日，杜重遠“一渡天山”來到迪化，受到盛世才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款待。盛希望他能夠留下，但杜沒有答應。杜重遠返回內地後，在鄒韜奮主持的《抗戰三日刊》連續發表《到新疆去》的通訊。後來，他把這些通訊匯集為《盛世才與新新疆》一書，由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面世後，在社會上反響很 大，許多年輕人因此對新疆產生了濃厚興趣，紛紛要求到新疆去。

1938年6月杜重遠“二渡天山”赴新疆考察，但他因為當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要參加即將召開的大會，於7月初匆匆離開迪化。不久上海淪陷，杜重遠把家遷到香港，與上海《立報》總編輯薩空了一同來到武漢，在胡愈之的住處見到周恩來和葉劍英。周恩來再次鼓勵他們前往新疆，於是杜重遠於10月初乘飛機“三渡天山”抵達迪化。下了飛機以後，他們看到街道兩旁張燈結彩，到處張貼著“列寧主義萬歲”、“六大政策萬歲”的標語。為此，杜重遠根據《新疆日報》和《反帝戰線》刊登的文章和自己的感受，寫了《三渡天山》的通訊，對新疆和風土人情、所見所聞作了詳細報導。

隨後，盛世才委任杜重遠擔任新疆學院院長，薩空了擔任《新疆日報》社副社長。為了安心工作，二人返回關內迎接家眷。1939年1月，杜重遠辭去國民參政員、國民政府監察委員的職務，謝絕了美國友人勸他去美國辦實業的邀請，帶領全家“四渡天山”來到迪化。

第二年2月，茅盾和張仲實（馬列著作翻譯家）應杜重遠邀請來到新疆，分別擔任新疆學院教育系和政治教育系主任。隨後，茅盾又擔任新疆文化協會委員長兼藝術部部長，於是他又把王為一、徐韜、趙丹、葉露茜等人請到新疆，成立了新疆實驗話劇團，並排演了著名的話劇《戰鬥》。趙丹來新疆之前，曾向茅盾打聽情況，但因為盛世才嚴格檢查出入新疆的書信，所以茅盾不敢以實情相告。趙丹到達新疆以後，才知道這裏的情況和他想像的大不一樣，這讓他追悔莫及。

1939年9月，周恩來路過新疆去莫斯科治病時，盛世才設宴招待，茅盾也應邀出席宴會。當時茅盾想送孩子去蘇聯留學，便悄悄托鄧穎超給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楊之華捎信。後來楊之華回話說：只有中共領導人的子女，蘇聯才接納上學，妳的兩個孩子不符合這個條件。

 九、新疆開始大清洗運動

 1939年下半年，杜重遠發現盛世才對他不懷好意，便以生病為由提出辭呈，盛世才立刻同意並把他軟禁起來。1940年2月，薩空了因調解盛世才和杜重遠的矛盾無效，怕自身難保，便借口離開新疆。為了營救杜重遠，他在臨行前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並把這封信留給毛澤民，請他等周恩來回國時轉交。據說周恩來回國 路過新疆時，曾與盛世才交涉，要杜重遠與他同機返回關內，盛推托說：“等下次飛機送他返回關內。”同年5月，茅盾和張仲實看到形勢不妙，也以母親病重為由，請假返回內地。在此期間，盛世才又炮製“阿山案”、“回案”、“崔榮昌案”、“六星社案”等一系列案件。

1940年6月22日，中共駐新疆辦事處主任陳潭秋向延安匯報工作時寫道：“新疆政治危機日益嚴重，督辦在民族問題上，將蒙、哈、柯族代表全部扣留，並將其中一部分逮捕。不久前，又逮捕哈族領袖沙里福汗。今年二月間，阿山哈族因拒絕而發生暴動，盛世才派軍隊和飛機去鎮壓，屠殺了數百人。逮捕了維族三領袖。 弄得社會不安，人人自危。”此外，盛世才還多次發布公告，“號召公務員及民眾互相監督和檢舉敵控奸細，托匪……，並允許直接向他告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鬥爭紀事》第52頁）

1940年9月，盛世才曾派毛澤民審理杜重遠案。杜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我決非托派，硬說我是托派，此係最大痛苦者也，比受酷刑還苦。”第二年5月，盛世才以“漢奸”“托派”和“陰謀暴動”等罪名將杜重遠正式逮捕，受其牽連，趙丹、王為一、徐韜以及包括財政廳長、邊務處長、新疆一大批高級官員紛紛被捕， 總數在1200人左右。

1941年冬，盛世才密電蘇聯當局，說《新疆日報》社社長王寶乾是“陳培生陰謀案”的幕後策劃者，其目的是推翻新疆的現政府。此為，他要求立即逮捕王寶乾，或將其調回蘇聯處置。1942年3月，盛世才的四弟、曾任新疆督辦公署衛隊團團長和機械化旅旅長的盛世騏在家裏中彈身亡，盛世才認為是盛世騏的妻子陳秀英和蘇聯軍事顧問合謀殺害了他的四弟，並因此發動政變。於是他將陳秀英投入監獄，嚴刑拷打，逼她承認自己的罪行。事後，盛世才寫信向斯大林繪聲繪色地匯報了這一案件，其中除了陰謀暴動外就是不正當男女關係。當然，也有人說是盛世才殺害了他的四弟，原因是盛世騏與他和政見略有不同。事情發生以後，陳潭秋向延安和莫斯科匯報說：“盛世騏成為盛世才反蘇反共陰謀的犧牲者。”蘇聯當局得知此事後，認為這是盛世才為了投靠蔣介石所做的準備。為此，斯大林派外交部副部長德卡諾佐夫攜帶莫洛托夫的信來到迪化，試圖阻止盛世才繼續行動。兩人見面後，德卡諾佐夫對盛世才說：“你是聯共黨員，要永遠信仰馬克思主義，不能動搖。”但是盛世才對他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了。……作為三民主義的忠實擁護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統治。”

                          十、盛世才離開新疆 

    1942年7月，蔣介石派第八戰區司令長官的朱紹良、行政院秘書長兼經濟部長翁文灝、空軍總指揮毛邦初等人飛抵達迪化。經過談判，盛世才答應中央政府的下列要求：1、嚴防蘇聯在新疆各地發動騷亂事件；2、由內地抽調軍隊來新疆加強防務；3、在新疆成立國民黨黨部；4、中共人員一律停止在各機關工作，並集中起來停候發落；5、中央政府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員會；6、由外交部派人接管新疆外交辦事處。

一個月以後，宋美齡親自飛抵新疆，代表蔣介石任命盛世才為新疆邊防督辦，同時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黨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務。1942年10月，盛世才向蘇聯當局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蘇聯政府在三個月內必須撤走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非外交人員。隨後，盛世 才將中共在新疆的人員集中起來，由陳潭秋領導進行整風學習。不久，任弼時指示陳潭秋說，莫斯科同意把他們轉送蘇聯，但是陳潭秋認為：“我們過境大成問題， 我們將處於東歸不得，西去不能的危險境地。”

1943年年初，盛世才將軟禁的陳潭秋、毛澤民、孟一鳴、潘同、劉希平、徐夢秋、林路基、馬殊等人分別投入監獄。隨後，重慶派內政部次長王德溥率人專程來到迪化，以“特派新疆審判團”的名義對他們進行審判。6月5日，陳潭秋、毛澤民、林路基以“危害民國罪”被判處死刑。9月27日，這三個人和陳秀英等人被秘密處決，並呈報重慶驗證。在此期間，王還對杜重遠案進行複審。隨後盛世才用毒藥剝奪了杜的生命，並把他秘密埋葬在督辦公署的東花園附近。

1944年8月，國民政府明令撤銷新疆邊防督辦公署，任命吳忠信為新疆省政府主席，調盛世才返回重慶，擔任農林部部長。至此，盛世才結束了他對新疆的十餘年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