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兩岸的媒體是如何沉淪的

文/俞力工   

去年初﹐筆者仍在臺灣執教期間﹐即發現泛綠的媒體不但充斥臺灣各個角落﹐而且頻頻重拳出擊﹐個個發揮著作戰機器的作用﹔而泛藍方面﹐除了個別論壇角落﹐通過一層又一層的包裝﹐博得少數知識份子的共鳴之外﹐完全接觸不到廣大工農群眾。不言而喻﹐群眾在一面之詞的感染下﹐自然不會在投票期間反射出“投泛藍一票”的念頭。有鑒於此﹐筆者對此畸形現象曾多次為文加以提示。如今﹐見到《一封沒有送出去的信》﹙見附件﹐以下簡稱“一封信”﹚﹐大體知道臺灣的媒體生態並沒有太多的改變。

宣傳與促銷間的關係不是高深學問。以一個實際例子﹐即可說明宣傳的重要性。在大陸﹐不時可聽到孩童說“我最愛喝可口可樂﹗”。釘點大的孩子就如此執著﹐說明他們接觸最多的廣告即是可口可樂。問問他們“天府可樂”為何物﹖大多數肯定連聽都沒聽過。可口可樂不過是糖水和桂皮的組合﹐毫無營養價值和成本可言﹐但每年支出的廣告費用﹐少說也可蓋過印尼的工業總產值。強大的資本﹐只要通行無阻﹐必然造成強大的利潤與文化優勢。

有次在臺北校園裏﹐還親自體驗過一次民主生活。當日閑來無事﹐抱著多瞭解情況的心態﹐莫名其妙地走進了理監事會議。主辦人見我是新來的老師﹐二話不說地在我手裏塞了一張理監事選票。但見密密麻麻數十位候選人名單﹐竟只有一位我還知道是誰。一時之間﹐恍然大悟為何臺灣市井小民紛紛投泛綠的票。原因無他﹐泛綠候選人名單早就通過宣傳銘刻在市井小民的心頭。臺灣號稱分享“普世的民主價值”。實際上﹐宣傳機器卻掌握在泛綠的手中。這方面泛藍陣營當然得負起大部責任﹐而造成這該死的原因﹐就在於泛藍媒體多數操縱在第二代養尊處優的少爺小姐手裏。從這一側面﹐又證明暴發戶發不過一代。

“一封信”中還反應了一個令人心寒的事體﹐即臺灣的農村人口除了政治上受“地下電臺”﹙多沒經政府批准﹚﹐甚至還在經濟上受其商業廣告的愚弄與盤剝。其實﹐把問題放大千萬倍﹐正好反映了操縱議題的國際主流媒體與毫無招架之力的第三世界之間的關係。兩者間唯一的區別在於﹐臺灣的地下電臺與鄉野百姓的接觸是直接的﹔而上文述及的可口可樂﹐則必須通過公關的遊說﹐首長的首肯﹐廣告公司的代理和媒體的推廣﹐由是形成“利益相關的聯合體”﹔至於天府可樂﹐自然成為跨國利益之下的犧牲品。如此這般﹐全球性的兩極化必然導致中國的兩極化﹐發達國家所有對待落後國家的手段﹐也將毫無保留地施用於邊際化人口的身上。前不久筆者在《乳頭樂》一文裏﹐曾提及布熱辛斯基為了抵制全球80％邊際化人口的反抗﹐而提出利用色情文化商品麻痹他們的建議。如今﹐只消看看新華網如何帶頭張貼“偷拍”照片﹐就知道他們是如何在教唆犯罪﹐如何侵犯婦女的隱私權。就這方面而言﹐筆者必須指出﹐當前在中西歐找不到任何一個公開網站﹐膽敢如此公然助長犯罪﹔而在中國境內﹐幾乎已找不到任何例外。

兩年前在臺灣教授“新聞選讀與評析”時﹐經常向學生介紹媒體侵犯婦女隱私權的案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幾個大報同時刊登遭毀容女子照片的事件。當師生在課堂裏正在討論臺灣不存在保護隱私權的立法時﹐赫然發現當日的報章刊登了一張涉嫌婚外情的女法官的照片。筆者當時即表示﹐如果連法官都無法自保﹐臺灣的私人權利應當不會高於動物園裏任人拍照的野獸。如今﹐大陸的媒體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

民主﹐顧名思義﹐系指人民當家作主﹐人民自己決定國家政治體制與前途的權利。為達到此目的﹐一個健全的社會﹐必須保障資訊的多元化。在《全球化﹐自由對民主的侵犯— 兼談中國如何自處》一文中﹐筆者曾就歐洲媒體多元化問題做過如下介紹﹕

七十年代初﹐筆者初到德國之日﹐正值該國熱烈討論如何制定反卡特爾法﹙反壟斷﹚﹐以防止媒體企業過度集中﹑壟斷之時。根據德國先後制定的相關法律﹐其主旨均在於通過資訊的多元化以促成意見的多元化﹐從而保障民主制度的多元化。因此﹐社會﹐以至於法律﹐對媒體企業的期盼﹐不是光為了“賺錢”﹙verdienen﹚﹐而是為民主“服務”﹙dienen﹚。有鑒於此﹐不單是德國﹐許多歐洲國家都備有限制私人媒體造成市場壟斷的立法﹙譬如規定私人電視臺的收視率不得超過20％﹚﹐如今﹐在“新自由主義”的壓力下﹐德國媒體的主要爭執議題卻是﹐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戰﹐為了提高德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如何修改德國法律﹐以放寬對資本集中加諸的限制。

實際上﹐近20年來中西歐區域﹐除少數例外﹐報紙﹑電視臺的媒體企業﹙雜誌卻基本不受影響﹚不斷集中﹐由是有趣地形成兩個對立現象﹕一是低俗媒體﹑街邊小報﹙boulevard newspaper﹚迅速集中﹑擴大﹙甚至壟斷了德東地區與若干前東歐集團國家的媒體﹚﹐高品質媒體﹙quality newspaper﹚卻有倒閉之虞﹔一是社會民主根基牢固的國家﹙如北歐﹚﹐始終能夠維護媒體的多元化﹐而民主文化發展較“遲鈍”﹑反法西斯教育推行不力的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奧地利﹚﹐則其集中率可高達90%(義大利)。該現象說明﹐中西歐民主力量正面臨嚴峻的挑戰﹐往後孰勝﹑孰敗﹐雖無定論﹐而就這兩年的趨勢看來﹐著眼于重振社會正義的力量﹙包括東歐﹚正在調整﹑動員﹑反擊之中。

從此段敍述﹐我們瞭解﹐就社會民主角度觀之﹐一個文明的政府﹐不論其政黨背景為何﹐應當負有維護資訊多元化和民意多元化的職責。如果把資訊多元化解讀為“無政府主義”﹐或誤以為中央政策屬最高“智慧結晶”﹐則必然造成人民的智障和政策的觸礁。1979年途經北京時﹐曾接受《北京晚報》的採訪。當時筆者針對國家的伊朗政策﹙指華國鋒造訪巴列維國王﹚提出了批評﹐並建議為防止類似事件重演﹐必須開放媒體與學界參與外交事務的討論...。次日﹐當筆者獲知此採訪消息刊登於《內參》時﹐還頗覺欣慰。不料﹐回到歐洲後才知道該訪談內容被利用為轟擊華國鋒的武器。媒體﹐根據過去的思維﹐是個鞏固政權的武器。如今﹐除此之外還增加了不擇手段拚命掙錢的功能。往後﹐甚至可能大張旗鼓地宣揚性犯罪。至於中西歐社會所關心的多元化功能﹐保障人民求知權和為人民服務的任務﹐似乎永遠與包括臺灣的中國發生不了太多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