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窗前站了很久。樓下的榕樹在暮色中漸漸模糊，像一個巨大的影子，吞噬著最後一絲陽光。編輯部的咖啡早已涼透，杯底的沉澱像一片無法掙脫的泥濘。「新銳女作家徵文大賽」的截稿就在下週，而我的文檔依然空白。

四十五歲，一個被文壇遺忘的年紀。有時我會想，那些寫作的衝動是否只是一種自我防禦，是對生命荒謬的徒勞反抗。但我還是日復一日站在這裡，注視著那棵榕樹，彷彿它能給出某種答案。

那天下午，我第一次看見他。他站在榕樹下，整理著被電動車撞翻的公事包。西裝是那種連鎖品牌的款式，打理得一絲不苟，卻遮不住縫隙間的疲憊。我認得那種疲憊——那是無法言說的生存重量，是我們這些人眼角細紋裡的秘密印記。

「需要幫忙嗎？」我聽見自己問。嗓音比預期的顫抖，像是打碎了某種心照不宣的沉默契約。

他抬起頭，目光游移，像在確認這句問候的真實性。那一瞬間，鏡像般的疏離感擊中了我：二十年前，我初到上海，第一次投稿被退回時，也是這樣站在出版社門口，抗拒著任何善意。

「謝謝，我自己可以。」他的聲音有些沙啞，帶著西北的口音。這口音像一把生鏽的鑰匙，瞬間打開了我塵封已久的記憶匣子。我以為自己已經完全改掉了老家的腔調，像改掉一個不該存在的缺陷。但此刻，那些被壓抑的鄉音在我的喉頭翻湧。

回到編輯部，我刪掉了所有已經寫好的段落。那些矯揉造作的詞藻，那些刻意討好的敘事，都像一層層偽裝，掩蓋著最真實的存在。我望著熒幕上的游標，一明一滅，像某種無聲的拷問：妳到底在恐懼什麼？是失敗，還是被看見最真實的自己？

那天午休，我看見他站在榕樹下，右手微微抬起，手指突然在空氣中抽動，像是握著一把看不見的球拍。那動作我再熟悉不過——是回光返照般的肌肉記憶，是身體藏著的鄉愁。

這場景讓我想起老家那張水泥球桌。說是球桌，其實更像一塊厚重的石板，夏天還會被村裡人拿來晾曬麥子。球桌表面坑坑洼洼，球彈起來總是歪七扭八，但誰都可以在那裡消磨半個下午。現在想來，那些不規則的跳動，那些意外的落點，才是生活最真實的模樣。

「你以前打球？」隔天在茶水間，我故作輕鬆地問。因為那個空揮的動作，實在太過眼熟。

「嗯，老家有張水泥球桌。」他愣了一下，可能沒想到被人發現了那個習慣，「現在⋯⋯」話沒說完，手指又不自覺地抽動了一下，像是要抓住什麼，又像是要放開什麼。

我知道他想說什麼。在這座永不停歇的城市裡，連懷念都是種奢侈。那些屬於年少的愛好，那些稱不上技藝的快樂，都被生活的重負壓在角落。只剩下這種無意識的小動作，像某種不能言說的秘密，在身體裡偷偷重演。

有時我會看見他低頭接視訊電話，手指又開始了那個小動作。估計是老家親戚又在逼婚，標準劇本：「都三十好幾了，還漂在上海⋯⋯」。他站在榕樹下，機械式地點頭，嗯嗯啊啊，手指卻在空中不安地游移，像是在和某個看不見的對手對打。

我知道他在「打」什麼——那些永遠解釋不完的焦慮，那些說不出口的委屈，那些連自己都不敢細想的徬徨。我何嘗不是？四十五歲的女編輯，還在寫作，還在投稿，像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每次和家人通電話，我也是這樣，一邊應付，一邊在桌下握緊雙手，直到指節發白。

寫到這裡，我刪掉了所有矯情的段落。不需要什麼「命運的捉弄」，不需要什麼「生活的重擔」。真實的故事往往就藏在這些微小的肢體動作裡：一個習慣性的空揮，一聲壓抑的嘆息，一個永遠說不完的「嗯」字。

「現在的九零後作者更懂市場。」主編在例會上這樣說，目光若有似無地掃過我這個老編輯。我低頭翻著手中的退稿，右手食指無意識地在桌面上輕點，是「乒」、「乓」的節奏。這是我取代不了的緊張症候，就像他的空揮。

我在筆記本上寫下第一行：「他站在榕樹下，手指在空氣中跳躍，像是在和過去的自己對打。」刪掉。「每個人都有一張看不見的球桌，上面躺著我們不敢細數的夢想。」還是刪掉。「那些微小的肢體動作是我們的母語，永遠改不掉的口音。」又刪掉。

我發現自己在重複一個可笑的習慣：用漂亮的比喻來粉飾一個不那麼漂亮的現實。就像我總是點最貴的那杯咖啡，卻從來不承認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更像個上海人」。

寫到第三稿時，我開始記錄他打電話時的表情：眉頭微皺又刻意舒展，嘴角上揚的弧度精準得像是量過一樣，偶爾會點頭，卻不知是在對著誰。這些細節太過私密，幾乎讓我感到羞恥。因為那分明就是我每次面對主編時的樣子，那種想融入又始終格格不入的別扭。

他的微信簽名改了又改。一開始是「不負重托」，後來改成「既往不戀」，現在只剩下一個省略號。我知道這是某種投降的徵兆，就像我，也曾把「文字江湖」改成「且歌且行」，最後只留下了一個句點。

每次看見他接視訊，我就會想起老家院子裡那張水泥球桌。那時的我們還不懂，有些球回不去，有些夢想會在半空中拐了彎，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日光會把麥子曬得金黃，卻曬不暖歸鄉的路。

寫到這裡，我忽然不想給故事一個戲劇性的結局。不需要搶劫，不需要意外，生活已經給了我們太多驚心動魄。真實的故事或許就是：一個人站在榕樹下，手指在空氣中輕顫，像是在寫一封永遠寄不出的信。而另一個人，站在窗前安靜地看著，在文檔裡小心翼翼地記錄下這一切，彷彿在試圖拼湊一個關於自己的答案。

深夜的編輯部，燈光昏黃，像是故意營造一種錯覺——妳仍然在被需要。然而實際上，整層樓只有我一個人，和那杯冷透的咖啡作伴。我盯著熒幕，思索著如何結束這篇文章，卻發現那是一件比開始還要困難的事。

窗外的榕樹在夜色中變成一片剪影，它的枝葉在微風中微微搖晃，像是在替某個沉默的旁觀者說話。我忽然想起他打電話時的模樣，那些不安分的手指、刻意維持的表情。也許他從未真的期待過電話另一頭會有什麼好消息，只是習慣了將自己的焦慮藏進每一次點頭和敷衍的笑聲裡。和我一樣。

我忽然明白，我寫這篇文章的真正原因，從來不是為了參加什麼「新銳女作家徵文大賽」。榕樹下的男人，水泥球桌的記憶，甚至我反復刪改的那些比喻，都不過是一場漫長的旁敲側擊——一場我對自己過去的追問。

我害怕直接寫下自己的故事，所以借用了他的影子。可這種投射真的公平嗎？我自以為在觀察他的生活，卻忘了，他也可能有自己的編輯部，自己的榕樹，自己的夜晚。他是不是也有一個空白的文檔，游標閃爍著，提醒他未完成的責任和失敗的夢想？

也許，這篇文章應該是給他的。

我在文檔中寫下：「這是一封我永遠寄不出的信，寫給那個站在榕樹下的陌生人。」接著又按下刪除鍵。

「這是一封寫給自己的信。」我繼續敲打鍵盤，但下一秒又全選刪除。

夜已深，窗外的車流聲漸漸減弱。榕樹不再是榕樹，而是一種抽象的存在，既是故鄉的象徵，也是都市的掩飾。它見證了我，也見證了他。或者說，它其實什麼都沒見證，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像一個不會發聲的陪審員。

我合上筆記本，走到窗前。燈光在玻璃上投射出我的倒影，和樓下榕樹的影子疊在一起，像是構成了一個短暫的、荒謬的完整。我忽然有些想笑：寫了一整晚，我究竟想證明什麼？孤獨嗎？失敗嗎？或者，我只是試圖把自己的故事包裹在別人的外衣裡，假裝那是一篇「具有市場潛力的小說」。

樓下傳來一聲細微的響動，我低頭望去，看見他還站在榕樹下。這一次，他沒有揮動手指，而是安靜地抬頭，目光似乎對準了我的眸子。我屏住呼吸，心跳因某種突如其來的坦誠而加速。這一瞬間，我忽然感覺自己裸露在他面前，彷彿所有未曾說出口的話語都化為一道光，穿過空氣，穿過懷疑，直抵他站立的地方。

「妳到底在害怕什麼？」那個熟悉的問題再次回到我耳邊。只是這次，它不再是一種拷問，而像是一個邀請，一個溫柔的允許。

他轉身離開了榕樹下的陰影，朝著一條我看不見的街道走去。我重新坐回椅子，開始敲擊鍵盤。一行行文字浮現，沒有華麗的比喻，沒有刻意的結構。我寫下的是最簡單的句子，但也是最真實的故事。

「有一天，我站在榕樹下，終於看見了自己。」

結尾，我在文檔中加上一行標題：「榕樹下的人」，然後按下了保存鍵。

作者：高浩容。哲學博士，道禾實驗教育基金會兒童青少年哲學發展中心主任研究員、台灣哲學諮商學會（TPCA）監事。著有《小腦袋裝的大哲學》、《心靈馴獸師》等書。課程、講座或其他合作邀約，請來信studiomowe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