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大學被衛福部指稱歧視愛滋病患，並擬開罰100萬懲罰之新聞事件，連日來吵得沸沸揚揚，不僅有媒體製作專欄專訪，人權團體更集體跳出來指謫與抗議，然而這些進步的聲音似乎與一般社會大眾脫節，歧視問題不僅少見一般民眾批判，更多是對於愛滋病傳播的質疑與害怕，為什麼聲稱充分保障人權價值的台灣會有如此兩極化的聲音，不妨由阿立一案來看看獨尊人權的成本與代價。

其一：人權互相間的對抗
人權論者其理論核心在於人權至上，唯有人權具有王牌身份，社會其他價值在人權面前，沒有平等較量的權力，這點在各種價值衝突中，人權論者屢屢高舉人權大旗，要其他價值俯首聽命可見一番：主張廢死者將死刑犯生命權凌駕於法治以及受害者權益之上，同性戀霸權主義者眼裡更容不下傳統家庭價值，而隨著近年來人權由基礎的生命、自由權利衍生將財產與生存權利納入其麾下，其所衍生的爭議更勝以往。

基於人權至上，人權唯一對抗者亦為人權，在阿立案中，阿立有免於歧視的權利，相對的，阿立的同學與未來的同袍亦有免於恐懼與保障人身安全的權利，平等權的對手是人身安全，兩者均為人權，就應該充分考量雙方利害做出取捨。

說到人身安全，就會有人提出反對意見，指出愛滋病不會因為接觸、共食傳染，然而艾滋病毒的確會藉由血液傳染，諸如拔牙、針灸、穿耳洞、共用牙刷、刮鬍刀、注射針頭、針筒，以至於嘴內膜破損、游泳時出血等均有傳染可能性，而軍中或部隊造成流血的機會特別地多，有部隊經驗的人就知道，在一群以男性為主體的團體中，流血受傷根本是家常便飯，感染風險與一般社會環境大根本無法等同類比。

因此，即使基於人權論點，反歧視也並非是唯一價值，亦應對抗人身健康安全的價值。

其二：人權很重要，但其他價值呢?
撇開人權至上的論點，社會上有太多價值在互相爭取關注，其中法治國家最重要的依法行政是其一，而近年來人權論者往往高舉人權大旗而無視現有法規，其所忽視的在於，人權也要依法取得，現有法規體制若對於人權之保障未盡合宜，也要依照法定程序將人權保障納入法規體系，依法行政是法治國家最重要的價值，否則人人均可假借人權之名，行違規違法之實，法治精神將因此潰散。

除此之外，社會亦有要求愛滋病患負起自身染病責任的聲音，在傳統價值體系中，權利不是生來具有，而必須考量相對應的責任與義務。同性戀或毒癮患者在要求社會不得歧視之前，自身是否負起避免愛滋傳播的義務，是否盡到避免自己成為公共衛生領域傳染風險因子的責任，這更是歧視問題的前提，然而實際上，依據疾病管制署愛滋病統計資料的分析，歷年來因男男間性行為與毒癮患者佔了愛滋傳播的最大宗，其中男男間性行為更有逐步上升的趨勢，在2015年已佔了危險因子的8成。＃註1

其三：全盤考量利弊得失

政府反歧視的主要目的，是為避免疾病傳播，降低愛滋患者因歧視而逃避檢驗與治療之情形，然而最有能力阻止艾滋病毒擴散的，就是愛滋病患者自己，而如今政府及人權團體全力守護愛滋患者免於歧視，卻未對愛滋患者應盡的防疫責任予以同等重視，其對於輕重衡量、孰輕孰重之偏廢，令人匪夷所思。

責任與權利是一體兩面，考量社會整體利益，必須將棍子（要求負起責任）與糖果（保障免受歧視）一併使用，沒有責任的權利，就是自由放縱，就是將保障權利所需的成本，轉由社會其他人負擔。同志團體若想社會認同其平等的權利，應先問問自己是否與社會大眾站在一起，共同為防制高危險傳染疾病、守護社會整體公共安全盡到責任。

結語：

政府與人權團體僅在乎反歧視的價值，其代價不僅讓法治精神淪喪、免除同志與毒癮患者應承擔之責任、置公共健康安全於險境，更會使軍隊團結與戰力降低、造成社會大眾人人自危，其結果不僅無法達到反歧視與防疫的目的，更將造成社會撕裂與對立的惡果。

＃註1
依據疾病管制署愛滋病統計資料的分析，我國男男間性行為佔了愛滋傳播近6成的危險因子（18267人，54.49％）、注射藥癮者佔了2成的危險因子（6914人，22.14％）、異性戀間性行為佔了1成7（5565人，17.82％），其中更令人感到憂心的在於，近年來男男間性行為造成愛滋傳染風險的比例越來越高，2015年數據男男間性行為已高達8成的危險因子（1886人，80.91％）。
詳請參閱疾病管制署愛滋病統計資料http://www.cdc.gov.tw/info.aspx?treeid=1F07E8862BA550CF&nowtreeid=6C5EA6D932836F74&tid=97D39D2BB81D32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