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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我十八歲
2007/01/26 08:31:14瀏覽132|回應0|推薦4
2002,我十八歲

2002年,我十八歲。我還記得前一天晚上宜蘭下著小雨,冬夜很冷。 
而十八歲的第一天,我偷拿母親的金融卡盜領的事情被發現。母親有點傷心地訓誡了我一頓。其實那時候偷了那筆錢,其實不是為了做些什麼轟轟烈烈的革命,只是為了付清每晚打電話給女朋友留下的一屁股通話費。
十八歲的第一個晚上,我第一次覺得自己被世界遺棄。
1999
年,我十五歲。我在國中的最後一年。那年為了在形式上逃離一坨混亂的國中時期,我從桃園跑到宜蘭讀高中。
國中的的導師像是極權下的軍事強人,而我跟一群朋友整天在想如何去推翻她。國一的時候,總是做一些當時以為很漂亮的伎倆去發洩自己的情緒,做完這些蠢事之後唯一得到的只有軍事強人的毒打。後來自己就學乖了,開始從事地下活動,而且利用自己成績好的優勢,讓導師永遠不覺得是我幹的,所以一次又一次地下抗爭成功地讓導師火冒三丈又無可奈何。
當然,最後我們並沒有推翻極權政府。
大學放榜那天,我回到國中去看以前喜歡的理化與地理老師。而我結束參訪時,我走進那位導師的辦公室。我跟她聊了很久,但不是因為原諒她。
我看著她早衰的臉龐,我知道我已經成功地推翻了這位軍事強人,因為我知道我過得比她快樂。過去她試圖讓我們的成長接收的訊息,只有令自己痛恨的服從與訓練,當下我知道她並沒有成功地將我改造成她的機械,我知道我已經勝利。
高中參加校刊社,高一即將結束時,社上要在我們高一學弟中挑選下屆社長。除了我以外還有兩位競爭對手,結果是一位滿臉豆花,臉上寫著「我是正人君子」的人當選,而我擔任下期校刊總編輯,另外一位落選者W擔任副社長。很可惜的,所謂的「正人君子」,在我跟W眼中那是呆版無趣兼落伍的同義詞。 
高二重新分班時,我與副社長W成為同班同學,我們兩個人三不五時談論著要怎麼製作當期校刊,要怎麼把我們過去被學長否決無數次的提案轉化成現實,當然最重要的還有如何對抗社長。我們兩個以及一些「自己人」,在社團會議中一次又一次否決了社長的提案,一次又一次拍著桌子罵社長「放屁」!一次又一次否決學弟那些「臣服現實放棄理想」的提案。社長的權利被架空是我們最痛快的目標。那種得不到權力於是決定推翻的單純抱負,真是美好。最後我跟副社長決定要做一本超現實風格的校刊,而我們所謂的「超現實」大約就是一些連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東西,然後覺得這是當世真理的那種概念。我做了一個超現代的封面,封面全黑,正面除了校刊名之外就只有一張天花板日光燈小夜燈的照片。最後這期校刊被大家罵得要死,大家不斷詢問我那個小夜燈是幹麻的,我總是回答那盞微弱的燈光,是我們年輕人在混沌年代中追求的美好理想(根本是胡扯嘛)。
十八歲的來臨,我的高中生涯也即將結束。
六月謝師宴的那晚,一大票人在運動公園裡,扛了一箱啤酒,談論著誰上過最多女生、怎麼把馬子、誰摩托車可以飆最快。喝醉了就躺在草地上,喝掛了就去遠一點的那邊草地挖兔子(順便解放)。沒有人在意過幾天的聯考,也沒有人在意分離。

繼續長大之後,才突然發現,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已經死去。

我也想像60年代的嬉皮一樣,吶喊著我不要戰爭。
我跟朋友聊到,我們這個島嶼耗費太多的精力在這個海峽,造成我們就此忘記應該去努力追求自我的真理,而不是金屬的硬幣與子彈。
就此,島上的我們迷惘了,到底我們努力的目標是什麼呢?永遠在擔心我們究竟會變成一國還是兩國,所以只好在擔心之餘,努力地麻痺自己。
我們這富裕的一代-我指的是物質。
我們無法像普魯斯特一樣有個「美好年代」去緬懷;我們無法像切.格拉瓦一樣有個純真目標去革命;我們無法像嬉皮們有個美好理想去為它奮鬥吶喊。我們面對的是一切混沌的敵人,價值觀混亂,金錢當道,政府不再屬於人民,民主已經淪喪(在那些大人打架之時)。最後,我們這個世代終於革命,革了自己的理想與抱負。
大學時在宿舍樓梯間偷組音響、抽著捲菸、喝著啤酒,聽著過去年代的爵士樂、搖滾樂,那時總是暗自決定,自己絕對不能變成自己痛恨的那些大人一樣,並且永遠不要忘記自己年輕時候的單純理想。
在這個憤世忌俗的社會,在這個大人看不起年輕人、年輕人看不起自己的時代,大多數的人沒有任何反抗地就對這個世界繳械,從此之後對於這個社會再也沒有任何質疑與反抗,所有的公理與正義都只是經濟利益。但是我依然不放棄,我相信,堅守單純的理想依然是值得的。
那些理想,是這個社會無法奪走的我們的純真。
那單純的理想,是自己唯一擁有的武器,也是最有力的武器。
( 心情隨筆雜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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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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