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61年(1972)，我剛從政大企業管理系畢業，經過考試當了預備軍官(第22期)，也不知道是怎麼分配的，我被編到陸軍步兵部隊。先到成功嶺受訓兩個月，再到步兵學校受訓三個月，總計五個月的訓練真可用”受盡折磨”這四個字來形容。受訓完畢後，再行抽籤，一不小心又抽到「金馬獎」，準備到金門前線當步兵少尉排長。

次年初，在一個晚上，我到高雄等船，不是什麼客輪，就是那種行駛在大海中左搖右擺的海軍登陸艇，沒有什麼座位，就讓你坐在一堆水泥包邊上的甲板上，晃了二十幾個小時，搞的滿臉泥灰，終於第二天在黃昏時間到了金門。先被送到師部，經過師長的一番訓話，再送到旅部，又經過一番上級的關懷，我們再被送到營部，當時天已黑，也分不清楚東南西北，營長也有一番交待，我就被一部吉普車載送到了連部。

此時已聽到對岸的心戰喊話聲，夾雜著一堆一堆的炮彈聲，心中已經不寒而顫。到了連部，見到了陸軍官校畢業沒多久的連長，連長與我寒暄幾句，告訴我，我的排陣地在官澳村，屬於一個獨立陣地，由於時間已近零晨，叫我先在連部歇一晚，第二天再到官澳排部去上任。當夜，睡在雕堡裡，對岸的廣播聲大如牛鳴，每個字都聽的清清楚楚的，再加上震天動地的砲彈聲，整夜都擾得我睡不著，我只納悶於自己還是一個大孩子，怎麼就要被送到金門前線來打仗了，還得管幾十個人，真是命苦，千萬别在退伍前命喪黃泉。

第二天一早，由連長通知官澳排的傳令兵來幫我拿行李並接我至陣地，一路上從五龍山沿著山脊走向官澳村，我才曉得我要守的是海防第一線陣地，馬山距對岸的小蹬島不過2,300米，官澳後退一些(距離稍遠)，也不會超過3,000米。我的步兵排在官澳村臨海濱，成一弧狀海岸線，屬下有三個小陣地，每一個陣地大約相距100米，防衛著整個官澳村。

當排長當了三天，問了老士官長(副排長)(年齡比我大一倍)一堆問題，才曉得自己是來幹什麼的，也才曉得砲彈是單日打、雙日打，兩岸互相分配好的(有默契的)。打的都是砲宣彈，五六十公分長的砲彈，裡面裝的都是宣傳單，但是砲彈落地，如果是平飛，也會穿過好幾道牆壁，如果是半垂直落地，也會鑽到地下好幾米深，至於落到人身上，當然是會立即性的讓身體變成肉餅，我還記得駐守在官澳的那幾年，最近的一顆砲彈落在我身邊只有五米的範圍。大家都說大陸的砲彈鋼材用料比較好，一直到現在，金門最出名的產品還是大陸砲彈裁切成的菜刀。

至於心戰喊話，也是互相的，金門馬山也有好幾個巨型喇叭對著對岸的大小蹬島發送播音。比較緊張的是，當時兩岸之間還有摸哨的習慣，互相派水鬼(蛙人)到對岸去摸掉一個班(約七八人)的人頭，好像是在脖子上劃一刀，再將耳朵割掉帶走，互相之間也是採抱負性的，對方來摸走我們的一個班，我們也會派人去對岸摸掉一個班，這個問題，驚擾的讓我每晚緊張兮兮，並且常做惡夢，一直到退伍後好幾年才停止。後來，我知道，我退伍後沒兩年，我隔鄰的一個排，其中有一個班，全體就被摸走了，想起來自己還真是慶幸。

    我們排裡還分配到一隻高及人腰的大狼狗(軍犬)，每天的伙食費比人還要多，據說此犬攻擊性極強，只有每天餵東西給它吃的人才敢去摸它的頭，因此，我當排長期間唯一沒有用手觸摸過的屬下就是這隻大狼犬。平常每個班到了晚上同時要有兩個人站衛兵，全副武裝，托著步槍，還要戴著兩個手榴彈，一個班只有七八個人，因此每個人每天總要站上好幾個小時的衛兵，到了白天還得帶著部隊走到沙美鎮去挖蓄水用的人工湖(現在的榮湖)，也真是辛苦，晚上站衛兵會打瞌睡的比比皆是。我則就得沿著海邊經常性的到每個班(也就是每個碉堡)去查哨，以防小兵跑去睡覺。

    既然是獨立陣地，每天我手下的部隊，就得要到我駐守的陣地內小廣場上來兩次，一次為早點名，一次為晚點名。點名時，我也都要說幾句正經的話，以振作大家的士氣。用餐也是在排部內，三菜一湯，都是由分派的小兵自己煮飯燒菜，沒有什麼好挑剔的，有得吃就好。當時還規定每個陣地要養豬、要種菜，這些都由我的老士官長、老班長負責打點，但是老士官長喜歡種韭菜，割下來，沒幾天又長高了，一年多下來，我吃韭菜吃到怕，好像是在吃草一樣的。

    當個大家長，排裡有什麼事都找我，煮飯炒菜的爐子是燒油的，部隊裡發的油不夠多，常常到月中就用完了，小兵找排長想辦法，我只好叫大家去山裡找枯樹幹拉回來當柴燒。金門的樹是很寶貴的，當時不能隨便亂砍活著的樹，砍樹被抓到是要判軍法的，據說有的部隊沒柴燒，也找不到枯樹，就只好偷偷的將樹底下的土撥開，先斷其根，再埋上土，過幾天樹枯了，再派人光明正大的去將枯木扛回來，以解決燃眉之急。

    金門當時有三害，包括老鼠、麻雀，另外一個我就忘掉了，為了除三害，規定我們每個陣地，每一段時間都要上繳幾隻老鼠尾巴與麻雀腳，我訓練小兵抓麻雀，由站衛兵的負責，地上放把米，用一根棍子支著一個臉盆，棍子綁著一跟繩子，麻雀來吃米的時候，衛兵牽動繩子就可用臉盆罩住麻雀，但是幾十天下來一隻麻雀、老鼠也抓不到。想不出辦法，我就去請教官澳村的副村長，當時金門是以軍管政，副村長通常是政府派駐的(不是用選的)。副村長聽完我的話，笑了一笑，告訴我說，只要我答應每週派小兵去給村子裡的馬路掃地，他就替我想辦法，我答應以後，副村長就從抽屜裡頭拿出兩包用報紙包著的東西，一包裡面有好幾百隻老鼠尾巴，另外一包有好幾百隻麻雀腳，我嚇了一跳，後來才明白，村子裡也有規定要定時抓老鼠與麻雀，他門也是抓不到，但是台灣屏東有專門抓麻雀烤來吃的，也有專門抓老鼠的人，副村長就利用每次到台灣的機會買一堆麻雀腳與老鼠尾巴帶回金門，後來我琢磨了一下，金門的老鼠與麻雀抓了幾十年都抓不完，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吧。

    當時在金門還聽了一個笑話，說是文革時上海也多麻雀，為了抓麻雀，當局想出了一個辦法，劃好區域範圍，規定有一天讓所有的人在自己所轄範圍內揮動竹竿或木竿，不准麻雀落到自己的地盤上，如果落下就要受罰，到了晚上，上海市的麻雀飛到累死，全落到地上死光了，那時，我們想共產黨還是比我們厲害，怪不得國共內戰時，國民黨老是打不過共產黨。

    在金門當排長當到我退伍為止，大約總計有一年半的樣子，當排長時，我親眼看到有些人因為過度緊張害怕而變成精神病，有些人被砲彈打死，也有些人因為擦槍走火而傷及他人，後來也知道在我走後沒幾年，我隔鄰的馬山連長，利用夜晚抱著一堆籃球游泳到對岸，那就是林毅夫，現在倒變成了大陸搞經濟的紅人，但是他永遠也回不了台灣，因為他只要一到台灣就會被抓去判軍法，這也是應該的。

    在金門當排長期間，讓我從一個大孩子變成了一個成年人，讓我懂得了，人除了要對自己負責以外，還要對家庭、社會、群體負責。當排長時，你屬下的幾十個人的生命都操在你手裡，你必須好好照顧到他們，讓他們退伍時能夠平安回家，回到他們的父母身邊。金門給了我一次重要的成長教育，影響了我一生對人對事的看法以及生活的態度。

    在我有生之年，我永遠將金門及官澳村當成是我的第二故鄉，還記得官澳村每次辦喜事的時後，總是會請我這個當地的最高階軍官參加宴會，而我每次總是坐在主桌的中間那個主位，而每次也都被官澳村民用高粱酒將我灌倒，有一次喝到半夜，我醉醺醺的，居然走到村莊中的一個大池子邊，一不小心還栽了進去，起來時沾了一身的黑泥。

    從那時(1973年)起，一直到現在，我都深愛著金門以及官澳村的百姓。我思念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