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與進化論 2　　　　　　        

第二章  永不停息的探索者

    愛丁堡大學位於蘇格蘭，其醫學院久負盛名。祖父伊拉茲馬斯，
父親羅伯特都曾在此深造。羅伯特醫生決定送兒子到這兒攻讀醫學。
最令查理斯興奮的是，哥哥拉斯也要到愛丁堡大學完成學業。1835年
10月，兩個年輕人抵達愛丁堡，在大學附近的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在
這裏，他們一邊小心翼翼地品嘗麥片魚頭這樣的美味佳餚，一邊積極
投身於古城的學術生活中。

    愛丁堡又名“北方的雅典”，因為和古希臘的雅典城一樣，這個
大都市同時也是一個學術中心。由於蘇格蘭的學術生活不受宗教控制，
對於自由的思想，全新的理念，這兒比英格蘭寬容得多。國教英國聖
公會不但是英國君主統治的精神支柱之一，本身也是世俗社會一股強
大的統一力量。劍橋、牛津的教師、學生都只能在它許可的範圍內宣
講自己的學術思想。在英格蘭，教會嚴禁思考地球的年齡和生命的歷
史，斷言這些問題《聖經》——而不是科學——早已做出正確完美的
解釋，但蘇格蘭的師生則不受國教的束縛。特別是長期以來，蘇格蘭
與法國——十八世紀富有創新精神的哲學家、科學家之鄉，有著密切
的政治、文化聯繫，再加上來自巴黎和歐洲其他地方的學者，豐富繁
榮了愛丁堡的學術生活。

    在自由思考的學術氣氛中，愛丁堡成為地質學和生物學學術活動
的樂園。——地質學和生物學分別是研究地球和生命的科學。來自大
不列顛，歐洲甚至美國的醫生、作家、哲學家以及博物學家雲集愛丁
堡。達爾文晚年仍能回憶美國自然學家約翰·詹姆斯·奧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模樣：衣服粗糙簡單，黝黑的頭髮在衣領邊披散
開來，整個人就是一個活脫脫的鳥類標本。總之，愛丁堡領先潮流，
激動人心，是年輕人開始在科學和思想領域進行探索的沃土。

    兄弟倆如饑似渴地學習、研究。第一學期，他們從大學圖書館借
閱的書籍比任何一位學生都多；羅伯特醫生慷慨給與的零花錢也多用
於購買書籍。然而，這股熱情並沒有持續多久。查理斯抱怨課堂枯燥
乏味，令人痛苦。然而與手術室的毛骨驚然相比，這其實是小巫見大
巫。麻醉劑發明之前，在做外科手術時，要用帶子把神志清醒，戰戰
兢兢的病人綁到病床上，附近再放幾桶鋸末來吸淨流出的鮮血。按照
規定，醫科學生必須觀察手術的全部過程，查理斯卻總不能忍受病人
鮮血淋漓的景象和淒慘的叫聲。雖然鼓足勇氣試了兩次，但當親眼目
睹對一個小孩子施行的令人膽戰心驚的手術後，他逃也似的離開了手
術室，再也沒有回來。後來儘管達爾文痛悔沒有學會對他科學研究大
有稗益的解剖技巧，但他從未克服看到別人流血、痛苦時的恐懼感。

    一個學年終於結束了！查理斯備感幸福。整個夏天他都用來走親
訪友，享受自己所有的愛好。他是如此地喜歡打獵和射擊以至於如他
回憶，總是把獵靴放在床邊，“以便早上能在半分鐘內穿上它們”。
後來，查理斯失去了對打獵的興趣。他解釋說：“我發現觀察和推理
的樂趣比那些運動技巧大得多。”

    第一學年後，拉斯沒有再回愛丁堡，而是去倫敦攻讀醫學學位。
查理斯預感，哥哥不會以行醫為業，後來發生的事也證明瞭這一點。
羅伯特醫生認為，拉斯的身體過於柔弱不適合工作，因此拉斯在倫敦
生活得悠閒、舒適，往來於文學界、科學界的名流之間，發展與他們
的友誼。

    儘管查理斯也開始懷疑，自己也許永遠不會做一名醫生，他還是
準備就緒，重返愛丁堡繼續第二年的學業。由於父親在房地產方面投
資致富，查理斯知道，自己可以從他那兒繼承數目可觀的一部分財產。
這種擁有一大筆錢，衣食無憂，沒必要做醫生養活自己的想法，使曾
一度吸引他的醫學院一下子黯然失色。第二學年，在博物學方面，查
爾斯投人了比醫學更多的精力。

    1826年，查理斯加入了蒲林尼學會。這個學會的成員都對博物學
有濃厚的興趣。學會定期集會，氣氛熱烈，已成定論的觀念受到激進
新思想的無畏挑戰。用宗教術語來說，這是正統或傳統思想與異端或
激進思想之間的論辯。在當時的社會和科學界，正統思想家占絕大多
數，認為凡是《聖經》上寫的都是不折不扣的真理。上帝通過大量的
奇跡和超自然的力量塑造了世界，比如說神聖的創世紀和諾亞大洪水。
與之相反，激進派斷然排斥用超自然和神的力量來解釋世間萬物。他
們堅信，用人們可以理解的物質力量，比如化學反應和重力等自然力
量，科學能夠解釋世界。激進派思想家還宣稱，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不可作為特殊的創造物與自然界隔絕開來。

    這些對傳統世界觀的大膽質問，使保守的正統思想家大驚失色，
狂怒不已，他們將這些新思想斥為機械論。因為他們認為，依照激進
派對生命的觀點，人被降格為沒有靈魂的機器。守舊派們還擔心，這
些新思想會打破教會一統天下的社會結構。目睹法國發生的一切，他
們警告說：在十八世紀，自由激進的思想觀念四處蔓延，鼓動下層階
級不斷質詢業已穩定的社會秩序，從而導致這個世紀以血腥的法國大
革命結束。

    正統派與激進派辯論的主題廣泛，除自然科學外，還包括政治、
哲學、宗教。兩派之爭經常使蒲林尼學會的集會空前活躍。例如在達
爾文第一次參加的會議上，會員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e）批判
了一本新書。書中大肆宣揚，神賜予人專門的肌肉用於皺眉。微笑或
大笑。布朗痛斥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他認為人與動物肌肉的種類是一
樣的。這在當時是一種相當激進的觀念。

    評價達爾文對科學的貢獻，應當在他成年後科學界激烈思想論辯
的背景中進行。新舊兩派思想的論爭使達爾文陷人深深的困擾之中。
他克制自己，即使確信自己的思想完美無憾，也不把它們公佈於眾。
顯而易見，一旦如此，將會招致軒然大波，他痛恨自己成為這種爭辯
的中心。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些思想之爭給達爾文的成長提供了肥
沃的土壤，激發了他的思維。像所有偉大的思想家一樣，達爾文深受
其他學者的薰陶。沒有當時刊印的書籍和學術論文，沒有點燃他思想
火花的激烈論辯，根本形不成他對生物本質的真知灼見。達爾文不是
高山絕頂孤獨的鳥瞰者，掌握了別人聞所未聞的真理；他是時代的產
物：他的思想誕生於自己生活的學術環境。今天，達爾文作為進化論
的創立者永遠被人們懷念。其實在達爾文提出這一論斷之前，有關進
化論的思想已經討論了多年。只不過在瓜熟蒂落之時，達爾文以他在
科學方面的曠世奇才，隨之將它提出來而已。

    許多世紀以來，西方思想界立足於《聖經》，認為上帝在六天之
內創造了地球和世間萬物，世界的創立僅僅開始於幾千年之前。十七
世紀的大量學者，包括英國數學家牛頓，通過累加《聖經》中提到的
年代，認為從耶穌誕生算起，四五千年以前地球才開始出現。愛爾蘭
阿爾馬大主教詹姆斯·厄舍爾（James Ussher）推斷出，世界開始於
西元前4004年。這個時間由於出現在許多版本的《聖經》上而人所周
知。大部分人，包括達爾文在內，都認為這是《聖經》原本的一部分。

    早在達爾文生活的時代以前，許多目光敏銳、思想深刻的有識之
士，已經開始對《聖經》中神創造萬事萬物的說法提出質疑。第一個
挑戰來自地質學領域。化石——與貝類或其他生物驚人相似的石頭—
—長期以來一直是神秘之源。它們到底是什麼？它們從哪里來？人們
曾經一度認為，化石就是石頭，不過湊巧與動植物的形狀相似而已。
然而早在十八世紀以前，地質學家就認識到，化石的確是一度生活在
地球上的動植物的遺體或遺跡。但在短短的幾千年內，它們是怎樣變
成石頭的呢？

    隨著出土化石的增多，有些顯然與現代生物沒有任何聯繫，人們
的疑團也越來越大。給人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恐龍化石。1822年，英國
夫婦吉迪恩·曼特爾（Gideon Mantell）和瑪麗·安·曼特爾（Mary
Ann Mantell）首次發現恐龍化石。很快，出土的恐龍化石越來越多，
以其龐大的體積和怪異的形體強烈吸引著公眾，激發了人們的想像力。
顯而易見，地球曾經是某些已經絕跡生命的家園。但是這怎麼可能呢？
正統派思想家不是說，上帝一次也是永遠地創造了世間萬物嗎？面對
這一挑戰，東正教教徒宣稱，《聖經》中描述的大洪水淹死許多生命，
從而導致了它們的滅絕。以貝格爾號船長羅伯特·菲茨羅伊為例，他
相信猛獁滅絕是由於它們體積過於龐大，通不過諾亞方舟的入口。這
也是為什麼十九世紀的作家，總是把恐龍、猛獁，以及其他已經滅絕
的動物生活的時代叫做“大洪水以前”。

    有一種災變說認為，地球歷史由一系列的大災難，即突發性強、
破壞力大的事件組成，比如地震、火山噴發、世界範圍的大洪水等。
根據災變說，地表的每一種形態，無論是高山還是大峽穀，都源於過
去發生的大災難。災變說揭示了為什麼能在遠離海洋的山頂發現海上
貝類化石：它們是被洪水沖刷過去的。災變說的宗教說法則是，上帝
多次創造、毀滅世界。《聖經》中《創世記》的描述是距今最近的一
次。恐龍和其他已經滅絕的動物屬於早期創造，在緊隨其後的大滅絕
中消失。每次大滅絕後都有創造新生物的階段。

    關於地球歷史，十八世紀末還有一種與前者相抗衡的學說。1788
年，蘇格蘭學者詹姆斯·赫頓（James Hutton，1726－1797）發表長
篇學術論文《關於地球的理論》，1795年，該論文以專著的形式出版。
赫頓認為，對於目前地球形態最好的解釋，不是以前突發性的大動盪，
而是長期以來，人們熟知的力量緩慢穩定作用的結果。根據他的理論，
地貌的形成經歷了下述緩慢的過程：河水淤積的泥沙形成新的土壤層；
海水慢慢枯竭；在成千上萬年的演變過程中，河床逐漸隆起形成山脈，
富含貝類化石。由於赫頓認為地球以穩定均勻的速度演變，而不是一
系列災難性的劇變，他的理論被稱為均變論。

    均變論學說使以往人們心目中的地球年齡大大延長。在赫頓的假
想中，地貌演變需歷經幾千萬年的過程。在總結他的地球史觀時，赫
頓寫道：“順理成章，我們目前研究探索的結果是，前瞻無開始的遺
跡，後顧無結束的徵兆。”

    這種地球史觀一直延伸到超出人們想像的史前年代，使習慣以簡
短的《聖經》教條思考歷史的人感到迷亂惶惑、無所適從。如同赫頓
的朋友普萊費爾（Playfair）在1802年所述：“如此遙不可測的時間
深淵，一看就讓人頭暈目眩。”由於能夠解釋突變說不能闡明的地質
特徵，早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均變論在科學界就已佔有一席之地。

    如今，科學家認為，突變說和均變論都有可取之處。地球的演變
經歷了長期、緩慢的過程，比如雨水一點一滴地侵蝕山脈，冰河持續
不斷地向前蝸行。但是突然的劇變，例如洪水和火山噴發，也促成了
地表的形成。然而在達爾文所處的時代，均變論的觀點雖然揭示了地
質學家稱為“深層時間”的數百萬年的已逝歲月，仍被視為激進的革
命理論。離開愛丁堡幾年後，達爾文將被一部贊同赫頓深層時間觀的
新著深深影響。

    在地質學家深入探索遙遠的過去時，生物學家也在生命方面向傳
統觀點提出挑戰。傳統觀點認為，各種形態的生命是固定的、一成不
變的。宗教和博物學都把各種物種按照生命階梯排列起來。低等生物
如蚯蚓、昆蟲處於最底層；爬行動物、鳥類、哺乳動物依次位於更高
的等級；人類處於最高的位置，僅次於天使。

    對於篤信宗教人生觀的人來說，這種關於自然秩序完美無憾的結
構似乎已經證明，上帝創造了自然界。這種觀點叫做“意匠論”，又
叫“鐘錶匠的結論”。1802年，威廉·培利（William Paley）主教
在他的著作《自然神學》中概述此觀點如下：假設你外出散步時，湊
巧撿到了一塊懷錶。以前你從來不知表為何物。看到這塊表是那樣精
密、複雜，你會推斷出，它絕不是簡簡單單隨意產生的，一定是由某
位鐘錶匠設計、製作的。眼睛就像鐘錶一樣，也是精密複雜的機器。
它是如此完美，一定也是被設計、製作出來的。這個設計製作者就是
上帝。對於培利的理論，年輕的達爾文被“深深吸引，大為折服”。
後來，隨著自己科學研究的深人，達爾文又指出了培利理論的弱點。

    上帝以完美永恆的方式創造世間萬物的觀念，不斷受到新發現、
新思想的質疑。如何解釋已經滅絕的物種？如果它們是完美的，為什
麼會消失呢？如何解釋探險家在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亞發現的新植物、
新動物？這些《聖經》都沒有提到。是否上帝在各大洲的創造活動都
不盡相同？少數學者注意到，農夫和牲畜飼養者是那樣輕而易舉地培
育出新品種的水果、鮮花和家禽。他們認識到，物種是流動的、不斷
變化的；不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達爾文的祖父——伊拉茲馬斯，
很早就洞見到這一點。法國動物學家。哲學家吉恩-巴梯斯特·拉馬
克（Jean-Baptiste Lamark，1774－1829）認為，物種通過不斷的變
化適應周圍的環境，但是拉馬克沒有令人信服地說明，這些變化是如
何進行的。

    早在愛丁堡學習期間，查理斯·達爾文就接觸過祖父和拉馬克的
理論，但似乎這些對他的影響不是很大。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達爾
文一直堅持祖父伊拉茲馬斯的著作對他毫無影響，這顯然不能令人完
全信服，學者們至今仍在研究祖孫倆思想之間的聯繫。少年達爾文絕
不是一個進化論者。他在自傳中寫道，即使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他
仍然相信“《聖經》中每一個字所傳達的死板的，不折不扣的真理”。
年輕的達爾文還沒有開始考慮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壯美畫卷，只是為她
的一些細枝末節興奮不已。

    在大學博物學展覽館，達爾文每次觀察鳥類標本，都達數小時之
久。有時他花費大量的時間到懸崖、山川遊玩，攀附在岩石上力圖鳥
瞰本地的全貌。或者和蒲林尼學會的朋友們一起到海灘上散步，等到
海水退到遠處之後，在沙灘上挖取海綿、海筆和其他一些從深海中沖
刷上來的小生物。達爾文有時陪伴漁民用拖網漁船撈取牡蠣，蹲坐在
光滑的甲板上，仔細觀察漁民們捕撈到海參時發出的歡呼。1827年3
月，達爾文自豪地向蒲林尼學會報告了數個關於海上微生物結構的發
現。

    1827年夏天，達爾文外出旅遊，放鬆身心。初遊倫敦，他的印象
是——“濃煙滾滾的恐怖荒野”。與舅舅喬賽亞·韋奇伍德二世，表
姐愛瑪（Emma）、範妮（Fanny）一起，達爾文第一次，也是一生中
唯—一次漫遊歐洲大陸，在巴黎度過了幾個星期。但是醫學院已經使
他厭倦，學業也不是很好，對未來的困惑始終沉沉地壓在他的心頭。
羅伯特醫生意識到，兒子決不想做一名醫生，但無論如何將來在社會
上這孩子應該有一席之地。羅伯特醫生知道，英國國教（又叫聖公會）
為牧師提供了一種安穩、令人尊敬的生活方式。雖然他並不相信宗教，
仍然決定讓查理斯進人教會。

    “考慮到教會對我的猛烈攻擊，”達爾文晚年回憶道，“我一度
打算成為一名牧師的想法是多麼荒謬可笑。”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
達爾文發現自己與教會格格不人、處處不合。但在1827年，他高高興
興地接受了父親的新安排。達爾文非常清楚，自己沒有強烈的宗教情
感，然而鄉村牧師悠閒自在的生活，將為他提供相當多的閒暇，來發
展他在博物學方面的興趣。實際上，自然科學當時還沒有確立自己的
席位而成為一門專業，僅僅通過科學研究謀生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
許多傑出的博物學家同時又都是牧師。

    在成為真正的牧師兼博物學家之前，達爾文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
在劍橋基督學院註冊後，達爾文沮喪地發現，由於在施魯斯伯裏中學
對希臘語和拉丁語知之甚少，為重新溫習關於這兩門語言的知識，他
不得不雇請一位家庭教師。考試也令他心力交瘁，每一門考試都是一
次新的痛苦，儘管通過狂熱的學習達爾文全線通過。

    劍橋給每一位錢包鼓鼓、樂於交際的年輕人提供了豐富多彩的社
交生活。達爾文很快與一群酷愛騎馬、打獵的年輕人——他稱做“體
育愛好者”——打成一片。他後來深情回顧了當年活潑有趣的宴會，
“到處是歡歌笑語，然後便興致勃勃地打牌”。他不好意思地寫道：
“我知道，自己應當為這樣度過的日日夜夜感到羞愧，但是那麼多興
味盎然的朋友，而且我們總是興高采烈，這使我在回憶這些時光時總
是難抑內心的歡樂。”

    苦讀和狂歡並不是達爾文生活的全部。他對博物學的興趣有了新
的焦點——甲蟲。與同在基督學院讀書的表弟威廉·達爾文·福克斯
（William Darwin Fox）一起，達爾文癡迷地捕捉甲蟲，兩人稱這是
“甲蟲行動”。達爾文竭盡全力獲取新的品種。為了從河船底部搜集
水生甲蟲，他專門雇用了一名當地工人。當得知此人收受賄賂，把最
好的品種轉交給收集競爭者時，達爾文怒不可遏，立即將其解雇。

    在一次捕獲甲蟲的遠遊中，達爾文發現了兩隻稀有甲蟲，急忙一
只手抓住一隻。不久，他又發現了第三只。為了不讓其中任何一隻逃
走，情急之下，達爾文將右手的甲蟲塞到嘴中，以便能夠捉到新的品
種。未曾想，嘴中的甲蟲噴出一股令人噁心的苦澀液體。達爾文大驚
失色，趕緊把它吐了出來。手忙腳亂中，竟然把第三只甲蟲也給丟掉
了。還有一次出遊時，達爾文捕獲了一隻甲蟲，想不到它竟然是一個
新品種。這只甲蟲給他帶來了好運，一份科學雜誌盛讚達爾文首次捕
獲這類著名昆蟲。多年以後，舉世聞名的達爾文仍然認為，這個微不
足道的小小成就，是“我一生中最驕傲的時刻”。

    在劍橋時，達爾文結識了兩位富有影響的科學家：植物學家約翰
·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和地質學家亞當·塞
治威克（Adam SedgwiCk）。亨斯洛傳授給達爾文許多關於植物和昆
蟲的知識。兩個人花費大量時間在鄉間散步，以致達爾文被別人稱為
“陪亨斯洛散步的人”。達爾文後來說，亨斯洛的友誼給予他全部事
業最重大的影響。塞治威克通過傳授野外考古知識，大大開拓了達爾
文的學術視野。這位老人從岩石中閱讀地球歷史的能力給達爾文留下
深刻的印象。通過聆聽塞治威克的講授，達爾文忽然以全新的方式看
待科學。他認識到，一名科學家，不應該只是記錄事實，更應當尋求
隱藏其後的規律模式。在與塞治威克一起的一次野外考察中，達爾文
寫道，“儘管我閱讀過各種各樣的科學專著，但什麼也沒有像他一樣
使我透徹的認識到，科學應當是通過對事實的分析、整理，從中得出
結論或者歸納出普遍的規律。”

    1831年1月，畢業考試如期舉行。在此之前，長達數周的苦讀和
不安使達爾文痛苦不堪。成績公佈時，他出人意料地在178名學生中
名列第十。學位到手，達爾文喜出望外，和塞治威克去威爾士進行了
一次地質考察之後，回到芒特宅與父親和姐妹們共同度過了這個愜意
迷人的夏天。

    二十二歲的達爾文身體健壯，精力充沛，身高將近六英尺。飽滿
高高的額頭下，一雙深邃的棕褐色眼睛炯炯有神。淺棕色的頭髮短而
細，但一臉又長又濃密的絡腮鬍子極有魁力。一切仿佛都順理成章，
這個友善隨和的年輕人，即將享受鄉村牧師平靜安逸的生活。然而，
1831年8月29日，一封來信徹底改變了他的生命歷程。

　　　　　　         補充材料:物種滅絕

    一株植物枯萎，一隻動物死亡，有時並不僅僅意味著單個生命有
機體的消失，也許湊巧是整個此類物種的滅絕。1987年6月6日，最後
一隻黑海雀死去後，這種南美洲特有的雀科鳴鳥就此滅絕——在地球
上永遠永遠地消失了。

    物種不復存在的想法由於與神學相悖，致使許多人難以接受。但
早在十八世紀末以前，博物學家們開始一致同意，在地球歷史上，物
種滅絕曾經多次出現。滅絕的走獸，特別是那些一度在地球上四處遊
蕩的恐龍和其他龐大的野獸。它們遺留的化石使人們張口結舌、目瞪
口呆。達爾文在南美洲發掘出幾個“滅絕怪物”的化石。他在《物種
起源》寫道：“我想恐怕再也也沒有人比我對物種滅絕更加驚奇了。”

    目前，科學家認為，物種滅絕一直是生命進程中的一部分。芝加
哥大學古生物學家大衛·勞普David M. Raup估計。以往存活物種的
百分之九十九現在已經滅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勞普和同事傑克·
塞普科普斯基（Jack Sepkoski）詳細深入地研究化石記錄後，公佈
了對物種滅絕“背景”比率的研究結果，即有機體在地球生命史中滅
絕的正常比例。化石記錄表明，物種至少經歷了五次大消亡或者大滅
絕。從地質學角度來看，在極短的時間內。滅絕的比例急劇地上升。
根據勞普的研究，規模最大的物種滅絕發生在大約 2.25-2.45億年似
前，消亡的物種竟占存活物種的百分之九十六之多。所有物種的四分
之三，包括最後一代恐龍，在0.65億年前的大滅絕中消失。

    對於這些大滅絕、科學家們提出了許多理論。有些科學家認為，
起因是當大陸板塊從熱帶向極地漂移時，全球氣候發生的變化。還有
一些科學家宣稱。大規模的小行星群或者彗星群與地球相撞，產生世
界範圍的塵雲，遮住了陽光。致使氣溫下降，導致了物種大滅絕。地
質學家和古鳥類學家仍然在為這些和其他一些理論找證據。

    物種滅絕和物種進化關係密切。達爾文發現，關於物種和生命形
式更替階段之間的關係，滅絕物種的化石是絕妙的解釋。達爾文還意
識到，新物種的產生與現存物種的消亡密切相關。在《物種起源》中
他寫道：“新物種的出現和舊物種的消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關於物種滅絕以及它在物種形式（新物種的形成）中的作用，進化論
生物學家不斷提供全新的思想。富有影響的思想之一來自哈佛大學的
斯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和美國自然歷史博物
館的奈爾斯·埃爾德雷德（Niles Eldredge）。他們的斷續性平衡理
論認為，物種進化過程中，每隔一段較長時期的穩定，就會有短期的
急劇變化；其時某些物種滅絕，某些新物種出現。也就是說，在大約
幾百萬年的時間裏，一定數量的物種滅絕後，劇變就會發生，物種滅
絕為新物種提供足夠的進化空間。

    地球正處於另一次物種大消亡中，小行星絕不是此次滅絕的原因。
目前的大滅絕是非常完善的物種——智人（現代人的學名）活動的結
果。由於生境破壞破壞、環境污染、現代工業的惡果、迅速的人口增
長，致使每天都有幾十種動植物滅絕。也許在隨之而來的幾百萬年內，
物種大滅絕為新物種的發展提供了餘地。但是，正如達爾文所言，一
個物種消逝後將決不再現”。今天的植物、昆蟲等動物一旦滅絕，將
永遠不會再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