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與進化論 6
第六章 達爾文的遺產
湯瑪斯·赫胥黎,達爾文的“牛頭犬”,概述好友一生的成就如
下:
查理斯·達爾文,從來沒有人像他那樣艱苦卓絕地鬥爭;也從來
沒有人像他那樣幸運。他發現了偉大的真理,卻飽經踐踏淩辱,深受
偏執盲從的人謾駡,甚至全世界的譁然恥笑;他終於活到了這一天,
看到主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它在科學領域作為不可辯駁的真理確立了
自己的位置,並且成為普通人思維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人生至此,
夫複何求?
達爾文的“偉大真理”,生命的進化,的的確確成為科學界和普
通人思維中的核心部分。但是人們接受它的道路並不總是那麼一帆風
順,直到今天,圍繞進化論的爭論仍然在進行。達爾文知道,科學界
的新思想經常會遇到強烈的抵制,就像人們固守平日的信仰一樣。他
寫信給一位牧師朋友,敍談反對《物種起源》的意見:“到目前為止,
反對意見最強烈的部分,與當初反對太陽靜止不動,地球環之運行的
情況一模一樣。”達爾文堅信,自己的思想將會像哥白尼一樣最終大
獲全勝。在十六世紀早期,哥白尼證明地球環繞太陽運行,帶來天文
學劃時代的革命。全面理解達爾文觀點的一個障礙是,他的基本思想
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生物學的範圍。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的工作是
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概念產生的原因。斯賓塞是達爾文主義的早期支
持者。他創造了一個術語“適者生存”,作為對自然選擇的概述。達
爾文在《物種起源》(1869)第五版和《人類的後代》(1871)中,
採用了這個說法。斯賓塞進一步將適者生存的概念運用於人類社會,
認為由於自然選擇,飽經苦難的窮苦人因為“不適合”將被“淘汰”。
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這個觀點;最狂熱的支持者是美國工業大富
豪。他們相信,巨額的財富證明自己是“最適合”的,擁護你死我活
的競爭和“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世界觀。達爾文同樣相信進化的
力量適用於人類社會。例如,由於不能與更加強大的西方文化競爭,
火地島居民的土著文化最終難逃消亡的命運。但是,雖然達爾文認為,
道德感不是上天所賜,而是進化的產物,他從來沒有否定過人與人之
間應當擁有道德責任感。儘管如此,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極端說法被用
于為種族主義分子的滔天罪行辯護。例如,納粹分子認為自己“種族
優越”,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不適合”,對他們施行了慘絕人寰
的大滅絕。
引起混亂的另一個領域圍繞著“進步”的概念。進化論常常與進
步混為一談,後者指向某個特定方向持續不停的運動。達爾文的進化
論之前,拉馬克把進化視為生命從“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不斷
向上的運動。這種不斷“進步”的觀點使許多人接受了進化論,特別
是關於人類的進化論。雖然不是十分喜歡自己是從類人猿進化而來的
觀點,但是子孫後代比他們優越的想法令人愉快。許多牧師也在這方
面擁護達爾文主義,認為進化與進步相同,相信人類脫離蒙昧野蠻的
初始狀態後,向著更高的精神階段不斷進化。
斯蒂芬·傑伊·古爾德,哈佛大學進化論動物學家、進化論史學
家,認為達爾文本身並沒有嚴格區分進化和進步。嚴格地說,達爾文
在自然選擇論中認為,生命體適應周圍環境的變化;但並沒有指明在
哪個特定的方向適應環境,是為了全面進步還是“提高”。1872年,
達爾文給美國古鳥類學家阿爾斐俄斯·海厄特(Alpheus Hyatt)寫
信:“經過長時間的思考,我不得不承認,不存在不斷向前進步發展
的內在趨勢。”但是在達爾文生活的時代和社會,到處充斥著工業大
帝國時代社會“進步”的驕傲,他不能完全消除那種變化就是變好的
深入人心的觀念。這樣,他的有些論述可以被認為宣稱進化就是進步,
生命體不僅變得與以前不同,而且朝好的方向發展。這樣做的結果是,
認為進化就是進步的人,和認為進化是向沒有總體方向變化的人,都
將達爾文的話作為經典進行引 述。當代大部分科學家贊同後一種觀
點:進化就是變化,但並不一定是向著“更高”階段進步。
宗教是進化論最頑固的反對者。1860年,臭名昭著的牛津辯論後,
進化論和宗教之間的矛盾仍然沒有停止。多年以來,那些認為達爾文
思想侵犯了早已盛行的宗教信條的人,積極反對他的觀點。二十世紀
初葉,這種情感在美國發起的基督教基要運動中表現得最為強烈。
“基要主義者”由一位浸禮教編輯首創,讚賞地指那些為傳統基督教
“偉大的基本真理”而鬥爭的人。這些基本信仰之一是《聖經》傳授
科學真理。儘管一些早期的基要主義領袖接受了進化論,認為與他們
對上帝的信仰並行不悻,但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基要主義已經全
面形成了反對達爾文主義的宗教運動。
鬥爭後來發展到對簿公堂的地步。1925年,田納西州公立高中教
師約翰.T.斯科普斯(John T.Scopes)為引起全國注意,故意教
授關於人類起源的知識,觸犯了新頒佈的禁止在公立學校傳授此類知
識的州法,受到法庭的傳訊。美國公民自由協會指控法律侵犯了斯科
普斯的言論自由權。
斯科普斯審判案——或者像嘲弄達爾文關於人類起源觀點的人所
說的那樣,猴子審判案,是科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爭鬥的雙方分別
是:一位是善於辭令、老謀深算、閱讀廣泛的著名政客——檢察官威
廉·詹寧森·布萊恩(W.J.Bryan);另一位是為斯科普斯辯護的著
名律師——觀點激進的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還有
一位核心人物是名叫H.L.門肯(H.L.Mencken)的年輕記者。他
用詼諧機智的語言描述審判時的事件,把布萊恩描繪成誇誇其談、空
話連篇的大胖子,達羅則是思維敏捷、聰明機智的自由思想家。1960
年拍攝了反映這次審判的影片——《往事隨風》。弗雷德里克·馬奇
(Fredric March)扮演保守的檢察官,斯潘塞·特雷西(Spencer
Tracy)扮演自由的辯護律師,吉恩·凱利(Gene Kelly)扮演文筆
犀利的記者。
令人驚奇的是,審判以斯科普斯的敗訴告終。斯科普斯承認自己
觸犯法律,被判有罪並課以一百美元的罰款,後來由於一則法律條款
此判決被推翻。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這次審判雖然是思想之戰,勝
負對雙方來說都不是十分明顯。布萊恩宣稱《聖經》是上帝的話語,
凡夫俗子無權“詮釋”,但達羅的詰問迫使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確
在“解釋”《聖經》。例如,布萊恩承認,他不相信太陽圍繞著地球
旋轉,儘管《聖經》中有些章節似乎暗示了這一點。達羅立即指出,
既然可以做出一種說明,就可以做出無數的解釋。對某些人來說,布
萊恩和他的支持者,看起來好像是緊張兮兮、心胸狹窄、毫無邏輯的
偏執狂;進化論者則比以前更加值得欽佩。田納西州的這則法律“直
保留到1967年,但是沒有實施生效。科學家們不由暗自慶倖,注重邏
輯的學術自由的力量終於一統天下。
這種自我慶倖似乎為時過早。基要主義與達爾文主義之間的對抗
繼續進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成群的基要主義者(由於相信生
命由超自然的神力創造,又被稱為神造論者)活躍在一些教育系統,
力圖以所謂的“神造科學”取代在學校中傳授的進化論生物學。神造
科學企圖說明,地球和生命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與《聖經》的《創世
記》並不矛盾。法院裁決始終如一地表明,神造科學是宗教,不是科
學,因此不能在公立學校中講授。
神造論者和進化論者都對各自的理論懷著深切的激情,兩者之間
的論辯也異常激烈。神造論者認為,進化論侵犯了他們精神信仰的核
心,反對向他們的孩子傳授與宗教信條抵觸的東西。另一方面,進化
論者主張,問題的核心存在於事實、理論和信仰的差異當中。進化論
是一門理論,是對可觀察現象的解釋,事實證明不勝枚舉:地質記錄,
物種之間的結構聯繫,以及家養和野生動植物物種的變異等等。與任
何理論一樣,進化論靈活多變、富有彈性。經過修改,進化論也許能
夠,實際上早已能夠解釋任何新出現的事實。然而,《聖經》中的
《創世記》並沒有事實作為依據,恰恰相反,與許多廣為人知的事實
相互抵觸。對於不需要論據的信念或信仰來說,倒是有情可原,但是
這不能作為科學理論的基礎。
1991年,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教授菲力浦·詹森
(Philip E.Johnson),出版《審判達爾文》一書,做出了富有意
義的區分。詹森指出,一些基督教基要主義者(他稱為神造論科學
家)堅持認為,《聖經》中上帝六天之內創造世間萬物的描述是不折
不扣的真理。還有一些神造論者認為,地球有十億年的悠久歷史,生
命是進化而來,但是這個過程是在上帝的引導下進行的。詹森力圖
表明,像神造論者袒護神造論一樣,進化論者偏袒自己的信仰,完全
排斥上帝的存在。詹森在這裏犯了一個錯誤,實際上進化論只是解
釋生命是一個自然進程,不需要神的力量或者超自然力量的介人。它
並沒有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說上帝不是生命歷史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進化論科學從來沒有明確表示上帝存在與否。然而,對
於神造論者來說,沒有上帝就無法解釋生命則是一個不可更改的信條。
神的創世奠定他們道德系統的基石。神造論科學家堅信,《聖經》中
《創世記》敍述的全部是不容置疑的真理;進而非常激進地相信,傳
授進化論科學是對上帝的侵犯。科學與宗教的思想之爭恐怕還會繼續
進行下去。
除了來自宗教的反對以外,達爾文主義還要面對來自科學界的異
議。達爾文知道,最大的阻礙之一是缺乏親本的特徵如何遺傳給後代
的知識。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格利高利·孟德爾(Gregor
Mendel)通過植物培育試驗開始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直到二十世紀初,
遺傳原理開始形成時,他的研究成果才廣為人知。大約在同一時間,
細胞生物學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科學家們很快確定,遺傳特徵與某
些細胞緊密相關。從而促成了研究生物體及其群體遺傳與變異的學科
——遺傳學的誕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現去氧核糖核酸(DNA),
現代分子遺傳學誕生。DNA的龐大分子中包含磷酸酯和碳水化合物
(糖)結合的線狀體,為遺傳資訊編碼,形成生命的基礎。通過DNA,
親本的遺傳資訊轉移給後代重新組合。
達爾文生前和去世多年以後,進化論比自然選擇更加易於被人們
接受。富有說服力的證據是,物種是由進化而來,但進化的運行機制
並不顯而易見。十九世紀最後一個年代和二十世紀初,科學家們提出
了一系列有關進化論的思想,忽視甚至貶低作為運行機制的自然選擇,
曾經一度認為突變(生物體結構突然急劇的變化)是進化的原因,而
不是達爾文提出的微小變化的緩慢積聚。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
代,自然選擇重新成為必不可少的基本部分。遺傳學家證明,少數生
物體內微小的變化,能夠導致大規模生物群體的變化。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左右,一些科學家,包括湯瑪斯·赫胥黎的孫
子動物學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1887-1975)和美籍
俄裔遺傳學家多布贊斯基(T.Dobzhansky,1900-1975),將達爾
文關於自然選擇的思想和對孟德爾遺傳學說、古鳥類學以及其他領域
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創立了“新綜合派理論”(綜合就是各部分的聯
合),又叫“綜合理論”或者“新達爾文主義”。動物學家厄内斯特
·梅厄(Ernst Mayr)是新綜合派的主要代言人之一。關於達爾文,
他寫道:“我們一遍又一遍地查閱達爾文的著作。因為作為勇敢無畏、
富有智慧的思想家,他提出了許多別人從未涉及,關於人類起源最深
刻的問題;作為富有獻身精神和創新精神的科學家,他提供了才華橫
溢,震驚世界的答案。”
今天,進化論闡述的真理已被絕大部分科學家接受。“新綜合派
理論”產生後,進化論生物學並沒有就此止步。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
來,人們不斷探索,開闢進化論科學的新領域。科學家們不斷提出關
於物種進化的速率和運行機制的新觀點;討論進化中機緣、運氣和隨
意環境的作用;對自然選擇的重要性進行質疑,提出附加變化機制;
運用遺傳科學的新技術來確定什麼時候新物種從其他物種中脫離出去;
研究新發現的化石,力圖獲取更多關於人類在自然界中位置的知識。
以英國的理查·道肯斯(Richard Dawkins)和美國的愛德華·威爾
遜(EdwardO.Wilson)為首的一些動物學家,探討社會生物學的思
想,用進化論的觀點解釋人類和動物的行為。例如,一隻鳥發出尖叫
警告其他鳥兒,並吸引捕食者的注意,也許會保護相關同類的基因遺
傳,儘管發出叫聲的鳥冒著被捕食者抓住或者吃掉的更大危險。通過
這些描述,社會生物學家們力圖闡釋單配性和自我犧牲等諸多特點。
同時,隨著進化論生物學新理論的提出和檢驗,歷史學家正在梳理檔
案資料,以便獲取達爾文思想更加準確的全貌。
所有的這些活動,都是對達爾文持之以恆的試驗和修正改進工作
的擴展。達爾文深知,科學從來不是靜止不動、固定不變的。前一位
開拓者的結束預示著下一位探索者的開始。當代進化論探險家仍然在
盡情分享達爾文的激情,這種優秀品質用他的好友、同事華萊士的話
來概括就是——“生命的現象複雜多變、異彩紛呈。在探索它們起因
的道路上,永不停息!永不滿足!”
補充材料:孟德爾遺傳學
遺傳,作為進化論的一個方面,是有機體將自身特徵遺留給後代
的運行機制,達爾文對它的理解從來沒有令自己滿意。遺傳的存在毫
無疑問,但它是怎樣發生作用的呢?富有諷刺意味的是,達爾文生活
的時代已經發現理解遺傳機制的鑰匙,只是從未引起他的注意。它存
在於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奧地利神父,博物學家格利高利·孟德爾
(Gregor Mendel,1822—1884)的著述中。
從1850年開始,十五年以來,對於雜交植物的培育和變種之間的
雜交,孟德爾進行了數以千計的實驗。他使用的是兩種不同的豌豆屬
植物:一類植株高;另一類植株矮。兩種植物雜交時,孟德爾發現獲
得的總是植株高的後代。但是把兩個第二代植物雜交,產生的第三代
植物中,高矮植株的比例是三比一。
當時關於遺傳學普遍流行的觀點是,親本的特徵會均等地遺傳給
後代。這導致了關於進化論所謂的“油漆桶問題”的產生。1867年,
一位名叫亨利·弗萊明·詹肯(Henry Fleeming Jenkin,1853-1885)
的蘇格蘭工程師提出了這個問題。詹肯認為,生命個體的變異不能作
為新物種的基礎,因為這些變異將很快喪失,返回到主群落的繁殖中
去,就像濺到白油漆桶內的一滴黑油漆。將迅速地消失。
1867年以前,詹肯運用油漆桶論來反駁自然選擇。孟德爾觀察了
上千個實驗後,證明親本的特徵不會與後代混為一談。如果像詹肯和
其他一些人相信的那樣,來自遺傳的特徵可以混雜,那麼孟德爾雜交
的高矮豌豆屬植物獲得的植株將高度適中。恰恰相反,隨後培育的幾
代植物非高即矮 高個植株占主導地位。所以、來自遺傳的特徵不可
混雜;遺傳特徵是作為一個整體來獲得的。這些特徵在後代中擴散的
方式依據孟德爾稱為顯性性狀和隱性性狀的因素。顯性性狀,比如孟
德爾試驗的豌豆屬植物高大的特徵,在第一批的全部後代和第二批四
分之三的後代中存在。
人們不清楚孟德爾是否理解他的發現的全部意義1866年,在當地
的的一份小型博物學雜誌上,孟德爾整理發表了上述發現。就在同一
年。他被任命為自己所在的修道院院長,不得不放棄植物實驗。讓位
於行政管理事務。1884年,孟德爾即將去世時。他所有的筆記、論文
重見天日。孟德爾的文章流落到少數幾位科學家手中,但是他們對這
些興趣不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孟德爾一直默默無聞,另一部分原因
是由於他的發現與當時廣為接受的遺傳特徵混雜論背道而馳。
然而,1900年左右。幾名研究遺傳問題的科學家認識到孟德爾論
文的意義,並遵循他的方法進行遺傳特徵研究。不久,新科學——細
胞生物學幫助研究者發現,從親本到後代的遺傳特徵處於攜帶基因的
專門細胞的控制之下。1953年。科學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
和弗蘭西斯·克裏克(Francs Crick)發現並揭示了由去氧核糖核酸
分子(DNA)組成的遺傳物質。從從格利高利·孟德爾種下他的第一
株豌豆屬植物到本世紀,遺傳研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實現了質的飛
躍。但是,正是孟德爾耐心細緻的實驗、為現代科學——分子遺傳學
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達爾文大事年表
1809年
2月12日。查理斯·達爾文出生在英國施魯斯伯裏鎮
1817年
媽媽去世。
1817年~1825年
在施魯斯伯裏私立中學就讀。
1825年~1827年
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
1828年~1831年
在英國劍橋大學就讀。
1831年~1836年
隨貝格爾號軍艦環球考察。
1837年
開始寫作第一本物種演變筆記。
1838年
閱讀湯瑪斯·馬爾薩斯的著作《人口論》
1839年
1月,與愛瑪·韋奇伍德結婚;12月,兒子威廉出生;嚴重疾病的第一階段。
1839年~1843年
編纂五卷本巨著《貝格爾號航行期內的動物志》
1842年
移居到倫敦郊外的達溫宅。
1842~1846年
撰寫三卷本著作《貝格爾號航行期內的地質學》。
1844年
撰寫未發表的闡述進化論的論文。
1846年~1855年
就藤壺問題進行研究寫作。
1848年
父親去世;健康狀況不佳並持續很長時間。女兒安妮去世。
1855年
開始撰寫關於進化論的主要著作。
1858年
倫敦林奈學會宣讀達爾文和華萊士合作的關於進化論的論文。
1859年
發表《物種起源》。
1860年
英國科學促進會年會在牛津大學關於進化問題的大辯論。
1863年~1865年
病情延續。
1868年
發表《家養動物和培育植物的變異》。
19世紀70年代
發表五部關於植物的著作。
1871年
發表《人類起源和性選擇》。
1872年
發表《人類和動物情感的表達》
1881年
發表關於蚯蚓的著作。
1882年
4月19日,達爾文在達溫宅逝世;厚葬於威斯敏斯特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