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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3/29 05:21:36瀏覽57｜回應0｜推薦0 | |
| Excerpt：閻連科的《沉默與喘息：我所經歷的中國和文學》 書名：沉默與喘息：我所經歷的中國和文學 作者：閻連科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14/08 在中國作家中，閻連科屢被稱為最受爭議、禁書最多的作家，對他而言，他選擇沉默以對。因為作品被爭論和禁止，大多不是作家有意而爲之，而是無意而爲之。《受活》的寫作，使他被一脚踢出軍隊；《風雅頌》的修改，是他作家人格缺陷的鏡子和軟弱性的實踐圖；《四書》為其在寫作中讓獨立人格更完善的修補與生成；至於《丁莊夢》則是他經過一番自我審查所表達出的熱情與愛，但也成了他寫作最大的墳墓和滑鐵盧，讓他與「被禁」劃上等號，並成為「文學的脫北者」。 審查不僅是審查，而且是一種權力！在本書中，閻連科以一篇篇鞭闢入裡的文章，從剖析美國「失落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文學自由風潮談起，直指中國高度集權與相對寬鬆的雙重標準下對出版的審核；中國政治與中國市場經濟，和中國權力與中國文學的特殊關係；進而對自我作品「被禁」的反省與恐懼，並期許在集權陰霾中寫作的自己，讓筆尖散發出光亮。 【Excerpt】 〈我的一份文學檢討書〉 有一個認識的習慣：一個人愛另外一個人，我們通常是看他或她為對方做了多少事情與犧牲。這是一種對愛的常識性總結和情感重量的估價，會讓那總結和估價的人，充滿著自慰和意足。但還有另外一種愛，另外一種對愛的估價和總結——因為他（她）對對方愛得過深，深到無法自拔時，他和她並不去回望自己給對方做過什麼事，而是永遠在自責自己哪些事該做時而沒有做，該做得更好而沒做得那麼好。 可以聊以自慰的愛，是通常、自然的愛。 而永遠讓自己內疚、自責的愛，則是更為深層的愛，是一種苦。是因愛而苦，因苦而愛。 對於文學與自己的寫作，我想我對它的愛，是接近這個境地和苦痛的。因為在我獨自靜坐時，獨自在書房發呆時，望著那些自己出版過的作品時，會經常捫心自問說：它們不是垃圾嗎？它們再過五年、十年，或者到了你死亡之後，這些書還會有人去閱讀嗎？因為總是這樣的懷疑和自問，就常常油然而生一種因愛而苦的痛、的恨、的無奈，常常讓自己失去寫作的信心。因為產生因為沒有寫好而苦痛、而懊悔，而失去下一部寫作的信心，也就不得不慢慢地重新嘗試著一種新的、或自以為新的寫作的開始。 …… 一、面對豐富、複雜的中國現實，而自己的寫作總顯得簡單和偏頗 很早時，我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現實能比中國的現實更為荒誕、複雜和豐富；中國生活中發生的真實故事，幾乎比世界上所有作家的想像都更難以想像、傳奇和經典。那時候這樣說，還生怕別人議論自己是有幾分譁眾取寵的人。可現在，幾乎所有的中國作家都這樣認為了。這已經形成一種中國作家的文學想像無奈於生活真實豐富、複雜的共識了。 我們怎麼能夠想像收容所中「躲貓貓」的捉迷藏會使一個大學生的頭碰上牆壁而死呢？怎麼能想像一個收治站（單位較小的收容所）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收容老弱病殘一千多人，而非正常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十，每月都要平均死去上十人？ 怎麼能想像中國陝西的「黑磚窯」，長期數年，是用聾啞殘疾人在高溫四十幾度的磚窯中出窯背磚呢？ 怎麼可以想像不久之前，上海的黃浦江中漂過了一萬多頭農民養大的死豬呢？杭州的河面上，莫名其妙漂過了無計其數的死鴨呢？ 怎麼可以想像，某省的高法院長，是中國執法部門的優秀幹部、優秀的反貪局長，可他在因故猝死之後，不說有上億的資產，卻還有四個都持有結婚證明的合法妻子和六個孩子呢…… 發生一件事情是偶然的。若是十件、二十件奇特事情接連不斷的發生，那麼它們彼此之間就有必然聯繫了。而當這樣聞所難聞、奇之又奇的事情每月、每週或幾乎每天都在那塊土地上發生時，我們就不得不認定，不是某幾件事情的具體問題了，而是那塊土地——中國的現實，出了無人能夠把握和醫治的問題了。 經濟是高速發展的，建設是一日千里的，可人和人心的變化也是瘋狂到不可思議的。今天，作家必須看到，中國現實那種充滿朝氣的蓬勃和那種蓬勃到不可思議的扭曲；必須看到，有股盛世強大的發展力量，正在掩蓋著人的精神被撕裂的焦慮和憂傷。人是活著的，都在各大城市和鄉村，正為金錢、虚妄和美好的未來在忙碌，而人們的靈魂，卻正在朝著黑暗幽深之處墜落和下滑，正朝著死亡奔跑和追趕。就是說，今天是活著的人，卻是死靈魂。面對活人的死靈魂，面對這蓬勃而扭曲的現實、荒誕而不可思議的幽黑傳奇的真實，文學的想像無能為力了。作家對迅速發展和變形的人心與生活，失去應有的把握能力了。 簡單說，現實的生活是一片荊棘的新蠻荒，而我們想要踏入這片新蠻荒的雙腳，卻是穿著老舊的草鞋或布鞋。這草鞋與布鞋，不能把我們真正帶入新蠻荒的內部去，不能讓我們看到新蠻荒中的新發生和新糾結，新矛盾和新場陷，新的生命力和人的新的狂妄與苦痛。我們因為不敢、也沒能力踏入那中國式新發展的新蠻荒與新的充滿朝氣的荊棘林，也就只能站在這片林地的邊緣、周邊去觀望、欣賞和猜測，但那種來自現實本身的、刻骨銘心的經驗和體驗沒有了。那種刻骨銘心到讓人心靈刺痛的感覺沒有了。因此在我們的寫作中，那種簡單而偏頗的「旁觀者文學」的出現，就再所難免了。 …… 從更具體、更深層的角度講，應該對中國現實和現實中的人，保持怎樣恰切的態度，這是我們——中國作家遇到的真正的難題，而不僅僅是大家說的我們失去了對複雜的現實把握的能力。我相信，今天中國出生在五、六〇年代的一批作家，從閔歷、閱讀、思考和寫作經驗的歷練，都到了最有能力把握現實、人物、故事、人心的最好時期，而我們今天所真正不能擁有的、失去的，是面對今天如此渾濁、複雜、交錯、荒謬的現實時，我們沒有了面對這些恰準的態度，失去了認識現實的方法和最恰當的立場與距離。 因為用任何過往文學的態度面對今天的中國和現實，都是簡單可笑的，簡陋、粗魯的。 我每天寫作中不安、焦慮的，其實是在寫作中不知該怎樣面對今天的中國和現實。不是沒有故事可寫，不是沒有能力去寫故事，而是沒有恰切的態度去面對豐富、荒謬、奇異的現實和故事；用怎樣的目光、態度、立場去打量和審視這一切。舊有的目光和態度，哪怕是偉大的悲憫與愛，我都以為是單純、單一和無奈之後態度與立場的某種妥協和不得已。 二、獨立性中的軟弱性 年齡大了，漸漸學會了包容。 一如隨著親人生命的失去，自己開始更加理解那些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父母和兄弟姊妹身上所有的缺點樣。我經常想，如果我的父親、母親是竊賊，他們也一樣是我的父母親。如果我的哥嫂、姊姊是殺人犯，我可能會為他們去犯包庇罪。 我知道，我不應該苛刻中國別的作家寫得怎麼樣。也沒有資格去苛刻別的作家寫什麼和怎麼寫——因為中國的現實是產生各樣作家最肥沃的土壤——寫的怎樣，怎樣去寫，都有其合理性。但隨著年齡、身體日漸的增加和高弱，我對自己的寫作愈發變得謹慎、膽怯和苛刻。我最苛刻自己的，是作為一個作家寫作的獨立性。因為我知道，自己太容易被權力、金錢和名譽所誘惑。太知道，一個出身貧寒的人，有了一些成功後，最易夭折、跌倒在權力、金錢和榮譽上。 中國的短命皇帝李自成，一生苦戰，而最後敗在自己成功之後的地位和腐敗中。中國的現代詩人郭沫若，才華橫溢，風流倜儻，而最後使他過早才盡的是他缺少獨立性的人格和對權力與地位的膜拜。中國作家熟悉的美國作家費茲傑羅、凱魯亞克和柯波帝，在我看來，他們的寫作都不缺少獨立性，但在生活中卻有太多的軟弱性。戰勝並奪去他們生命的，是他們面對人生和生活不能抵禦的誘惑和軟弱性。而我的寫作與人生，絲毫不能和這些人相提並論、同日而語，但我的身上，卻正在集合著這些人地位與生活的腐敗性和寫作中被消磨的獨立性與日益增長的軟弱性。 一句話，我的寫作缺少獨立性；而生活中，又有太多軟弱性。 …… 我們現在時常可以聽到中國作家在國內、國外說，我們對付審查是自有辦法的，比如說在中國不能談「六四」，那中國網民就說「五月三十五日」，或「六月的第四天」，這是事實，也是幽默和智慧。但更是一種軟弱性和妥協性。是人的獨立性被權力咬掉一塊後自癒的傷口。我不因此為中國人感到有幽默、智慧和驕傲，而只感到獨立性被削弱的心酸；感到人格被自我矮化的無奈。事實上，當一個作家沒有權力、也不爭取在言詞上可以說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而說出「距九〇年還差一年的五月三十五日」時，你已經失去了寫作的獨立性。你已經為你的軟弱性贏來的弱小、安全而感到滿足和滿意，宛若阿Q把藏在心裡的罵，當成自己向社會、對手的反抗和還擊樣。 我為此感到一種悲哀和傷害。 …… 三、有沒有一條最獨有的敘述路徑在筆下 面對浩瀚的文學與經典，有時候，作家最恐懼的事情不是現實的複雜和權力的壓迫，不是讓你寫和不讓你寫，而是你怎麼去寫、你能怎麼寫的事。有一次，我和日本著名的詩人谷川俊太郎在一起——順便說一句，谷川俊太郎幾乎是世界上獨一無二靠寫詩而能在日本把生活過得很好的人，不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那麼有錢花，稿費如山，可比起拿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的收入，可能還是高許多。從這個方向上，大家就可以知道這個詩人在日本的家喻戶曉和在世界各國的出版和知名度。可我和他在一起時，談到中國的寫作環境、出版制度和作家獨立性這個問題時，他沉默良久，用極其真誠的態度說：「中國作家太幸運了，一部小說只要包含了作家的獨立性，就可以讓權力如此緊張和不安，那作家的人生實在太讓人羨慕了。」 我無言。 不知道該向這位大名鼎鼎的詩人說什麼。 但是我知道，谷川俊太郎的詩，在中國贏得廣泛的喜愛，不是因為他的詩中有索忍尼辛、歐威爾和凱魯亞克、艾倫・金斯堡、海勒、米勒、納博科夫等作家在作品中表現出的人和寫作的獨立性而被讀者所接納，而是因為他的詩中有著最獨有的韻律、敘述和對人與世界的感悟而被讀者所喜愛。有時候，一個作家的獨立性是一件事，最獨有的藝術敘述又是另外一件事。而獨立性與獨有藝術最完美的結合，那是一個小說家夢寐以求的至高境界。這一點，偉大的《古拉格群島》和《一九八四》，成為了不成功的成功之反例；而《洛麗塔》，則成為因為成功而成功而非偉大之正例。 回到中國文學上去，回到我自己的寫作上。在我知道並警惕著我的寫作缺少獨立性時，我還時時疑問警惕的是，中國作家有一天獲得作家可能的獨立性時，是否能獲得並保有著最獨有的小說之敘述？ 你講的故事是你自己的故事嗎？ 你的人物和情節與細節，是最中國、最個人化的嗎？ 你語言中的機碼是你的自己創設的，還是別人語言中的機巧被你撿拾過來的？一如同樣使用1、2、3、4、5、6、7的音符，你譜寫的歌曲、旋律聽來是新鮮、陌生、優美的，還是動聽、流行卻令人熟悉而似是而非的。 建立一種全新、獨有的敘述秩序，在你的寫作中，你嘗試沒嘗試？嘗試了是失敗還是有幾分成功呢？ 中國的批評家，在研究、論說中國的小說時，絕大多數都是用西方的文學理論來佐證中國小說的藝術，或用中國小說的藝術來套用西方的文學理論。這如同一個足球裁判，總是說你把我們的足球正確地踢進了人家的大門裡；或者是，裁判判對方踢起的足球，拐彎抹角飛進了我們的球門裡，而我們也理應得分樣，理應為這個烏龍而歡呼。不知道是因為中國批評家從來都沒有屬於中國的、自己的小說理論，還是因為中國的小說家，從來都沒寫出「中國小說」來，所以批評家不得不以西方理論來研讀你的小說。烏龍球的發生，終歸不是一件好事情，哪怕是因為對方的烏龍而讓我們取勝也如此。 獎盃是捧了起來的，可心裡那股苦辣難言的滋味，卻是自己心知的。 作家不要去苛求批評家，應該首先去檢討自己的所謂創造和寫作。 要承認，我們今天的寫作，從西方的認知和技術層面汲取太多了。 要明白，到了我們不是要從西方的寫作經驗中汲取什麼，而是要擺脫什麼的時候了。 終歸要走自己的路，那為什麼不及早退出來，去走自己的寫作之路呢？這種退出，不是一屁股蹲回到中國的傳統裡面去，而是在對西方無論是認知還是藝術之機巧，有足夠的汲取後，更明晰地認識東方文化的偉大意義，認識傳統的未來意義，然後一腳是西，一腳為東，從而創造出獨屬於我們東方的、中國的、作家自己最獨有的對文學的認識和方法論。 我們要完成獨屬於中國的、自己的文學現代性。 在世界文學的敘述秩序中，要有東方的、自己的敘述秩序在其中。 就我的小說言，最早被讀者和批評家說它荒誕、諷刺、黑色幽默、魔幻和現代或後現代時，我心裡是有著竊喜的，因為這是和西方及拉美小說聯繫在一起去並說並論的。可現在，讀者和批評家，再這樣去討論我的小說時，我就有了一種挫敗感。他們愈是說得認真，有理有據，無懈可擊，我的那種挫敗就會愈發地加深和加重，彷彿一個在考試中抄襲的孩子，愈是被表揚，愈是會心慌，乃至會有一種敘述缺少獨有創造的絕望在其中。我曾煞有介事、也煞費苦心地在中國文學和自己的創作提出過所謂的「神實主義」，還為此寫過一本所謂的文學理論小冊書，叫《發現小說》。這本十萬字的所謂理論，除了談我個人―純粹個人對十九，二十世紀世界文學的認識外，提出了中國小說東方式的「神實主義」，在中國遭到很多批評家的冷諷和嘲笑，他們的不屑，如大神不屑廟客窮其所有的一炷香。但是對於我這個窮廟客，在這炷香的繚繞中，一方面是我祈求對西方文學有一種抗拒和擺脫；另一方面，其實也可以看成對無法徹底擺脫的認同。 這炷高香所要說明的，就是即便西方文學的敘事藝術，像烏雲樣罩在頭頂上，作家（我）也要能撥雲開霧，去找到能獨照自己的一束陽光來。或者說，即便西方文學敘事的光束像烈日一樣照在頭頂上，我們也要找到中國的一片荷葉、蒲扇遮在自己頭頂上。 我為沒有很好的完成這種退出、重建而羞愧，但我會在寫作中時時地檢討自己為此而努力。 四、諸多遺憾中的求進。 一個作家是要時時檢討求進的。 每完成一部書，他都該獨自靜坐下來發發呆，想想那本書的不足和遺憾。和你最好的同仁去共同探討那本書或那篇小說中還有哪些可能性。我是中國作家中讀書偏少而又最不系統的一個人。我對自己寫作的要求就是你要知道你哪兒寫得不好或者不夠好。我知道我除了上述說的對豐富、煩亂的中國現實缺少把握能力和清晰認識的態度；文學的獨立性不足，而生活的軟弱性有餘和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一種最獨有的文學敘述秩序外，諸如文學與現實生活和包含在生活中的政治的不協調，「神實」與日常生活的隔離，技術與內容的不夠統一、不夠融匯水乳的關係，還有語言、情節乃至思想的重複，凡此種種，都需要反省、修正和新的創造和努力。然而，我已經是這個年齡了。這是一個容易認識和檢討的年齡，卻不是容易改正和建立的年齡了。 歲月不饒人，但人心會自強。 在這份還有些籠統的文學檢討書中說到的，我都會繼續反省和思慮。不求樁樁件件都有改正和建立，但求有所思慮的醒改和修正。 「革命償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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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