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說來，孔子極難為用；因為，他很「麻煩」。

孔子當然槃槃大才，在魯國「大司寇行攝相事」時，政績便已斐然昭著；孔子當然實力雄厚，周遊列國，隨從車乘之規模，隨從門人之程度，都讓各國權臣為之側目，也讓各地諸侯對之多有禮遇。

但是，禮遇歸禮遇，他仍終難為用。

外表看來，他的終難為用，是因鋒芒太過，招來側目；各國權臣為了一己之謀，疑懼於他，頗有猜忌，故不時多進讒言。但是，這其實無關宏旨，真正關鍵，仍在於各國君主。

對任何掌握大權者而言，儘管孔子是不世出之大才，但用與不用，都令人猶疑。不用，固然可惜；但真要重用，不僅極需膽識，更需莫大勇氣。因為，一旦重用孔子，等同於和自己「過意不去」，稍不「留意」，會自尋無限「麻煩」的。

對孔子而言，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頭一句話是前提，也是重點。君若有道，那麼，為臣者，竭心盡力，不在話下。但是，君若無道，休想孔子會讓你稱心如意，更休想他要迎合你。他說：「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君臣一場，合則來，不合則去，沒什麼好牽就的。於是，孔子幾番入仕，便也只能，幾次「不可則止」。

「麻煩」的是，隨著孔子聲望日隆，任何有心用他的掌權者，其實都要背負著越來越大的壓力：若自己「表現」不好，孔子又要「不可則止」，又打算求去之時，那不正等於昭告世人，自己是個無「道」之君嗎？那班君主，誰有把握，所作所為皆合於道？誰有把握，孔子一旦為臣，必定不再求去？於是，我們便能體會，孔子游於列國，凡十餘載，明明他有心，諸侯亦多有意，可機會為何總是一次次擦身而過？事實上，諸侯即便真想用他，只消看看孔子「不可則止」的「前科」如此累累，再掂估自己的斤兩，稍稍躊躇，也只能一聲輕嘆，算了吧！

用孔子的「麻煩」處，還不止如此。

但凡用他，早在「不可則止」之前，孔子的「以道事君」，已讓掌權者招架不住、「掙扎」許久了！他是怎麼「以道事君」呢？子路問「事君」，孔子回答：「勿欺也，而犯之。」該說真話，就說真話；該冒犯，甭客氣，就冒犯吧！

孔子平日謙恭，但常有例外。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他老人家怎麼回答？「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你貪慾過甚，故招來盜竊，要怪誰？你若不貪，即便鼓勵百姓來偷盜，他們還懶得理會呢！

這就是孔子。就是那個「麻煩」的孔子。

《論語》一開頭，〈學而篇〉的第二章，後來《論語》編纂者之一的有子，就批評了「犯上」者。他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雖說長相酷似孔子，但有子與孔子，其實是兩回事。

孔子說的是，「勿欺也，而犯之。」

後代儒者，多似有子，他們不像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