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這是戰場第二講，今天主題是齊邦媛的巨流河，這是齊邦媛成長於二戰時代的自傳，現在十周年紀念版的序一開始說：

二十世紀，是埋藏巨大悲傷的世紀。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猶太人寫他們悲傷的故事，至今已數百本。日本人因為自己的侵略行為惹來了兩枚原子彈，也寫個不休。中國人自二十世紀開始即苦難交纏，八年抗日戰爭中，數百萬人殉國，數千萬人流離失所。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正面抗日的國民黨軍民，僥倖生存在大陸的必須否定過去一切。殉國者的鮮血，流亡者的熱淚，漸漸將全被湮沒與遺忘了。

巨流河寫的就是齊邦媛的故事，是中國人最深刻的傷痕文學。

被時代不斷淘洗的外省族群

齊邦媛1924年生於遼寧省鐵嶺縣，今年99歳，明年將滿百歳。1947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系，當年收到台灣大學外文系助教聘書，來到台灣工作，短暫回到上海結婚，再回台灣，之後全家人都來台灣，1988年在台大外文系退休。她80歳開始寫巨流河，2009年85歳時出版。

就像在序中說的，日本及猶太人寫了多如牛麻的戰爭文學，台灣早期其實也有，張拓廡、朱西寧、姜貴、梅濟民等都是，還有鹿橋的未央歌，2000年以後這類文字幾乎絕跡，一方面那代人開始凋零，另是台灣全方面本土化，鄉土成為唯一，出版於2009年的巨流河很異類，原來只在不久之前的那個時代不曾消失，只是需要沈重的文字喚醒它，我因為是外省二代，再加上年輕時看過很多類似作品，看到巨流河又再次被感動，人無法左右命運，更為那代人的付出而可嘆，巨流河最讓我震動的是第11章，1993年齊邦媛第一次回大陸，去上海看她年輕時的大學同學，這位同學那時病重，已至彌留階段，她對齊邦媛說的一段話：

你到台灣這些年，可以好好讀書，好好教書，真令我羨慕。

我在這裡是輕輕地唸過，但在當事人來說卻是字字千鈞，沈重無比。齊邦媛在1940年代能夠唸大學，算是頂尖優秀了，她的同學也是，1949年的分離，共產黨把國事當兒戲，馬上治天下的胡鬧，無所不在的政治運動，造成各行各業發展中斷。

齊邦媛代表的一代外省人來到台灣，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讀書人，她老公羅裕昌是武漢大學電機系畢業，也是第一批來到台灣，接收台灣鐵路局的工程師，做到台鐵副局長退休，也是十大建設中，鐵路電氣化的負責人，你知道十大建設嗎？羅裕昌是由基層幹起，風吹雨打就跑遍全台，打通火車的人。書中有一段說到光復前的台鐵中階以上工程師全是日本人，全部遣返後，沒人會操作系統，日本人揚言三個月內火車動不了，就像孫運璿是第一批來台接收台電一樣，日本人也說他們走了台灣將黑暗一片，那批工程師是真的優秀，他們被時代抛到想不到的地方，胼手胝足，不可免地帶著大中國情懷，走入歷史。

二三代出生在台灣的外省族，標籤撕不掉，仍然是被時代淘洗的一群。

逃不完的難弦不完的歌

齊邦媛當然沒上過戰場，不過她全家離戰場不遠，父親齊世英留日留德，長年追隨國民黨，滿州國時期，在東北做地下工作，算是國民黨最早在東北的基層工作。1937年民國26年盧溝橋事變，齊邦媛小學畢業，在日軍進入南京前半個月開始逃亡。

齊世英帶著國立中山中學的全體師生一起向西走，他的全家人也跟著走，大致是有火車坐火車，遇水坐船，都沒有就是家眷、老小坐車，男孩及男人走路，路線是南京，江蘇蕪湖，湖北漢口，湖南湘鄉，廣西桂林，廣西柳州，再到重慶，由南京到重慶直線距離是1200公里，九彎十八拐走了一年，一開始怎麼逃呢？

中山中學高中班學生背著槍，紮上綁腿，努力保護著兩百多位師生上了教育部保留的車廂。我哥哥和表哥裴連舉及十九歲的張大非，用棉被裹著我母親把她抬上車，讓她半坐半躺在一個角落，再把我和三個妹妹由車窗遞進去。

車頂上也坐滿了人，儘管站長聲嘶力竭地叫他們下來，卻沒人肯下來。那時，每個人都想：只要能上了車離開南京就好。這天近午，我父親站在秋風已經寒冷的火車站外，二十天後將被日軍屠城的鬼域街口，看著擠得爆滿、連車頂都攀滿了難民的火車沉重地駛離站台，他的心也載滿了憂愁。日機晝夜不停地沿著長江轟炸，五百多里的長路，這些繫在他心上的生命能否安然躲過一劫？車過第一個隧道，突然聽到車頂上傳來哭喊聲，「有人給刷下去了！有人掉下去了！」車內的人卻連「援手」都伸不出去。火車似爬行般開著，聽到飛機聲就躲進鄰近的隧道，到蕪湖換船時天已全黑了。為了躲避白天的轟炸，船晚上開，碼頭上也不敢開燈，只有跳板上點了幾盞引路燈。我們終於走到碼頭，跌跌撞撞地上了船。蜂擁而上的人太多，推擠之中有人落水；船已裝不進人了，跳板上卻仍有人擁上。只聽到一聲巨響，跳板斷裂，更多的人落水。

黑暗的江上，落水的人呼救、沉沒的聲音，已上了船的呼兒喚女的叫喊聲，在那個驚險、恐懼的夜晚，混雜著白天火車頂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長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頭。那些淒厲的哭喊聲在許多無寐之夜震盪，成為我對國家民族，漸漸由文學的閱讀擴及全人類悲憫的起點。

逃難的路上當然是九死一生，死人無數，齊邦媛的母親剛生下最小的妹妹，身體虛弱，總算敖過來，不過18個月大的另一個妹妹還是在上路之初就走了。

巨流河有引一段孫元良晚年接受訪談，說到關於逃難情景的敘述：

抗戰初起時實行焦土抗戰，鼓勵撤退疏散，然而對於同胞沒有作妥善的安置，對流離失所的難民沒有稍加援手，任其亂跑亂竄，自生自滅，這也許是我們在大陸失卻民心的開始吧！我從漢中長途行軍回援貴州時，發覺滿山遍野都是難民大軍——鐵路公路員工及其眷屬，流亡學生與教師，工礦職工和家眷，近百萬的軍眷，潰散的散兵游勇及不願作奴隸的熱血青年，男女老幼匯成一股洶湧人流，隨著淪陷區的擴大，愈裹愈多。他們對敵軍並無殺傷力，對自己的軍隊卻礙手礙腳。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敵軍的前面，其前鋒卻老是阻塞住國軍的進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樣的車輛——從手推車到汽車應有盡有，道路兩旁的農田也擠滿了人，踐踏得寸草不留，成為一片泥濘。車輛不是拋了錨，就是被壞車堵住動彈不得。難民大軍所到之處，食物馬上一空，當地人民也驚慌地加入逃難行列。入夜天寒，人們燒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夾雜著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與兒童啼飢號寒的悲聲，沿途到處是倒斃的腫脹屍體，極目遠望不見一幢完整的房屋，頓生人間何世之感，不由得墮入悲痛驚愕的心境，剛勁之氣隨之消沉，對軍心士氣的打擊是不可低估的。

孫元良是黃埔一期，南京保衛戰時第88師長，也是八百壯士的師長，也是電影明星秦漢的父親，他的這段說法大意是難民與軍隊各走各的，也呼應了黃仁宇所說的，國民黨只擅長建立上層機構，以來不及跟上時代的落後方法，只能動員部份中國的資源去對抗日本，一旦遇上可以動員全中國的勢力，就是中共，就沒輒了，在台灣也是，每次選舉，國民黨總是與本土相對立，總是跨不過濁水溪。

巨流河中，齊邦媛與張大飛似有若無的愛情故事，應該是那個時代眾多感人案例之一，張大飛也是東北人，19歳考進空軍官校，進入陳納德的飛虎隊，26歳殉國，當然還有無數個張大飛，如高志航、沈崇誨、劉粹剛、李桂丹等都是那一代優秀青年，齊邦媛就是在逃不完的難中，完成弦不完的歌。

1949年的選擇

齊邦媛1947年大學畢業，接到台大外文系聘書來到台灣，這是她的人生轉折，1949年齊世英帶著全家來到台灣，我父親也是1949年來台灣，他入伍是進入孫立人青年軍部隊，做為新兵，在高雄鳯山接受訓練，訓練完了也回不去了，我曾問他1949年為什麼去當兵，願意離開千年水鄉的家鄉烏鎮，上船去台灣，他說聽很多從北方南逃的人說共產黨殺人，殺得不分青紅皀白，再加上我爺爺奶奶很早就去世，就無牽無掛來台灣了。

所以1949年的一念之間，轉向了，就是不同人生，齊邦媛會來台灣除了台大聘書外，巨流河中也寫到當時的學潮，因為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合作抗日，原來非法的共產黨刊物、組織一下子合法了，以各種名義鑽入社會各角落各階層，齊邦媛大一時就遇到讀書會，本來還很新鮮：

同房一位法學院同學邀我倆晚飯後去「讀書會」。我想去讀些新書多麼好，便興沖沖地去了。會場有三十多人，男生多於女生，那天正在討論俄國作家高爾基的《母親》，這本書我在南開時讀過，很感動。下一次指定的是蕭洛霍夫《靜靜的頓河》。書由大家傳著輪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負責。我跟她去了三次，會場的討論非常激昂熱烈，充滿了政治控訴，唱很多俄國民謠和〈東方紅〉等歌。

齊邦媛因為父親齊世英在國民政府做事，領有公費，也被仇富，其實齊世英對子女的教育很嚴格，逃難時看到兒子坐車，就把他抓下來走路，也告誡子女不能用公家汽車接送上下學，公家書信用紙更不能私用，齊世英也明白告訴對於讀書會有新鮮感的齊邦媛說，讀書會就是共產黨吸收知識份子的外圍組織，不要參加。

至於學潮，在那個時代是不間斷的，如雅爾達密約公佈之後，在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追悼張莘夫：

張莘夫是工程專家，原為我父東北地下抗日同志。勝利後被派由重慶回遼寧接收全國最大的撫順煤礦，一月十六日赴瀋陽途中，被共軍由火車上綁至雪地，同行八人全被殘殺。俄共迅速拆遷東北大型工廠的機器，每遷出一地即協助中共軍隊進駐。這是繼去年十一月底響應昆明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校發動的反對內戰、反對美軍干涉內政為名的遊行後，第二次全國性學潮。同學中政治立場鮮明的，積極組織活動，口號中充滿強烈的對立。遊行的隊伍擠塞在一九三九年大轟炸後仍未修建的殘破道路上，路窄得各種旗幟都飄不起來，只聽見喊至嘶啞的各種口號，「打倒……打倒……萬歲！……萬歲！！！」自此以後，隔不了多久就有遊行，只是換了打倒的對象，除了經常有的「中華民國萬歲」之外，還有別的萬歲，每次換換即是。我參加了張莘夫追悼遊行，因為他是我父親多年的抗日同志，他們的孩子和我們一起在戰爭中長大。但是我既未參加遊行籌備工作，又未在遊行中有任何聲音，只儘量地跟上隊伍，表達真正哀悼誠意，但是從白塔街走到玉堂街就被擠到路邊了。後來我自己明白，原來我不屬於任何政治陣營，如果我不積極參與活動，永遠是被擠到路邊的那種人。如果我敢於在任何集會中站起來說，「我們現在該先把書讀好」立刻會被種種不同罪名踩死，所以我本能地選擇了一個輕一點的罪名：「醉生夢死」。

所以齊邦媛是真正做到弦不完的歌，每日濟慈雪萊的，又夜鶯又雲雀，學生的責任是什麼？讀書，但歷來成長中的世代，總有激進到不知所以者，又總以為多唸了幾本書，世界就該照我的意思走，所以毛澤東最討厭臭老九。齊邦媛專心讀書，也被視為不合群，學生為什麼要選邊站？看看1949年後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的作為，永遠在挑起仇恨找異端，巨流河第五章說：

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我常想聞一多到四十五歲才讀共產制度（不是主義）的書，就相信推翻國民黨政權換了共產黨可以救中國，他那兩年激烈的改朝換代的言論怎麼可能出自一個中年教授的冷靜判斷？而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衝動激情的後果嗎？

是啊，換黨做或政黨輪替就會變好嗎？從來都只能在爛蘋果中選一個較不爛的，或者為換而換，為新而換，無奈國民黨永遠打不過挑起仇恨的對手，激情衝動不止是齊邦媛的青年時代，現在也是，每到選舉，各種操作、口水、大聲就贏不斷上演，思想綁架之餘，只能以未來、想像、可能做賭注。

正面的力量永遠是當下作用輕微，在痛感之中小步前進，方才足以事後回味，認識到正面力量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