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這是歷史的悲哀，但如今「宰相」高歌當年「匪黨國歌」，卻痛批無力回天之棄民是「皇民」？這是歷史的恥辱！

        ＝＝＝【照妖鏡】＝＝＝

中國官方「中央電視台」於2014年7月7日在新聞節目中播出我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日前在台灣訪問內容，郝應記者要求唱出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如今，郝柏村在2014年11月17日下午參加中視《政治三缺一》節目，之後面對媒體時表示，無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是台灣皇民的後裔，柯的爺爺同前總統李登輝一樣都是皇民‧‧‧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這是歷史的悲哀，但如今「宰相」高歌當年「匪黨國歌」，卻痛批無力回天之棄民是「皇民」？這是歷史的恥辱！

曾經，有那麼一群人，打著「漢賊不兩立，反攻復國」的口號，吃香喝辣！

如今，還是同樣的一群人，打著「統戰大陸」的名目，在大陸依然吃香喝辣，爭向大陸獻媚。

這群人，他們常自稱自己是「黃埔健兒」，可是晚節真的是不保，丟盡了臉，踐踏了自己的尊嚴，不但踐踏了被拋棄之台灣人民，還綁架眷村票，更踐踏了許許多多底層的榮民、榮眷。

這些人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自我作賤，要當「黃埔賤兒」是他家的事，但是，總該想一想如何面對那些可憐的舊屬同袍，情何以堪啊！

事實上，有極高比例的所謂「外省人」，他們的光陰、他們的故事，和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一模一樣，甚至，他們過的還更「底層」，是在底層的最底層討生活！

多數的人民，並沒有足夠的政經地位，發不出他們的故事與聲音，不可能夸夸而談是去「統戰大陸」。

一九四九年，當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兵敗如山倒之際，有多少的「外省人」和三、四百年前的台灣先民一樣，像是個「羅漢腳」般，站在擁擠的甲板上，邊吐酸水邊遠眺西岸，他們，壓根不知將駛往何方？

他們，還比因「白曉燕命案」辭官時的馬英九更疑惑：「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他們，可能只是在田邊納涼，槍一架，被抓伕了，被迫跟著部隊，一個人離鄉背井，一輩子只能夢迴故鄉，他們，沒有選擇的機會，也沒有人問過他們。

他們，可能是上街買醬油，就被部隊的團長看上眼，槍一架，就要渡過「黑水溝」，他們的父母，從此不知孩兒的下落‧‧‧

這樣的故事有多少？看看中研院多年累積的老兵口述歷史吧！

看看一些外省人文史團體出版的「寄不出的家書」集吧！

八成以上的「第一代外省人」的故事，盡是大時代下的無奈！

在那樣的年代裡，除了那些跟隨著蔣介石政權的「八旗親王」、「皇親貴冑」、「貝勒將軍」與「仕宦子弟」外，還有更多的人是類似是當年跟著清軍入關的「兵勇」地位，他們，是一群被裹脅、根本不知世界發生何事的最底層討生活的「外省人」，沉痛地說，太多的被拉伕來台的「老兵」，地位和三百多年前的「兵勇」很雷同。

歷史巨輪下，已經沒法去一一細究探討當年的怨與愁了，戰亂下的偶然，他們面對了旁人無法理解的生命史，接觸了不是他們能操控的命運。六十多年過去了，要他們自己去回顧，恐怕也說不上當年的「抓伕」，對他們的生命，是好？還是壞？悲歡離合，如何說？也何必再說！

真的，台灣絕大多數的「底層」之「外省人」或「台灣人」，他們的生命歲月，真的並沒有太多的不一樣。

這些「兵勇」，他們剛到台灣的時候，操著南腔北調，就是說不出清晰的「京片子」，在那個「推行國語」的年代裡，他們，也都曾經因講方言，被當年的班、排長，如今的「黃埔賤兒」們的皮靴踢、被當眾打個老大的耳括子。

直到暮年，他們的京片子還是不標準，還要被自己的孫女、孫兒童言笑語：「爺爺，你講的話，我聽不懂耶！」

這些「兵勇」的生活不優渥，頂級士官長一個月才四十八元的薪俸，一個月看不了一場「梁山伯與祝英台」，一領一、二十年，要不是民國五十年代以後，俞大維當國防部長時看不下去了，一次調高到一百四十八元，他們的薪水，在當年的水準，比照現在的印傭、菲勞，高不到哪裡去。

他們的家庭，更不會是「光陰的故事」裡的那一類，不像那些「黃埔賤兒們」一樣有個美滿家庭，有個「大學」畢業的老婆、村子中有著一群整日無所事事，東家長西家短的外省眷村媽媽忙著串門子‧‧‧

為了擔心這些「兵勇」結了婚、生了子，就失去了「反攻復國」的鬥志。這些「兵勇」直到民國四十、五十年代交接時，當「八二三」砲戰過後，在美軍第七鑑隊巡弋台灣海峽下，兩岸幾乎不可能再有大規模戰爭後，蔣介石才准「兵勇」在台灣婚配。

歲月不饒人，這些「兵勇」個個邁入中年，甚至是老年，早在婚姻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他們能娶的，就是那些「高級外省人」眼中的「台巴子」：農村的貧女、山裡的原住民，他們的親戚，同樣是那些「底層的台灣人」以及「皇民」。

「底層的外省人」和「底層的台灣人」，就這樣在歷史洪流推動下，共育出他們的下一代。多數的「底層」眷村媽媽們，十個裡面有八個以上就是本省人。

他們的故事，不會是「光陰的故事」、不會有「擊壤歌」，竹籬笆裡面並沒有「春天」。他們的記憶，恐怕只有孫越孫叔叔演過的「老莫的故事」或是「搭錯車」。

真正的竹籬笆、真正的多數眷村，他們的後代，所謂的多數「外省第二代」，恐怕都是一九六○年代以後，才有機會被孕育，因為他們的父母，在這年代後，才有結婚的機會。

他們，身上流的血，有一半是「外省人」，有一半是「台灣人」也是郝大將眼中之「皇民」；他們往來的親戚，九成以上，都是世居海島的「皇民」。但是，他們還是在政治鬥爭過程中，被貼上標籤叫作「外省第二代」，現在，最大的大概都還只差不多五十歲。

那些有機會高唱「擊壤歌」之「眷村中的兄弟們」，父母享有優勢的政經地位，和那些台灣仕紳「尊貴的台灣人」一樣，都有更多的機會，受更好的教育，或者成為「黃埔健兒」。因此能掌握了詮釋權，講述著那些底層「芋仔蕃薯」都沒生活過的眷村歲月。或者是，傳唱著他們心目中的台灣史。

多數的「兵勇後代」（所謂的「外省第二代」），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底層台灣的表兄、表弟、表姊與表妹們（他們在台灣的親戚，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於母系）」都差不多，一起控蕃薯、一起爬樹偷甘蔗、一起在暑假的時候到工地搬磚頭、一起幫爸媽送報紙、一起穿著都是補釘的「太子龍」學生服、也是同樣的多年買不起一雙新皮鞋‧‧‧

他們的爸媽，不管是「底層的外省人」或是「底層的台灣人」，都在養雞、種地瓜；都要響應政府的「客廳即工廠」，在家裡堆滿了塑膠花與毛線球。每一次孩子要註冊的時候，也都是看著父母拿著繳費單，兩道眉毛擠在一塊兒‧‧‧

如今，這些領著優渥退休俸的「黃埔賤兒」們，當你們在北京備受禮遇時，講出來的那些自我作賤話語時，可嘗想過，對於那些「弟兄們」，你們還有臉相見嗎？